王大回毛祥東親點五大學生領袖之 ==========第1页========== ==========第2页========== 目 录 序（一）：《王大宾回忆录》的新视角、新观点/7序（二）：我為王大賓作無罪辯護/15 一、我為何成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中反工作組的造反派/1 1.文革運動中的造反派與保守派/1 2.我為何反對地院工作隊/4 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為何中少數派成了多數派/12 1.薄一波的批示與工作隊對反工作隊造反派的鎮壓/12 2.毛主席决定撤銷工作組/16 3.反工作組與保工作組的鬥争還在繼續/18 4.毛澤東的女兒肖力與地院文革運動/20 5.成立地院《東方紅公社》/23 6.到地質部上訪請願/24 7.“8.24”大辯論會/30 8.二進地質部上訪請願/33 9.發起成立“首都三司”/36 10.爭套地院文革運動的領導罐/37 11.徹底批判資產階级反動路線，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由少數派 迅速發展為多數派/41 三、我奉命參與並負責把彭德懷元帥從成都锹回北京/44 3 ==========第3页========== 1.在重慶我得到了朱成昭傳來的中央揪彭指示/44 2.王大來不同意揪彭，朱成昭才召我到成都負青揪彭的/46 3.我支持王大來等人的意見：現在不應揪鬥彭德懷/54 4.我決定派王大來、鄭文卿立即回京彙報，受到戚本禹的 批評/65 5.成都來了“钦差”胡樂成，並帶來周恩來的“三點指 示”/67 6.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北航紅旗揪走了彭德懷/70 7.聯繁火車事列，安全護送彭德懷回北京/75 8.載有彭德懷的34次列車到了北京站，李鐘奇帶來周恩來 的新指示/84 9.1967年7月，中央指示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聯合批鬥彭德懷/87 10.揪彭的決定與指示到底來自哪裡？91 四、我為何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94 1.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成了地院東方紅公社原一把手朱成昭的朋友知己/94 2.莱劍英對文革運動的熊度從完全支持轉向批評/96 3.朱成昭為何從聽令中央文革的支持者轉向對它的懷疑、批評/98 4.地院東方紅內部的不同意見與派别/106 5.我不知道，周總理、中央文革為何選中了我/107 6.我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109 7.朱成昭與莱向真的不同人生命運/112 五、老幹部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人也在關注關心地院東方紅/116 1.地院東方紅成了部分被衝擊的老幹部的避難所/116 2.李先念批給了地院東方红8萬元人民幣/118 3.王震到了小湯山醫院看望住院的我/119 4 ==========第4页========== 4.余秋里幫我安排到鞍山治病休養/122 六、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為分裂了/128 1.文革運動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朵拉的盒子”/128 2.地院東方紅的內部分裂與介入外單位運動的衝突/129 3.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發生分裂的原因各異/132 4.北京沒有形成，因一個焦點矛盾而對立分裂的有組織的天派、地派/132 七、我對毛主席召見我們五個學生頭頭告别紅衛兵運動的 款話的反思/138 1.地院同學對我傳達的毛主席召見談話的記錄稿/138 2.我對毛主席召見談話與批評我們錯誤的反思/161 八、周恩來叫我改名畢業分配去了四；换了馬甲别人就 放過你了？/168 1.周恩來叫我改名，畢業分配去了四川/168 2.周恩來主持清查“5·16分子”運動。我換了馬甲，照樣 不放過我/173 九、陳雲說：怎麼衹判天派？地派也要判/182 1.鄧小平、陳雲轨掌中共中央後，我由“516分子”變成了 “反革命”/182 2.陳雲說：怎麼祇判天派？地派也要判！/185 3.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186 4.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書”/188 5.實錄法庭出示的證據與我的辯護/191 十、我的生命還在過程中/201 1.我生命中的雨個女人/201 2.與時俱進，我在改革開放大潮中/235後記/252 5 ==========第5页========== ==========第6页========== 序（一》 《王大賓回憶錄)的新視角、新觀點 文研 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運動五十年的日子，很高興看到《王大賓回憶錄》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反思文革運動的新視角、新觀點。 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毛澤東發動群眾、介入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場政治運動。反思這場文革運動，不只要研究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運動、為何能夠發動這場文革運動，還要研究毛澤東怎樣審時度勢，發動和領導這場文革運動的，他的戰略目標、戰略部署，大勢的掌控，主動進攻，被動應對，策略轉換等等。總之，你不把毛澤東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對文革運動的反思，你對文革運動的回憶，往往就容易失實，失之於偏。這也是認識論的觀點，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 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戰略目標，是要打碎劉少奇掌控一線所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毛澤東要重回一線重建他能親自掌控與運作的新的權力系统，在過程中發現和培養堅持執行毛澤東主張的社 ==========第7页========== 會主義路線的接班人，保證其社會主義路線的傳承。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戰略目標，已不能用依合法程序的會議政變形式實現，必須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由此，毛澤東在完成發動文革運動的準備，制定和發出“5·16通知”，啟動文革運動後十年，有三個不同的戰略運作階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為破壞舊秩序，打碎劉少奇掌控一線所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階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開，為建立新秩序，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形式，重建新的權力系统的階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為鞏固通過文革運動所建立的新秩序階段。 《王大賓回憶錄》根據這個認識，回憶和反思了他的文革運動經歷。王大賓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北京地質學院文革運動中成立的群眾組織“東方紅公社”，以及由它發起和為頭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成為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反工作組造反派的旗幟、破壞舊秩序的先鋒隊。1967年3月5日，取代朱成昭成為地院東方紅一把手的王大賓，後亦被毛澤東美譽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1966年，北京59個大專院校，北大、清華、地院，在文革運動發動、動員群眾破壞舊秩序階段，在不同時段分别起了帶頭與示範作用。而抓典型引路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 “5·16通知”下發後，毛澤東在捕捉發動群眾的突破口。5月23日，吳傳啟等人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貼出了批判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時任學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楊述的大字報，但並不具有動員群眾的典型作用。5月25日，聶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批評宋碩、陸平、彭珮雲的大字報。毛澤東得知後，立即批示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果如所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國沸騰，學校師生對學校黨委領導批判造反的熱情高漲。因北大四清運動，以聶元梓等人為代表的四清運動的積極分子，與彭真支持的陸平為首的校黨委早已處在嚴重分歧與對立衝突中。打壓他們的彭真，在“5.16通知”傳達時已被點名批判，給了聶元梓等人勇氣和批判方向。對北大四清運動的情况、分歧與衝 8 ==========第8页========== 突，毛澤東應早已知曉。張恩慈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函毛澤東已有批示。北京大學的地位與影響不言而喻。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被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作為發動群眾投人文革運動的第一把火，其作用與影響確是歷史的事實。毛澤東欲擒故縱。劉少奇誤判文革運動，採取派工作組的方式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有的工作組稱為“抓遊魚”等），他還派王光美做清華工作組的顧問一實際上讓她掌控清華工作組，介人清華文革運動，意欲再創一個類似四清“桃園經驗”的“清華經驗”。王光美在清華五十天，指導工作組打壓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和教師，結果搞出七八百名右派，其典型人物就是蒯大富，所以當時清華的右派也被稱為“蒯派”。清華這次“反右派”運動成了1966年8月1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壓倒劉少奇的最题著的一根稻草。毛澤東決定，劉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决定撤出領導文革運動的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信，表示對紅衛兵“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大字報的“熱烈支持”。中國大陸的人民群眾，自此在文革運動前期有了毛澤東領導下的結社自由。毛澤東更在1966年8月18日，穿上綠軍装，戴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任窮女兒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革命群眾，公開表達了對紅衛兵造反的支持。蒯大富對抗王光美主導的工作組個案，清華大學的地位與影響，無疑是毛澤東打破劉少奇一線主導的舊秩序的利器。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恩來、陶鑄在文革運動的前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文革運動出現了延續工作組路線的保工作組保守派群眾組織，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的嚴重分歧與對立。在文革運動的這一時段，被薄一波“6·22批示”打壓、視為“右派”的北京地質學院的少數師生，以平民子弟為主體，在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以其鮮明、激進的反工作組路線的造反方向，第一個組織帶領上千人的隊伍，到地質部機關上訪請的造反行動，震動京城，亦驚動了毛澤東。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 ==========第9页========== 肖力，隨時瞭解與掌握了這一時段地院文革運動的情况、態勢。9月6日，聯合北京高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群眾組織，以地院東方紅為頭的“首都三司”成立。“首都三司”代表的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成立之初雖然處於少數派地位，但它符合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代表在文革運動第一階段動員群眾破壞舊秩序的造反大方向。經過1966年8月、9月的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群眾組織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已陣線分明，發展到互不相容、激烈對抗的局面。1966年9月23日，地院東方紅與保守派組織鬥批改兵團，為爭奪學院廣播台的控制權發生的肢體衝突，被視為文革運動中發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一次武鬥事件。時任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首先趕到北京地院處理這一事件。但吳德依據周總理的指示不能平息事件，無法擺平雙方的對立衝突。吳德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隨後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亦派關鋒、戚本禹到地院處理這一事件。在地院現場，吳德向戚本禹傳達周總理指示後，戚本禹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持‘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他們。”隨後有林彪1966年國慶講話，《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掀起全國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高潮。保守派組織迅速瓦解，反工作組造反派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多數派。依靠發展左派隊伍，瓦解保守派組織，團結大多數群眾，向劉少奇掌控一線建立與運作的權力系統造反，·成為當時毛澤東處理文革運動中分裂與對立的各派群眾組織的方針、政策。地院東方紅也隨之成為這一時段北京高校文革運動中造反衝殺出來的新典型、新領頭羊。王大賓代表地院東方紅，被毛澤東視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是真實反映了地院東方紅、“首都三司”在文革運動破壞舊秩序階段中的地位與影響的。《王大賓回憶錄》記述的這一史實，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深入展開，以更完整地還原文革運動歷史的真相。 在許多記述北京文革運動的書中、文章中，都會拿北京高校造反派組織1967年後所謂“天派”、“地派”之分，所謂“天派”與 10 ==========第10页========== “地派”的鬥爭說事。據我瞭解，被視為“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航紅旗負責人韓愛晶，與視為“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院東方紅負責人王大賓，他們都不承認北京有因一個焦點矛盾而對立分裂的有組織的天派、地派。《王大賓回憶錄》中對這一認識表述了他的觀點。我認為是符合當年北京高校文革運動真實情沉的。1967年，文革運動已進入毛澤東建立新秩序的新階段。爭奪在新秩序、新的權力系統中的地位與影響，主要表現為軍隊、幹部與群眾組織三者之間的博弈。分歧、衝突、對立已不像第一階段那樣兩軍對壘，陣線分明，左派、保守派已難以認定判斷。毛澤東為了實現第二階段建立新秩序、建立新的權力系統的戰略目標，必須面對現實，權衡利弊。面對周恩來支持的老帥，副總理們在1967年2月，代表幹部群體表達的強烈不滿情緒，雕大為震怒，亦不能不最後妥協，示出團結的善意，並發社論宣示正確對待幹部的方针。還發表《紅旗》評論員文章，將打擊幹部一大片的過錯，加之于劉少奇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面對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在軍隊支持下，表現出對王力公開講話宣佈、而實為毛澤東所决定的處理武漢間題方針的激烈反抗，毛澤東決定改變過往處理文革運動中分裂與對立的各派群眾組織、依靠發展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群眾的方针，以工人階級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的平等大聯合的方針取而代之。毛澤東同時批判了“揪軍内一小撮”鬥爭方向，果斷處理了王力、關锋等人，穩定化解了軍隊的不滿情緒。當年，王大賓對毛澤東文革運動戰略階段與戰略方針、部署的轉換，是認識不清楚的，頭腦膨脹、犯錯誤是必然的。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談話中，批評造反派組織多中心即無中心表現，認定山頭林立的眾多造反派組織，已發展到誰的話也不聽，實已成為了建立新秩序的阻礙，起了破壞作用。《王大賓回憶錄》正是依據這樣的認識，反思1967年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之間發生的個別衝突事件，反思地院東方紅與北大新北大公社之間1967年4月發生的民族文化宮展覽問题上的衝突。王大賓後來主張東方紅應事注學院運動，不要介入外單位運動的想法應是好的，但在當時 11 ==========第11页========== 的形勢下，他亦骑虎難下，無法掌控。王大賓對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他們五大學生領袖的談話有他自己的反思，也認識到文革運動的實踐證明自己不行，最終被毛澤東“不要”是必然的。對此，回憶錄中有較為明白的理解與評述，亦值得親歷過文革運動那段歷史的人們和研究者深思。 以孔丹為頭的“西糾”在成立之初，即在地院東方紅到地質部機關上訪請願時，就彼此發生嚴重的對立與衝突。事過近50年，孔丹在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中，表明他們這些老紅衛兵，“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繁”的人，與地院東方紅王大賓這樣的反工作組造反派，“具有本質的區別”。王大賓在回憶錄中批評了孔丹的這一說法，認為其骨子裡還是根深蒂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左右他的思維與判斷。不知孔丹能否接受對他的這一思想的評說與批評。因為他在書中表白，當年他是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狂熱鼓吹封建血統論的對聯的。然而，孔丹的認識與想法，可以影響到上層的政策，區別對待處理同樣參與文革運動同樣事件的人。《王大賓回憶錄》記述了他為何取代朱成昭，由二把手變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葉劍英對文革運動的態度，如何通過其女兒葉向真影響到朱成昭，成為他從聽從中央文革轉向對它的懷疑、批評的主要動因。葉向真與朱成昭等人，後雖同被打成“葉、朱反革命集團”，關進監獄，但終局卻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王大賓感慨評說：“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 王大賓對朱成昭人生命運的感慨，亦是對自己人生命運的感歎。文革運動中，能打上王大賓個人印記的大事件，應只有奉命參與並負責把彭德懷元帥從成都揪回北京這件事了。《回憶錄》詳述了王大賓參與這一事件的過程與細節，澄清了過往許多書籍文章關於這件事的不實、不全的描述，還原了歷史真相，是《王大賓回憶錄》的一大看點。在這一事件中，王大賓一方面在與彭德懷的接觸交談中，同情彭德懷的處境，並在認識上產生共鳴，為此不同意中 12 ==========第12页========== 央揪彭决定，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彙報，申述他們的意見，但卻遭到批評；另一方面，最終執行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和成都軍區派出幹部一起，負責帶領地院東方紅的戰士，把彭德懷安全護送到了北京。這兩方面的事實，都是當年的客觀存在，王大賓不能否定，他也從未否定。但令王大賓不理解的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可以對同時存在的客觀事實，選擇性地認定、採信，並據此作出懲罰。在鞏固文革運動新秩序的階段，曾經發動了清查“5·16分子”的運動，王大賓被認定為同情彭德懷，抗拒執行中央從成都揪回彭德懷的决定，據此指控為王大賓的主要罪行，將其打成“5·16分子”，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剝奪王大竇的人身自由，關押審查四年之久。而至文革運動結束後的1978年，又將王大賓逮捕關押五年，至1983年8月18日，根據陳雲“怎麼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王大賓被認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賓帶領地院部分學生，將彭德懷挾持，押到北京，“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為此，王大賓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剩奪政治權利三年。面對完全不滴用1979年7月6日頒佈、1980年1月11日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的審判，王大賓只能感歎：“當時的我能說什麽呢？這就是政治。”王大賓寫出他在文革運動中親歷的事，並公開出版發行，值得歡迎。這為研究和反思文革運動歷史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文獻。我和王大賓一樣，期待《王大賓回憶錄》引起關注，期待人們的爭議與 批評。 2015年10月于深圳 13 ==========第13页========== ==========第14页========== 序（二） 我為王大賓作無罪辯護 史實 認真讀完《王大賓回憶錄》。大賓囑我讀後為這本書的出版寫幾句話。我的讀後感，就是要為王大賓作無罪辯護。中國大陸現時的法庭能接受我對王大賓的無罪辯護，重審王大賓案嗎？我想這應是不可能的。那麼我為王大賓作無罪辯護還有什麼意義呢？和《王大賓回憶錄》一樣，將我依客觀的事實與證據，以法律為準繩所作的無罪辯護詞，亦留給歷史的法庭判决吧。 1983年8月1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市法〈83〉刑初字第96號)《刑事判决書》，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王大賓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這一判决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關於指控王大賓誣陷迫害彭德懷問题 在文革運動中，1966年12月17日至27日，王大賓奉命參與並負賣把彭德懷元帥從成都揪回了北京；在67年7月26日奉命由北航紅旗與地院東方紅聯合召開了批鬥彭德懷元帥大會，當時的地院東方紅報亦發表了批判彭德懷的文章等歷史事實與經過，王大賓在他的▣憶錄第三部分有詳盡真實的記述，這裡就不複述了。 15 ==========第15页========== 上述關聯王大賓的事實，被法庭採信成為對王大賓定罪判刑的主要依據。 回憶錄第九部分第五櫛：《實錄法庭出示的證據與我的辯護》證明，庭審中，在王大賓講到“周總理給我和谷首長的指令，‘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時，審判長打斷王大賓的回答，要求他回避提及周總理對揪彭的指示，包括胡樂成到成都時傳達的周總理的指示。 王大賓在回憶錄中還披露：“他們做我的工作，要我顧全大局。”“他們還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文革運動中，王大賓奉命亦參與其中秋彭德懷的行動，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亦不是王大賓這樣一個年青的大學生所能决定與左右的。在彭德懷問题上，法庭要求王大賓不能說的，要求他回避的事實是什麼呢？ 1.1959年7月23日上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彭德懷7月14日寫給他的信，說：“他們把自己抛到右派邊缘，祗差三十公里了。” 2.1959年7月30日，聶榮臻、葉劍英正式同彭德懷談話，向他提出三個問題：一、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二、這封信是什麼性質的錯誤？三、為什麼總是要在緊急關頭都要搞·下？ 3.1959年8月7日下午，彭德懷參加小組會。由於對與會者追逼“組織問題”大發脾氣，嚴正聲明“三條保證”，激起與會者猛烈圍攻，在康生和李井泉的反復追問下，彭說：“我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臺，你們願意聽，我可不能那麼講。” 4.1959年8月11日，毛澤東在八届八中全會上對彭德懷說：“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點經吧！” 5.195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作出《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决議》。 6.1959年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與會人員聯席會上講話，說彭德懷“居心不良，走到他的反面。”還說，他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 16 ==========第16页========== 混在我們黨内來。”“絕不可以背著祖國裡通外國。” 7.1959年9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彭黃反黨集團的決議》。决議說：“彭德懷、黃克誠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他們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是由來已久的。” 8.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擴大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報告和講話中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内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都有國際背景”，“背著黨中央進行派别活動。”並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插話：“祗要不是裡通外國。” 9.1962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審查委員會，由20人組成，下設辦公室，辦公地點在三座門，主要是審查彭、黄、張三人。 10.1965年2月14日，中央决定將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合併為彭德懷、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 11.1965年5月5日，康生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講：“我跟毛主席提出《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有關，與廬山會議有關。” 12.1965年9月7日上午，在彭、習事案審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康生說：中央最近分配這些人的工作，有些人可能認為他們的問題解决了。中央分配他們的工作，我們瞭解有兩方面：一、更便於我們審查他們的活動，所以我們不要鬆氣（有人插話：他們一出去就會叫)。二、黨還表示希望，希望他們轉過來。轉不轉過來全看他們自己。 1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評新编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文章把“翻案風”同廬山會議、彭德懷聯繫起來。 14.1966年5月24日，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說明中，稱1960年初“彭德懷反黨集團已被揭發批判”。 15.1966年6月初，三線建設委員會局以上幹部召開會議，學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批判彭德懷的所謂“反黨錯 17 ==========第17页========== 誤” 16.1966年6月4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給中共中央並毛主席報送《西南局三線建委辦公室關於彭德懷同志半年主要情况簡報》。簡報講了彭德懷五個問題。 17.1966年12月13日下午，周總理與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在釣魚臺開會時，討論李井泉寫給中央的報告，反映彭德懷現在很活躍，到處在跟人講他冤枉，他還說你們現在才反對劉少奇，我早就反對他了。說他在廬山會議上反對的就是劉少奇，不是反毛主席。經討論，周總理和江青等人一致同意並作出泱定，讓紅衛兵出面把彭德懷揪回北京。14日上午，戚本禹執行會議決定，委派中央文革小組的閻長貴找地院東方紅頭頭朱成昭，執行完成這個任務。14日下午，閻長貴在地質部找到朱成昭，向他傳達了中央交辦的這個楸彭任務。 18.1966年12月22日，胡樂成從北京坐飛機到達成都地院駐蓉聯絡站後，即向王大賓等人傳達了周總理給朱成昭的三點指示： (1)北地東方紅要和成都軍區起，安全地把彭德懷護送回京； (2)為確保安全，祗能坐火車，不能乘飛機；火車途中，隨時向中央報告；(3)不允許在成都開會批判彭德懷，此事要秘密進行，不聲張。 19.1966年12月23日，彭德懷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揪走後， 三線建設委員會電話請示周總理辦公室。 20.1966年12月24日，周恩來在鼋話記錄單上批示：“通知總參，如帶來京，應乘火車，不乘飛機。” 周恩來辦公室電話指示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負責人、三線建設委員會和成都軍區負責人：一、不要在成都鬥爭彭德懷。二、迅速把彭德懷接回北京。三、坐火車，不要乘飛機。 四、接送由地質學院東方紅與軍隊負責。五、沿途一切事務由總理辦公室安排（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生活和學習。) 21.1966年12月27日下午5時左右，彭德懷乘坐的34次列車到達 18 ==========第18页========== 北京火車站。北京衡戍區李鐘奇副司令員，拿出一個印有衛戍區字樣的大信封，交給王大竇與成都軍區的谷萬才。信的内容是傳達周總理指令：“奉總理指示，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同志。” 22.1966年12月27日晚，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我叫戚本禹給紅衛兵談，還是交衛戍區管理，可以叫北航紅旗和地質東方紅參加管理。” 23.1966年12月28日，凌晨3點，彭德懷被接到北京衛戍區五棵松連隊駐地監護起來。未經任何法定程式和審判，還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元帥被刻奪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直至1974年11月29日下午逝世。 法庭故意回避上述事實，而認定王大賓“挾持彭到北京”“誣陷彭德懷是‘陰謀政變、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其指控不但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且是顯失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滴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們在王大賓這一個案上，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嗎？能相信法律的公正、權威嗎？ 二、關於指控王大賓煽動“炮轟餘秋裡”、“打倒譚震林”、“打倒何長工”等領導人 關於1967年3-4月間，地院東方紅表態支持當時毛澤東、中央、中央文革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行動，官方指定的辯護律師姚啟超，當時就在法庭辯護中指出：“批‘二月逆流’問题，審判林、江都不起訴，王是個學生，我不必要說了。” 對這一指控，我們在這裡也不必要說了，其指控的不合理性與不合法性不言自明。 指控“打倒何長工”事，針對法庭出示的證據，王大賓當庭已作說明，地院東方紅在《關於地質部文化革命的聲明》中，祗是依據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點名何長工為三反分子，因而在表態支持地質部成立以李四光、曠伏兆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時，按當時行 19 ==========第19页========== 文慣例，照用了“打倒何長工”的話。法庭並無任何證據，證明王大賓捏造事實對何長工誣告陷害。 三、關於指控王大賓迫害地院聶克、馮景蘭、楊遵義等人對這一指控，當年聶、馮、楊他們都健在，法庭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詞來予以證明。 四、對王大賓上述指控定罪，適用法律完全錯誤 1.法庭判泱依據的是1979年7月6日頒佈，80年1月11日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王大賓的無罪辯護，亦應以這一未修訂前的《刑法》為準繩。以下所引《刑法》條款均為79版《刑法》規定。 2.《刑法》第九條規定：“本法自一九八0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 很顯然，法庭指控王大賓的上述行為，“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對此，凡對文革運動歷史有瞭解的人都是完全清楚的，這裡就不用展開說明了。 對法庭依據《刑法》有關條款規定，審判王大賓上述行為的違法性，王大賓在法庭最後陳述時就指出：“起訴書把我這個十六年前跟著黨中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犯錯誤的紅衛兵頭頭說成是反革命，把黨内路線鬥爭刑事化處理，是適用法律不當。” 在這裡還要指出一個事實，武漢市檢察院在《起訴書》中，說明其確認王大賓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應追究刑事責任，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而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顯然認識到引用《刑法》第九條規定，為審判王大賓的法律依據不當。故在《刑事判决書》中，引用適用《刑法》條款時，未採用《起訴書》適用第九條的規定。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大賓作出的《刑事判决書》，違反了《刑法》第九條的規定，而依據《刑法》其它條款規定，對王大賓依據“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審判判刑，其滴用 20 ==========第20页========== 法律的錯誤還用論證嗎？ 3.為了進一步說明對王大賓定罪判决適用法律的錯誤，不用論證，祗需將《刑事判决書》對王大賓定罪判决所依照的《刑法》條款抄錄如下，閱者自明： (1)《刑法》第九十條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 (2)《刑法》第一百零二條以反革命為目的，進行下列行為之一的，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刻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惡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實施的； (二)以反革命標語、傳單或者其他方法宣傳煽動推翻無產 階級事政的政罐的和社會主義制度的。 (3)《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嚴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誣告陷害幹部、群眾。凡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情節、後果和量刑標準給予刑事處分。國家工作人員犯誣陷罪的，從重處罰。 不是有意誣陷，而是錯告，或者檢舉失實的，不適用前款規定。 以“反革命罪”指控王大賓滴用法律的錯誤，這裡祗想強調一點，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了有關“反革命罪”的相關條款規定。 綜上所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否定了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革運動。王大竇積極參與了初期的文革運動，肯定是有錯誤的。但是王大賓無罪。以其參與文革運動的錯誤行為，錯誤適用《刑法》條款，判處王大竇九年刑期，顯然是不公平的，因而是错誤的。我們相信歷史會還王大賓一個公道。 21 ==========第21页========== ==========第22页========== 王大賓◇著 一、我為何成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 中反L作組的造反派 1。文革運動中的造反派與保守派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從發動走向高潮時段，給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在毛澤東領導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那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合法的，自願組合成立的各色群眾組織亦是合法的。由此，那時的中國人有了政治派别分類的新概念，創造出人們政治身份的許多新名稱，如走資派、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等等。要知1949年來，中國就是一個講究政治身份的社會，這些帶政治傾向標籤的新身份名稱，可不是鬧著玩的，一旦被贴上身，就難以擺脫而終身相隨，其福禍相連的命運將伴你一生。 我們現在都知道，走資派這個名稱，是毛澤東在與劉少奇爭論後，發出的指導四清運動文件二十三條中，由毛澤東首次提出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隨後人們的講話與文章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簡稱為走資派。 我們現在都知道，紅衛兵這個名稱，最早是由清華附中的一群中學生在1966年5月29日，在清華附中預科651班黑板上所贴的小字報上開始使用的，同時亦成為最早自發成立的中學生群眾組織的名稱。1966年8月1日，這天亦是中國共產黨八届十一中全會召開之 ==========第23页========== 王大賓回憶錄◆ 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驸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表示對紅衛兵“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熱烈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穿上了綠軍装，戴上了紅衛兵代表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大中學校的學生與群眾，公開表達了對紅衛兵造反的支持。紅衛兵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北京的大學、中學的廣大學生，先後成立了各種名號的自己的紅衛兵組織。 以清華附中紅衛兵為代表，主要以一批高幹子女為代表人物，主要由北京廣大中學生為主體組成的，被稱為“老紅衛兵”的群體，是文革初期首先登上文革政治舞臺的文革造反派。他們1966年6月24日、7月4日所寫的、並獲毛澤東寫信支持的兩張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就是他們的造反宣言，造反綱領。他們宣示：“修正主義統治學校17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我們的野心’是横掃 一切牛鬼蛇神！”“以階級鬥爭為綱”引導著他們的造反行動，從揪鬥學校領導、老師，到殺向社會破四舊，横掃一切地、富、反、壞、右之類的牛鬼蛇神、階級敵人。他們的造反高潮與最輝煌的造反業績，是反出了一個震動世界的北京“紅八月”。得消息之先的老紅衛兵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運動，動員群眾所需要的，因而成為文革運動中最先獲得毛澤東明確發聲支持的造反的政治力量。 面對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決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後，全國大中學校的新形勢，在一線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决定派工作組進駐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代替原學校黨委，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6月3日，以張承先為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取代了以陸平為書記的北大校黨委，領導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我所在的北京地質學院亦由國務院地質部，派出以副部長鄒家尤為隊長的文化革命工作隊，於1966年6月8日進駐，取代了地院黨委，領導地院的文革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歷史的事實是工作組進駐全國大中學校後的第一個造反行動。 2 ==========第24页========== 王大賓◇著 工作組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亦是以傳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來引導群眾的鬥爭方向與造反目標。1957年的反右經驗主導著工作組的思維。工作組領導運動主觀定調子、劃框框，矛頭向下，排左、中、右的許多做法很快起各學校部分學生與教職員工的不滿，並招致許多批評意見。劉少奇指導下的工作組，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形勢誤判，對許多對工作組有意見有批評的學生與教職員工，即採取類似1957年反右時的對策，組織開展了反干擾鬥爭，準備又要抓出、打擊、處理一批右派。我們現在知道，劉少奇批轉的《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見的報告〉》，批示道：“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秋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擎面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應届星業生，是打擊個别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有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文革運動初期，劉少奇、工作組、相信工作組的部分群眾，確實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有壓迫就有反抗。文革運動初期出現的工作組與批評、反對工作組領導運動的群眾對立的局面，是不是毛澤東當時設局，或是心中所希望出現的局面與時機，我不得而知，亦不應去推斷。魔史的事實是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從南方一回到北京，立即就抓住了工作組問題大做文章。結果就是工作組的撤銷，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持不同觀點的各色群眾組織紛紛成立。八屈十一中全會後，各校的文革運動局面，就是出現了主要是兩派群眾組織，在如何評價工作組問题上的激烈爭辯與對立。對工作組是肯定支持，還是批評反對，使原來的老紅衛兵組織和新成立的群眾組織，都迅速分化形成陣線鮮明對立的局面。這一文革運動的新形勢新情况，因對工作組的保與反的不同熊度，反映在當時中央領導的講話中，就有保工作組的保守派，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新提法。這裡想說明的是，根據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初始，反工作組的造反派都稱保工作 3 ==========第25页========== 王大賓回憶錄◆ 組的群眾為“保皇派”。後有中央文革領導對造反派說：稱“保皇派”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保工作組的群眾，建議改稱“保守派”，為造反派接受，“保守派”稱呼得以採用流行。 我就是一個反對地院工作隊的造反派。 2.我為何反對地院工作隊 我是1961年考人北京地質學院的。我真的是這樣想、這樣認為 的：像我這樣，一個來自四川西昌地區德昌縣大山中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毛主席、共產黨，要想走出大山到北京上學，真的是不可能的，不敢企望的。我衹有半歲時，才二十歲的父親 我的家鄉，德昌王道山下堡子 王德英就因病去世了，留下還衹有十八歲的母親與我，孤兒寡母，吃了上頓沒下頓，其艱難困苦深深地留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是毛主席、共產黨解放了我們窮人。1950年3月25日，我的家鄉德昌解放， 我們窮人翻身做了主人，我母親做了婦女主任，已經九歲的我才能走進學校的大門，到離家十多里遠的周家堡上了小學。從此靠著國 4 ==========第26页========== 王大富◇薯 家的助學金，也才得以從小學、初中、高中，直到考入北京地質學院完成大學學業。 吃水不忘挖井人。毛主席、共產黨就是我家的大恩人。從我上小學的那天起，我就衹有一個信念，一心跟著毛主席、共產黨， 一定好好學習，做個好學生，學好本領，長大了為建設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作貢獻。我是一個認真、講誠信的人，認准的理就會去做，泱不輕言放棄。說到做到，從小學到大學我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一直擔任學生幹部。我十四歲就由少先隊員轉為青年團員，在地質學院先後擔任班長、團支部書 初中、高中時獎状 記，1966年3月成為預備黨員。毛主席說過，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窮人出身的我對毛主席、共產黨有種自然的信仰與感恩。 按那個時候的說法，我有一種樸素的階級感情吧。 從小學到大學，從家庭到社會，我當時接受的思想教育是，也衹能是毛主席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教育，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史觀的教育，是對毛主席個人崇拜的教育。接受這種思想教育的結果，就是培養了我這樣 5 ==========第27页========== 王大賓回憶錄◆ 的一代人對毛主席的無限信任、無限忠誠，對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念，對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妄想使我們窮人再受二遍苦的階級敵人的無比仇恨。那個時代也許有個别的叛逆者，那衹能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異類，打入反動學生的另冊中。 我就是帶著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對毛澤束思想，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絕對信仰，對毛主席的無限信任無限忠誠，積極投入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我作出判斷，作出選擇，表明態度，採取行動的是非標準，衹有我認定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當然，每個人的選擇與行動都有自己的個人因素，我也不會例外。我這個大山中走出來的窮孩子，又有一種大山的性格，頂天立地，獨立倔強，敢作敢當。我認准的事理撞了南牆也是不回頭的。 1966年6月8日，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率領工作隊進駐地質學院，踢開學校黨委領導地院的文化革命運動。工作隊是帶了框框，設定了他們要重點打擊的目標，有備而來的。工作隊要打擊的目標.·就是地院的高元貴院長。我們現在知道，國務院系統及所屬院校的文革運動，在國務院領導和工作隊掌控時，是有統一的部署和計劃的，為爭取領導運動的主導權，一開始都是領導認定，主動向群眾抛出鬥爭批判對象的。如外交系統抛出了張彥，財政部抛出了許毅，商業部抛出了吳雪芝等等。 老黨委書記高元貴院長是我們地院大多數幹部師生一致認定的好幹部、好院長。我們都知道，他是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老革命，還是中國大學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但他沒有老革命、老幹部的架子，和廣大師生打成一片，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我對高院長的好感更是來自我和他接觸的親身感受。1961年我考入地質學院後，就被學院選中编人去蘇聯留學的預備班，準備從中篩選一些學生去蘇聯學習物探儀器無線電專業的。但到了1962年，中蘇關係開始變壞，交換留學生的協議也作廢了，亦影響到我們去不成蘇聯了。這樣我們這個留蘇預備班，26個同學就全部轉入了探礦工程系，同時學院要將留級的七位同學安排在我們班。其中 6 ==========第28页========== 王大富◇著 有六位同學大都來自農村，都是窮人的孩子，能有到北京上大學的機會實在不易。其中張樹聲同學已是第二次留級，按學院的規定要將他退學回家。這時我已檐任班團支部書記，陳世斌同學是班長。同是來自農村窮人的孩子，我深知一旦退學回家，對張樹聲同學的 一生命運將有何等的影響！我與陳世斌就去找系領導說情，系領導因不敢違反學院的規定不敢答應。這樣我們就斗瞻去找擔任黨委書記的高元貴院長。高院長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這兩個普通的學生，耐心地聽完了我們的請求。高院長稍作考慮就答應了我們的請求，並以激將法和我們訂下君子協議，要我門保證張樹聲同學能迎頭趕上，决不會再留級。‘我們履行了承諾，並要班上學習最優秀的吳孝思、李詢等同學專門負賣完成此任務。張樹聲也順利完成學業，畢業後亦在工作中表現出色，成為一方面的專家骨幹。按當時的認識，高院長是對窮人家的子弟有階級感情的，是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辦學路線的。一次平凡的接觸，平等的交談，高院長是個好幹部好院長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是難以磨滅的。 1966年6月14日，工作隊安排高元貴院長在全院師生大會上作檢查，按當時的認識，高院長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地院的大部分師生，包括我們班的同學都對高院長的檢查是滿意的，到會的全場師生給予了高院長熱烈的掌聲，表達了對他檢查的肯定。但要整倒高元貴，已是地質部領導與工作隊的既定鬥爭目標，工作隊豈能讓高元貴一個檢查就蒙混過關了。在工作隊的領導策割下，地院部分師生就以批高的假檢查為名，掀起了揭發批判高元貴、造高元貴反的一個浪潮。這一事實說明，工作隊及其追隨的部分群眾，亦是文革初期奉命造反的文革運動中的一類造反派。工作隊進駐地院領導文革運動後，還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一般有缺點錯誤的幹部群眾，在地院刮起了一股亂鬥亂批亂抄家之風。對工作隊這種不講政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做法，有先後兩次參加四清運動經驗的我，是很不攢成的。我們班男生住在北五樓的五層，樓下住的是低年級的學生。樓下大道旁就是贴大字報的蓆棚。一天早上八點多，我下樓看大字報，看見宿舍樓門口，放著 7 ==========第29页========== 王大賓问憶錄◆ 頂差不多有-一米來高的紙糊的高帽子，上面寫著“打倒黑幫分子許保林”。我一見就火冒三丈，一腳就踢翻了這頂高帽，大聲喝問：“誰幹的？站出來！許保林老師，一個政治輔導員也成了黑幫分子？！”在場的幾個學生說是他幹的，我一看旁邊站著的同學叫王××，是探工系二年級的。探工系的同學我都認識，他們也都認識我。我就質間王××，你憑什麼說許老師是黑幫分子？許老師60年才從探工系畢業留校，你們班的輔導員，你就要打倒他，還要遊街示眾！我在探工系還是有點威信的，我一質問，許多同學都圍了過來支持我，要王××講個理由來。王××有點被嚇住了，吱吱唔唔半天，講的是許老師不公，給別的同學評了甲等助學金，給他衹評了乙等。同學們一聽竟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就要把許老師打成黑幫分子，可笑可氣。在同學們的一片指責聲中，王××趕繁灰溜溜地躲回宿舍去了。 高院長檢查僅過兩天，地質部領導及地院工作隊就按他們的部署，在1966年6月16日上午，再次召開地院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地質部黨組書記、主持地質部工作的副部長何長工，率副部長胥光義、曠伏兆、鄒家尤，還有工交政治部主任李人林將軍一起出席大會。何長工在大會上指控高元貴有三大罪，一是非常高傲，與地質部對立，三年都不進地質部的門；二是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三是忠實執行了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據此，何長工宣佈地質部黨組的决定：罷免高元貴地質學院院長職務。 何長工一直是地院師生尊敬的老革命，大家都知道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跟著毛主席鬧革命。何長工副部長的侄兒就是我們探工系的老師。何部長每年都要到地院來作報告，或跳舞。我們都特别喜歡尊敬他，聽他的報告真是一種極快樂的事。他作報告隨口講，不用講稿，出口成章，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竞然在報告中稱毛主席為“老毛”，稱周總理為“小周”，可見資格之老。曾有同學問他，何部長，你那麼老的資格為啥不當中共政治局委員…他回答說：毛主席又不能搞同鄉會，湖南那麼幾個就夠了。何部長在我們心目中，當時是很偉大的革命前輩。他主持地質部工作後，視地院 ==========第30页========== 王大富◇著 師生為“何家兵”，對地院的學生有一種特别的關照。地質隊男的多，又常年野外工作，找對象不易。何長工就關心這個婚姻大事，希望地院的學生在讀書時就能解决這個問題。儘管高教部有規定，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不許談戀愛，但何長工竟在一次師生大會上為地院的學生出謀割策，說你們可以多搞點舞會，邀請北京醫學院的女同學來參加，你們也可以去醫學院參加他們的舞會，醫學院女生多，舞會上好聯絡感情。他甚至說，我和蘇聯地質部部長關係好，可以請他用飛機拉些蘇聯姑娘來和你們交朋友，蘇聯姑娘又多又漂亮。以往何部長每次來地院都會受到地院師生的熱烈歡迎。不料這次大會上，何長工講話和宣佈罷免高院長官的决定後，會場反應冷淡，甚至還引來一片嘘聲。凡是錯誤的領導不應無條件地服從。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都要用毛澤東思想去對照判斷是非。文革發動以來報刊的社論、文章一再宣傳闡述的上述思想觀點，已深深地影響了我們許多師生的思想行為。我當時就認為，說高院長三年不進地質部的門就成了罪過，不符合毛澤束思想，有以我劃線的宗派主義傾向。何長工在我心中受尊敬的形象無形中已開始失落。 對工作隊帶著框框領導地院的文革運動，對工作隊不講政策 亂鬥亂批亂抄家打擊 一大片，對工作隊壓制不同意見，首先站出來帶頭贴大字報公開表達不滿，公開批評工作隊的是地院的老幹部李贵。李貴，1916年出生，夫人鄭有蓮，張家口滦水縣 李貴和夫人鄭有蓮 農民，1918年出生， 太行山根據地，1936年入黨，婦女主任。朱、彭二老總、聶榮臻、肖克、肖華部下的李貴，滦縣長工出身，1938年入黨參加革命。1949年到張家口，進京，1952年李貴帶夫人調到北京地質學院，任 9 ==========第31页========== 王大賓回憶錄◆ 黨總支委員，地院黨委常委，保衛處長，教輔處長。6月18日大會開後，李貴就在辦公室對王暄堂等人談他的看法，認為工作隊將高院長抛出來批鬥，用心不良有陰謀；工作隊執行政策有問題，違背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是矛頭向下，打擊面過寬；我們要向新市委，向國務院、黨中央、毛主席彙報，反映我們的意見。李貴和地院黨委另一成員、團委書記安靜中牵頭，带著部分幹部黨員、教師去北京新市委上訪告狀。同時李貴等人又去了國務院接待室上訪。李貴對國務院接訪的同志說：我是地質學院黨委的，現在在黨委中是少數派，被支持工作組的同志孤立。但我不怕，我相信我們的意見是對的，工作隊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工作隊矛頭向下，亂鬥亂批，把一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青年娃娃都拿來鬥，隨意給一些女同志戴高帽子遊街，毛主席的政策哪有這一條！中央的政策還管不管用？工作隊搞高元貴有陰謀，搞的是他們不喜歡的幹部，轉移群眾的鬥爭方向，保護他們自己的幹部。在地院他們就要包庇聶克、周守成，我要給聶克寫大字報，他們就不讓我寫。按工作隊那樣搞文革會搞成什麼樣？我入黨快三十年了，長工出身，一個大老粗，毛主席、共產黨就是我的親生父母。為了黨的利益我豁出去了，不怕開除黨籍，不怕丢掉烏紗帽，什麼都不怕。就要盡我的力量，阻止工作隊違反黨的政策的亂鬥亂批，不能讓他們這樣亂搞下去。 6月20日凌晨，李貴再次組織帶領16位老幹部去國務院接待室告狀。接待室負責同志再次認真聽了李貴等人反映的情沉和意見，並對他們說，已將他們反映的意見彙報了，工交政治部馬上會派同志去地院瞭解情况，聽取意見。請李貴等人先回學校。 李贵等人回到學院，就貼出了一份《特急號外》： 我們今日凌晨，上書敬爱的黨中央、毛主席，彙報了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情况。工交黨委決定今日上午派代表來我院檢查。 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們，起來投入戰鬥，拿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權。 10 ==========第32页========== 王大賓◇著 李貴、王暄堂、鄧晉福、鄭伯讓、李明哲等16人 六月二十日 李貴等人的呼籲，馬上得到了對工作隊早有不滿、有意見的同學們的響應。田春林、周永璋、蔡新平、吉讓壽、孫司權、錢新、陳學明等同學帶頭，對李貴等人表示聲援。有同學在李贵家見到李貴床上有許多補丁的破舊床單，和家中破舊陳設，對比被李貴批評的，工作隊欲保護的聶克的特殊化、周守成的腐敗，被李貴這個老革命的艱苦樸素、始終保持勞動人民本色的優秀品德所感動。同學們拿起李贵床上的破蕾床單，高高舉起作旗幟，開始在學院内遊行。不斷地有同學加人遊行隊伍，很快就聚合起上千人。我也是早就對工作隊的錯誤搞法不滿的人，我馬上帶領探工系的大批同學加人了遊行隊伍，公開亮出了我批評反對工作組的態度。6·20的遊行隊伍就是我們地院反工作組的造反派隊伍形成與集合的開始。就這樣我成了文革運動中反工作組的造反派。 11 ==========第33页========== 王大賓回憶錄◆ 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為何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 1。薄一波的批示與工作隊對反工作組造反派的鎮壓 6月20日自發集合的遊行隊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同學的带領下，遊行到了工作隊辦公樓下，同摩們高呼口號，要求工作隊長鄒家尤出來對話。鄒家尤嚇得不敢出來，拖了很久，在群眾的壓力下被迫出來見群眾。蔡新平等人就要和鄒家尤辯論，要他回答群眾的疑問。鄒家尤臉色發白，兩腿發抖，不知如何回答。這時保工作隊的工人和群眾起來救駕，·為鄒家尤解圍。這就是北京高校文革運動中，發生在北京地院有名的6·20造反派趕工作隊事件。 工作隊以五七年反右派運動的經驗評判形勢，部署對策，認定6·20遊行與圍攻工作隊事件，是地院右派向黨進攻奪權的反黨事件，要堅决予以打擎。工作隊向薄一波副總理彙報了發生在地院的6·20事件。6月22日，薄一波作出批示：“人林同志，並長工、光義同志：應該明確答覆學生，李主任講的話是對的。工作隊是上級黨委派去的，它是代表黨組織工作的。要號召左派起來，跟工作隊一起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黨委有問題了，派工作隊去行使 12 ==========第34页========== 王大富◇著 黨委職權，這就是等於奪回了黨的領導權，如果再有人非趕工作隊不可，即勢必是奪工作隊之權，亦即奪黨的領導權，那麼誰來掌權呢？工作隊有缺點、錯誤，可以改進，但不能給工作隊扣什麼‘保皇黨’之名稱。” 工作隊有了薄一波的批示，自認為有了尚方寶劍，已是有恃無恐。工作隊一方面將薄一波批示壓下暫不公佈，以引蛇出洞，好一網打盡；另方面組織擁護工作隊的隊伍，對骨幹先行內部傳達薄的批示，統一思想，並積極收集反工作組群眾的材料與活動情報，準備反擊。 造反派對薄一波的批示一無所知，也無烏雲壓頂的危機感，堅信自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文革運動，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而鬥爭。造反派都認為工作隊有錯，自己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評工作隊的錯誤沒錯。我所在的探工系是地院反工作隊造反派的基本陣地之一，全系師生幹部絕大多數都對工作隊持批評態度，積極參加我們組織討論工作隊的問題，帶頭寫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我和我們系的十多個團幹部，都堅泱支持王大來等老師的革命行動，和他們一起開會，一起活動，一起窝大字報。6月23日，王大來毫頭有我等47人簽名的大字報《大騙局、大陰謀、大出醜大暴露！》貼出後，在學校引起極大反響。這張大字報立即成為工作隊打擊圍剿的重點，參予這張大字報的老師同學都成了重點批判對象，被工作隊劃為運動後期處理的右派名單中。 工作隊把握時機，認為地院的右派已有充分表演，牛鬼蛇神已經暴露，可以開始收網了。6月25日中午，薄一波批示被壓住不發三天後，地院廣播站的大喇叭，開始不停地反復播放薄一波的批示。工作隊和他的擁護者大有五七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黨中央以此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動員令一樣的感受，而為之歡欣鼓舞。早有準備，都想爭得頭功的工作隊擁護者，圍剿反工作隊造反派的大字報立刻鋪天蓋地而來。同時工作隊關閉了學院的兩道大門，禁止師生自行出校，限制師生的自由，不論何時離校都得經工作隊批准開放行條。而凡參加了6·20遊行事件的和贴 13 ==========第35页========== 王大賓回憶錄◆ 了反工作隊大字報的師生，都要逐個清查定性，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處理。地質學院立刻陷人白色恐怖中。 我們現在知道，1966年6月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會議，作出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代替原學校黨委領導文革運動的决定。工作組進駐後不久，在許多學校都出現了批評工作組，趕工作組的群體事件。地院的6·20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例。劉少奇直接從他的夫人王光美處，得知清華大學大富等人反工作組的情况；從他的女兒處，得知中學中反工作組的情况。如前所述，劉少奇對全國各地出現的反工作組情况，作出要打擊右派進攻的批示。文革運動的方向，由此對準了各學校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一場鎮壓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反干擾、抓遊魚的運動就此在各學校展開。 地院的工作隊長鄒家尤，我在1965年參加地質部西北四清工作團時就認識。當時他是工作團的副團長，我是他領導下的甘肅分團下的一個小組的副組長，後升為組長。參加四清運動的經驗告訴我，毛主席的政策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灌派，反對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四清的經驗還讓我注意到，搞運動一定要重視執行好黨的政策，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批亂鬥造成冤案。我負責的工作小組，負責酒泉地區的甘肅第二區测大隊四分隊。運動中，分隊的江書記向我彙報，說技術員龍仕斌有惡毒攻擊毛主席著作的問題，攻擊毛主席著作“糟得很”，材料已上報大隊保衛科了。我一聽就覺得這是一件大事。但我來第二區测四分隊後就常接觸龍仕斌，他技校畢業，給我印象非常好，在野外工作很吃苦認真，平時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很積極認真，他為什麼要攻擊毛主席著作呢？我知道要真有這個事，龍的罪過就大了。為了對龍的政治生命負責，我馬上安排一個工作隊員去保衛科看材料。接著我親自找龍仕斌談話瞭解情况。原來，他學習的那本毛主席著作，是他在1964年10月2日在銀川書店買的毛著簡讀本。目錄第一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二篇正好是“糟得很”和“好得很”，根本就沒有龍在毛主席著作上寫“糟得很”一事。情沉搞清楚了，就將送到保衛科的 14 ==========第36页========== 王大賓◇著 材料拿回銷毁了，避免了一樁冤案。四分隊的黨支部江書記和許隊長文化低，“四請下樓”的檢討都是我代他們寫的，四清運動的經驗，讓我對工作隊領導文革運動後，出現的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亂批亂鬥現象擔憂，很擔心我認識的老領導鄒副部長犯錯誤。我是一個老團員預備黨員，長期的組織教育養成了我較強的組織觀念。按組織原則，而且在酒泉四清中我門有交往，他是我的上司。抱著對領導愛護的想法，我6月16日大會後的第二天，我先後兩次去工作隊辦公室找鄒副部長，想當面向他提意見，當面向他彙報自己的想法，但兩次都不能見到鄒家尤。我有意見不吐不快，就把自己的意見寫成大字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在大字報中引經據典表達了本人的觀點：要把不執行毛主席路線和政策的工作隊掃地出門。我的這張大字報立即受到地質學五年級×××同學反擊，他的大字報名稱叫“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前述，同時我也在王大來等人批工作隊的大字報上簽了我的名字。這樣，我見不到鄒家尤，鄒家尤卻沒有忘了我，而且在反干擾運動中盯上了我。 工作隊在地院搞的反干擾運動，讓地院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搶打出頭鳥，帶頭遊行與贴大字報批評反對工作組的幹部師生，全都遭到打壓批判。李贵、王大來等十三名幹部被全院大會批鬥就不用說了，我也成了我們班與探工系批判的重點對象。工作隊逼我作檢查。我在檢查時卻拒不承認批評工作隊的錯誤有什麼錯，始終堅持不肯抹掉我在王大來大字報上的簽名。王大來的大字報前後衹剩下我和一年級的學生曹敏九二個學生的名字未抹掉。這樣我的檢查就不能過關。負責探工系的工作隊員老龐抓住我不放。老龐對我說，鄒副部長很關心你，批示我們一定要做好你的思想工作。鄒副部長說了，衹要你承認鐠誤，深刻檢查，有錯就改，還是好同志，不會再追究。老龐又勸我，領導這樣關心你，你要深刻檢討，你馬上就要畢業分配了，你要為今後的前途著想。我不表態，老龐就不放手。老龐對我說，這是領導交給他的任務，不完成任務怎麼向領導交待。在這種高壓下的白色恐怖氣氛中，剛剛自發聚集的無組織的 15 ==========第3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地院反工作組的造反派隊伍，遭受了第一次打壓與考驗，大多數人選擇了以沉默對抗，同時也深為自己可能被工作隊強加的右派前途而擔憂；但對自己批評工作組的立場與態度，他們還在堅持，决不會輕言放棄。我對自己的堅持有心理準備，心想了不起預備黨員不當了。反正，我志在山川，為祖國找礦，57年的右派學生，後來還是糾正了，我又不反毛主席，又不反黨，我表現一貫是忠於黨和毛主席的。黨的政策是看一個人的一貫表現。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常常是逼出來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發展成為文革運動中一個時段的一個群眾性的政治派别，實在是工作隊壓出來的，逼出來的。共同的感受與命運促成了反工作組造反派的聯合與抗爭。 2。毛澤東決定澈銷工作組 處於打壓下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也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文革運動的走向，事關自己的命運，對上層的政治動向自然高度敏感關注。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毛主席向全世界宣示，要帶領億萬人民在大風大浪中繼續革命。我們很快聽到消息，毛主席回到北京了，毛主席對工作組鎮壓學生不滿意。毛主席說了：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地質學院處於北京八大學院的中心位置，東面是北京鋼鐵學院，南面緊鄰北京航空學院，北面礦業學院，西邊不遠就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周邊學校雲集。工作隊可以關閉學校的大門，限制師生的行動自由，雖然那時還沒有手機、電腦、互聯網，但文革運動中迅速傳播的小道消息和各個學校運動的動向，是關不住，封鎖不了的，自由的思想更是禁錮不了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參加辯論會，發表批評工作組的講話的消息，很快傳到地質學院，傳到了我的耳中。 北大地質學二年級廣東學生何西平混入地院，到探工系二年 16 ==========第38页========== 王大賓◇著 級71641班向他的廣州同學古賣琳講了北大近况，很快我就知道。71641班，1964年開學時，系黨總支派我代理過他們的政治輔導員。聽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批評反對工作組的群眾的消息，我深受鼓舞。7月27日上午，我與11632班的周永璋、伏慶是，11622班的殷維候，15632班的蔡新平、杜金山、莊一龍相約，去北大找聶元梓取經。我是翻越學院西面的圍牆，逃出地院的。我們在約定的地方匯合後，就直奔北京大學。我們要去北大打聽消息，瞭解中央文革對工作組的態度。我們都想在北大能親自見到聶元梓。當時在我們的心目中，聶元梓是一個得到毛主席、黨中央支持的大左派，她說的話，她介紹的情况應是可信的。 到了北大，好不容易才找到聶元梓。那時找她求見的人特別多，一撥一撥的。聶元梓見到我們，得知我們是地質學院的很熱情，馬上請我們到她的辦公室坐，很耐心地認真聽我們介紹地院文革運動的情况，聽我們講工作隊如何打壓我們。我坐在聶元梓的旁邊打量她，覺得她年龄可能比我母親還大，沒有一點我想像中潑辣、敢打敢衝的英雄形象，衹是一個平常的普通的中年婦女的樣子。聶元梓聽完我們的介紹，就向我們講了江青、陳伯達到北大參加大辯論，支持批評工作組，講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已，自己起來 2013年10月，我和朱德瑜在北京看望聶元梓 鬧革命。聶元梓 還表示支持我們反工作隊的行動，並答應我們的請求，將地院文革運動的情况，向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彙報。 見到聶元梓，聽了聶元梓的講話，得到了她的支持，我們非 17 ==========第3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常高興，大受鼓舞。我們急著返回地院，要將我們見到聶元梓的情况，聶元梓介紹中央文革首長講話精神，聶元梓對我們批評工作組的支援，告訴地院的廣大師生員工。回到地院，我們馬上議定內容，由殷維侯執肇，寫好《走訪北大的聲明》，由我們七個同學簽名，用大字報抄寫貼到了北五樓底的保衛處大門外的牆上。大字報 一贴出即引起轟動，觀者雲集。從聶元梓處得到的資訊，95%的工作組犯了錯誤，工作組也可以批判，飽受壓制打擊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大受鼓舞，看到了翻身的曙光。 文革運動的形勢發展變化就是快。從北大回來第三天，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在會上宣讀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泱定》。毛主席還在大會結束時，走上主席臺和大家見面。那時學院運動還在工作組和他們信任支持的保工作組的人的掌控下，我們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大都不能去開會。但這個消息是不能封鎖的。我們當時就感覺到，撤銷工作組的决定是毛主席作出的，毛主席支援我們反工作組的造反派，我們解放了。 3。反工作組與保工作組的鬥爭還在繼續 北京市委作出撤銷工作組的决定後，地院的工作隊衹是停止了公開的活動，並未馬上撤走。工作隊還在積極安排後事，安排他們信任支持的師生，組成了地院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以繼續掌控地院文革運動的領導權。直到1966年8月13日，工作隊長鄒家尤代表工作隊黨委，向地院全體師生員工作了一個小時的檢查後，才帶著200多人的工作隊撤出了地院。鄒家尤的檢查並未否定工作組的工 18 ==========第40页========== 王大賓◇著 作，也未肯定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對工作隊的批評，更不用說為被工作組批鬥的師生平反道歉了。工作隊撤走了，留給地院的衹是保工作隊的保守派與反工作隊的造反派的對立與爭辯。 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爭辯鬥爭，需要集合力量，抱團取暖。毛主席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表示支援的資部，給了我們結社自由。組織起來造反鬧革命，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很快成了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共識。工作隊還未撤離地院，水文系四年級51621班的朱成昭同學，就帶頭與51622班的鄭文卿等同學，首先成立了一個“爆破戰鬥隊”的學生組織。朱成昭帶領“爆破戰鬥隊”，張貼大標語，要徹底批判工作隊在地院打擊一大片的機會主義路線，公開叫板工作隊，决不能讓鄒家尤、工作隊一走了之。 朱成昭對工作隊的造反行動，立即得到了反工作組造反派群眾的廣泛回應與支持。造反派積極串聯溝通，達成共識。1966年8月8日下午，在地院的“教工之家”，經聯絡到會的各系各班以及老師中的造反派代表開會，經大會討論，一致同意成立地院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戰鬥大隊”。朱成昭被推舉為戰鬥大隊的一把手、核心組的總勤務員。我亦被推舉為戰鬥大隊核心組的成員。 朱成昭同學年紀比我們都大一些，外表看也顯得老成。他來自上海，革幹出身。朱成昭的父親、母親都是安徽省無為縣人，抗日戰爭老幹部，父親是上海市建築工程局副局長，母親是著名的無為縣抗日女遊擊隊隊長。1960年朱成昭在上海高中畢業後在華東電子電腦研究所工作二年後，1962年考入地質學院。朱成昭比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學生，顯得見多識廣，成熟些，有主見，很有些領袖派頭，顯示出較強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朱成昭思想敏銳，在反工作組問題上態度鮮明堅定，得到造反派的信任，自然被我們一致推舉為地院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的總負責人。朱成昭原應是地院和北京高校文革運動中，反工作組造反派的學生領袖。 東方紅戰鬥大隊8月8日下午成立，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全文廣播了毛主席主持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决定：《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我們造反派聽了廣播，一 19 ==========第41页========== 王大賓回憶錄◆ 片歡呼雀曜，自然視黨中央的决定十六條，就是對我們反工作組造反派的肯定與支持，就是對我們剛成立的東方紅戰鬥大隊的最大支持。在十六條的鼓舞下，在東方紅戰鬥大隊的組織領導下，造反派刷標語，寫大字報，開辯論會，積極批判工作隊的錯誤路線。我記憶最深的是在大飯廳前廣場上，兩派學生大辯論，各站在一張桌子上對辯，和我對台辯論的是水文學一位女同學，她辯論不過我，就說：你像山裡人，黑不溜秋的…台下聽辯論的學生們，就哈哈大笑，你們俩剛好是一對。女同學紅著臉害羞地跳下桌子就跑了。保守派在院文革委員會的組織領導下，亦是毫不退讓，死保工作組，爭辯鬥爭之激烈是未曾親歷那段歷史的人難以想像與理解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爭鬥一時處於膠著狀態，其時保守派還實際掌握著學校的領導權，在人數上也佔有多數。北京工業大學校文革負責人、保守派頭頭譚力夫的保工作組的著名8·20講話，被印成傳單廣為散發，一時成為保守派保工作組的代表性觀點，得到保守派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支持。反工作組造反派此時仍倍感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的壓力。 4。毛澤東的女兒肖力與地院文革運動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重新回到一線。毛澤東需要隨時瞭解與掌控北京高校工作組撤走後的文革運動形勢。北京地質學院的文革運動應在北京高校中具有典型性。地院的文革運動受到了上層的關注。 毛澤東的女兒肖力，到地院調查瞭解文革運動情况，我是事後朱成昭告訴我才知道。據當時東方紅戰鬥隊核心組的田春林回憶：肖力到地院，找東方紅戰羽隊瞭解情沉，第一次是他首先接待的。 20 ==========第42页========== 王大賓◇著 東方紅戰鬥隊成立後的一天，當時他和伏慶是在教四樓二樓東方紅戰鬥隊辦公室。有同學带一位女同志來見他，要見東方紅戰鬥隊核心組成員。來人二十五歲左右，身高1.65米以上，身材豐滿，戴眼镜，齊耳短髮，上穿短袖白衫，下身藍布褲，手提一個黑色塑膠文件袋，腳上是塑膠凉鞋。田照辦，就把在其他屋忙的核心組人員都叫來並向他們作了介紹。那天核心組到場的有伏慶是、朱成昭、劉長風等人。聊的內容是問了核心組成員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讀幾年級等基本情况，並作了詳細記綠。又問了工作隊反干擾情况，東方紅戰鬥隊有多少人參加等等。當時還專門介紹了劉長風，說他是著名作家、長篇小說《創業史》的作者柳青的兒子。大約談了一個多小時，肖力就告辭走了。 當時肖力亦去了東方紅戰鬥隊的對立面、地院文革處瞭解情况。2014年4月22日，田春林在武漢中國地質大學，會見1966年8月後由工作組推薦安排任地院文革主任的地質系61級學生翁清豪時，翁告訴田：“我是從東方紅傳出消息後知道肖力就是毛主席的小女兒李納的，後來又從有關的報紙媒體上確認了她。事實上肖力也到我們校文革來過，也就是東方紅戰鬥隊成立的前後，是先到東方紅還是先到我們這裡我不清楚。她是以中央文革小組人員的身份來學校瞭解運動情况。大學生模樣，中等身材，戴眼鏡，手提一個塑膠包，皮膚較黑。是我接待的她，向她介紹了工作隊、6·20、反干擾等地院文革中的大事。她是衹提問題，作記錄，從不表態。這就是我和肖力接觸的過程。後來從東方紅知道了她的真實身份，才知道東方紅有後臺，是通天的，是毛和江支持的。” 1966年8月23日，地院東方紅首次到地質部上訪請願的那天，肖力又到地質學院調查瞭解地院東方紅的情况。當時，朱成昭非常小聲地悄悄告訴我：中央文革又派肖力同志來地院瞭解情况了。我們的情况都向她反映了。後來我們才知道，肖力就是毛澤東與江青 的女兒李納。 蔡新平回憶：9月5日，在地院東方紅再次到地質部上訪請願亦處於僵持状態時，肖力又來到地質部，找到總部的朱成昭、蔣良樸 21 ==========第43页========== 王大賓回憶錄◆ 等人，並把他們約到一個飯店，請他們吃飯，邊吃邊談。在聽取了朱成昭等人介紹情况後，肖力說：你們在地質部這樣僵持下去不是事，要考慮留有餘地，適當時要先撤回學校繼續堅持鬥爭。肖力8月23日、9月5日到地質部時，我已知她是主席的女兒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樸素形象，一身布衣的學生装，完全是 一個高年級的大學生模樣。臉型長的和毛主席年青時的照片中的樣子一樣，非常平易近人、和善，沒有一點其他高幹子女的那種優越感和盛氣凌人的架勢。一天下午，肖力又來地院了，我陪著她在地院轉了一大圈，最後到了物探食堂門外。當時也陪著我們轉的物探系紅物聯的負責人王年級學生郭侃，就給她介紹物探食堂的主管和大部分師傅，當時都是保工作隊的鐵杆組織“工人赤衛隊”那一派的，是學院“鬥批改兵團”和“院文革”依靠的力量。時常刁難甚至不給東方紅戰士們飯吃，食堂的大權掌握在他們手裡。肖力聽後，就給我們出主意：你們為什麼不自己辦一個食堂呢？肖力的一句話點醒了我們。後來，周總理也派了周榮鑫秘書長到地院來瞭解情况，促進我們兩派大聯合。我們也向他反映了吃飯間題。周聽後也說，這是一個大事，人總是要吃飯的。就給當時院文革的原黨委書記王焕寫了一個條子，要解决東方紅吃飯問題。這樣，不久我們東方紅就辦起了自己的大食堂，保證了東方紅戰士都能吃上飯。這事由郭侃辦的。 這以後，我和肖力也常有接觸。記憶深刻的一次，是1966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朱成昭幾個人開了學校的小車，去釣魚臺接了肖力，一起去門頭溝的京西煤礦，調查瞭解煤礦的文化革命運動情沉。這次活動是肖力安排的。因為我是學探礦事業的，鐵礦、煤礦都去實習過，到過礦山，下過礦井，對井下工人艱苦的掘進工作情况也比較熟悉，肖力要去京西煤礦，朱成昭特地叫上我陪同。到了京西煤礦，礦上的造反派頭頭先給肖力介紹礦上的文革運動情况。聽完介紹，肖力提出要下礦井，親自去看看採掘工人的工作情况。下礦井，肖力這是頭一次，朱成昭等人從前也未下過井。我陪同肖力他們下到井下，前行3公里左右，就到了一個煤礦工人 22 ==========第44页========== 王大富◇著 操作的採掘工作面。見到採掘工人的工作條件，看見煤礦工人，個個一臉都是黑頭罩面，停下來說話時，衹能見到他的眼睛在轉動，肖力不禁哭了。肖力對我們說：不是親眼所見，真不知道，也想不到煤礦工人的工作這樣辛苦、危險。毛主席搞工人運動，最早就是去的安源煤礦，他下過井，瞭解煤礦工人的艱難困苦，解放後他也 一直關心著他們的工作、生活。 聽了介紹，下了井，肖力對京西煤礦運動情況有了初步瞭解，我們就連夜返回京城了。回城路上，我就向他講述我在河北龍煙鋼鐵公司龐家堡鐵礦和山西臨汾煤礦實習的情沉，講了礦上一些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作風，和工人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肖力聽後很受震動。她說：她衹去農村搞過四清，瞭解一些農民艱苦生活的情沉。沒有到過礦山，這是第一次瞭解，見到煤礦工人這樣辛苦。肖力對農民、工人的感情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路上，她還談到地院束方紅的情况，可以感受到她對我們東方紅的主要頭頭，都有較多的瞭解。我亦相信，毛主席、中央文革對地院文革運動，對工作組撤走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與保工作組的保守派之間的激烈爭辯與鬥爭的形勢，是非常瞭解，非常明白的。毛主席常說，情况明，方向對，泱心大。現在想來，毛主席應正是評估了當時北京高校以及全國，在工作組的問题上，群眾分裂對抗的形勢，作出發表《紅旗》十三期社論，徹底批判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決策的。 5.成立地院“東方紅公社” 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爭鬥中，地院各系支持反工作隊觀點的學生、研究生、教師、工人，地院附中的師生員工都先後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組織。和保守派的鬥爭需要，促使了造反派組織走向大聯 合。朱成昭適時主持召集各造反派组織負真人阴合，經過協商，速● 23 ==========第45页========== 王大賓回憶錄◆ 成共識，由陳學明執筆起草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成立宣言，選舉了公社的核心領導成員。1966年8月17日，按巴黎公社原則組建的，有地院各個造反派組織參加發起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宣告成立了。公社成立時雖然還是少數派，但已經有上千名成員。在當時，是北京高校最強大的一支造反派紅衛兵隊伍，而且成員多為學生的幹部和共青團幹部。 經選舉，公社成立之初的核心領導成員為朱成昭、王大賓、周永璋、蔡新平、陳學明、蔣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為一把手，總負責。我為二把手，協助朱成昭工作。考慮當時的情況，李貴等幹部、教師暫未出頭擔任公社的負責職務。 公社設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政治部、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作戰部、後勤部。 公社成立的第二天，8月18日，黨中央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群眾參加。毛主席身穿綠軍装登上天安門，帶上了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第一次接見檢閱文化革命大軍。我們打著地院東方紅公社的大旗，帶著1000多人的造反派隊伍，從學院趕來天安門廣場參加了大會，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們大受鼓舞，誓言永遠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帶著陳保堂等幾個男同學，衝破金水橋的警戒線，將我們東方紅公社的成立宣言交給了警衛戰士，請他們轉交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黨中央。 6.到地質部上訪請願 現在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的人，說毛主席誤判形勢，誤判黨內矛盾，錯誤地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歷史的事實是，當時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人，也許其中有人心中另有想法，但公開的表現，無論是他們口頭的談話、指示，還是 24 ==========第46页========== 王大賓◇著 書面的批示、文件等等，絕沒有反對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的事實，而衹有支持的態度與立場。中國共產黨决定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並公佈的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條”，應是全體與會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翠手表决，一致通過的。劉少奇等人與毛主席在文革運動上的分歧，表現出來的，决不是要不要搞文革運動的問題，而是如何搞、搞誰的問題。劉少奇領導文革運動是派出工作組實現黨的領導，控制運動形勢，而如前述把批評反對工作組的師生，視為反對黨的領導的右派，予以打擊排除，因而運動的方向向下指向了群眾。他們不怕文化大革命，怕的是他們不能領導文化大革命，怕的是不能按他們的指向搞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強調的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矛頭向上，重點是整黨内走資派。 說1966年的我，一個20多歲的大學生，一個沒有任何高層背景，來自山區農村窮人家的孩子，文革運動一開始就得知或看到了毛主席與劉少奇的分歧，衹能是骗人的謊言。我投入文革運動，站在與堅特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立場，亦是對地院工作組要將我們這些堅定地批評過工作組的師生，劃入右派的前景的一種本能的反抗。 “右派”這頂帽子一旦戴在頭上有多麼沉重，多麼可怕！上大學的我早已見識與知曉，被57年反右運動打成“右派”的人，是何樣的生活與命運。“右派”這個政治身份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與“地、富、反、壞”並列的社會異類，人民的敵人。想到這一點，我們這些被工作組視為“右派”的師生，能不感到恐懼嗎？能不起來為自己的命運前途爭嗎？ 鄒家尤帶著地院工作隊撤走了。但是鄒家尤走前並沒有在8月13日的檢查中，對工作隊收集整理我們的這些批評工作隊的材料，對組織工作隊圍剿批評反對工作隊的師生，特別是把李貴、王大來等13名幹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鬥，對工作隊準備對我們這些批評工作隊的師生秋後算帳並凝割成右派的做法，沒有絲毫的交待，更不用說作出道歉與平反，銷毁所整理的黑材料了。對此我們怎麼能 25 ==========第47页========== 王大賓回憶錄◆ 放心，我們怎麼能不鬥爭，不行動。 當時更有《十六條》給了我們鬥爭的勇氣和信心。地院東方紅就是8月8日在《十六條》發佈當日率先成立的。《十六條》第七條更是直接給我們撐腰說話：“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贴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决不允許這樣做。”地院東方紅亦始終把當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所發社論、評論、文章所闡述的觀點內容，視為毛主席的聲音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認真學習執行。地院東方紅公社成立後第4天，8月21日，《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勝利前進》。社論告訴我們：“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衹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决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 同期《紅旗》還重發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評論員文章新增內容說：“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决抵制。” 地院東方紅公社衹能接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不接受工作隊的錯誤領導。為何批評工作隊，反對工作隊領導文革運動、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的錯誤做法，就被工作隊認定為反黨行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薄一波的批示認為工作隊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而不講工作隊執行路線是否正確都要盲從執行，是57年反右運動來一直向群眾灌輸的不講路線是非的黨的領導的舊觀念，是不符合毛凙東思想的，我們就要抵制、反對。地院東方紅要按照《紅旗》雜誌傳播的毛主席的指示行動。 地院東方紅公社成立後，總部核心組成員在朱成昭的主持下 26 ==========第48页========== 王大富◇著 接連開會，學習《十六條》，學習《紅旗》滩誌、《人民日報》社論等文章的最新精神，討論分析地院文革運動的形勢，商量如何與地院掌權的保工作隊多數派辯論鬥爭，如何改變我們反工作隊少數派仍受壓制的狀况。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們批評工作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解鈴還需繫鈴人”，要工作隊承認方向路線错誤，要工作隊交出整我們造反派的黑材料，為我們被工作隊批門的批評工作隊的師生平反道歉，還需到地質部請回工作隊長鄒家尤，不能讓工作隊、讓鄒家尤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了，一定要他回地院給我們說清楚，作出我們滿意的檢查。到地質部去上訪請願，到地質部去請回鄒家尤，回地院檢查。為組織領導到地質部上訪請願，總部的領導核心作了分工，成立了前線指揮部和後方留守部。前線指揮部由朱成昭為總指揮，蔣良朴、楊雨中為副總指揮。留守部則由我總負責，後勤工作朱德瑜負責。同時對東方紅戰士作了思想動員。一切準備安排就位，一個當時震動京城的地院千人上訪地質部的行為，就是這樣決定與實行了。 就在我們决定8月23日到地質部上訪請願的頭天，8月22日晚上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預先播放了《人民日報》定於8月23日發表的社論《工農兵要堅决支持革命學生》。社論說：“那些走資本主羡道路的頑固派，荒謬地把自己本單位的領導，同黨中央，同整個黨等同起來。…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如果違背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為什麼批評不得？為什麼反對不得？為什麼人家 一批評，就叫做‘反黨’、，‘反黨中央’、‘反革命’？”8月23日清晨，地院東方紅的千名戰士，排著整齊的隊伍，舉著紙制的標語旗幟，在再次聆聽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播《人民日報》這篇社論聲中，從地院徒步走向位於西四阜城門內大街的地質部辦公大樓。步行兩個多小時，隊伍進人地質部大院。東方紅總部朱成昭等人即去找部領導，希望接見，聽取我們的申訴與請求。東 27 ==========第49页========== 王大賓回憶錄◆ 方紅的戰士排好隊，靜靜地站在地質部大院內，等待地質部領導對我們請求的答覆。 地質部領導對地院東方紅千人到地質部上訪的行動，現在看來肯定沒有思想準備，也就沒有應對的預案。面對文革運動中，北京城中應是首次發生的群眾集體上訪事件，衹好迴避，不予理睬。朱成昭等人在地質部連接待的人都找不到。同學們自然也等不到對我們請求的答覆。 站著等待地質部領導答覆的東方紅戰士，已經站了兩個小時了，還等不到結果。站立的上訪，自然演變成了靜坐請願。千人的隊伍齊刷刷地在地質部大院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下來。我相信，當時一定有許多地質部的幹部，有著不同的心態，站在辦公樓上的各層的窗戶旁，觀望樓下大院坐在地上的黑壓壓的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造反的學生。 地質部領導仍然沒有回應。靜坐衹能堅持。已經過了午飯時間。而派回地院食堂打飯的同學，卻被學校食堂以過了開飯時間的理由，拒絕為上訪同學提供飯菜，衹得空手而回。群情激憤的東方紅戰士，被迫宣佈絕食請願。絕食决非東方紅總部的預案，實為事熊自然發展而逼出來的决定。為了追求在工作組“右派”帽子壓制下的解放，東方紅戰士在毛澤東號召下激發出來的激情與鬥志，對現在許多未曾經歷、未曾親臨其境的人，也許是難以理解了。但當年，那是我們義無反顧的堅定選擇。 在我們的戰士堅持靜坐、絕食請願的過程中，突然來了一大批北京中學的老紅衛兵，對我們進行“聲討”和謾駡。這些中學老紅衛兵指責我們，在國家機關大院裡搞靜坐絕食，是反革命鬧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為。認為“絕大多數工作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地質部工作隊是第一類。”高呼口號：“衹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這些中學紅衛兵對工作隊的看法，其實也衹是照搬了劉少奇當時對工作隊問題的看法：“工作組有三種類型，一是實行三同，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組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三是更加脫離群眾。然而，這麼大的運動，來勢又很猛烈， 28 ==========第50页========== 王大富◇著 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是通過一定的形式去實現，這個形式就是工作組，有了工作組就比較主動。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我們當然不能認同這些中學紅衛兵對工作隊的看法，不能認同他們對我們上訪請願的指責。但我們冷靜應對，不能與他們去辯論衝突，這可能正是有的人所希望的。我們調整隊伍，安排男同學坐到週邊，女同學坐在中間，對中學紅衛兵的挑釁不予理睬。而他們當時還不敢以武力衝擊，衹能站在我們隊伍外面叫喊，無可奈何。東方紅的戰士絕食靜坐堅持己有20個小時，直到8月24日凌晨 四點鐘左右，地質部辦公樓出來了一個年青幹部，告訴大家，要我們東方紅戰士到辦公大樓門口集合，有中央首長接見。我們的隊伍剛集合到大樓門口，就出來了一個領導站在門洞口。那時我們都不認識這位老領導，這個中年幹部先作了介紹，請國務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笳同志向同學們傳達中央指示。 陶魯笳手裡拿著一張紙，向我們照本宣讀了“中央指示”： 1.地質學院學生到地質部要求工作隊領導回學校聽取學生批評意見的行動是正確的，合理的。 2.現在决定，地質部領導於今天晚上去地質學院聽取師生的批評意見。 3.師生如有不同意見，可以進行辯論。 8月24日晨，從地質部步行回校的東方紅戰士集合在學校大操場 面向東方高唱“東方红” 29 ==========第51页========== 王大賓回憶錄◆ 這一成果原是總部接受肖力的意見，在北京新市委處談判的結果。於是我們結束在地質部的首次請願，將隊伍帶回地院準備迎接晚上的辯論大會。回地院的路上，雖有地院文革委員會派來汽車接，但東方紅的戰士都拒絕上車，堅持步行走回地院。 7.“8·24”大辯論會 8月23日到地質部上訪請願的成果，就是地質部領導，包括地院工作隊長鄒家尤同意8月24日晚，到地院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聽取各方群眾代表對地院工作隊的意見。這個聽取意見大會，其實就是保守派與造反派，在如何評價工作隊問題上的一場辯論會。 東方紅總部為開好這個爭來的辯論會，重視這個表達東方紅造反派的觀點、說服爭取群眾的機會，為此作了認真的準備，推舉選定了上臺發言的代表，討論了圍繞羯發、控訴、批判工作隊的錯誤罪行主題的各個發言人的發言內容。 辯論會在地質學院的大操場舉行。大操場用白灰從中劃一條線，東方紅的戰士自然地坐在了會場的一邊，而與其對立的地院“鬥批改兵團”的人則坐在了會場的另一邊。持觀望熊度的群眾與許多前來觀戰的外校師生則大都站在會場的週邊。 晚上8點左右，地質部領導何長工、胥光義，地院工作隊隊長鄒家尤，在陶魯笳的陪同下，在大會主席臺上就坐。主席臺上，亦是两派代表陣容分明，右邊是代表“鬥批改兵團”的任士田、程關林、胡守安；左邊則是代表“東方紅”的朱成昭、蔡新平、賈振遠。對何長工等人的到場，保守派“鬥批改兵團”的群眾立即鼓起掌來，而東方紅這邊的群眾卻無動於衷，聽不見一聲掌聲。文革運動中，不同傾向的對立就是這樣鮮明，毫不隱瞞。 陶魯笳宣佈大會開始後，就說請地院文革委員會的負責人主 30 ==========第52页========== 王大賓◇著 持大會。地院東方紅當然不能接受陶魯笳的這一安排，不能接受由地院文革委員會的代表來主特這個大會，這有失公平公正。地院束方紅的代表迅速作出反應，立即衝上臺去，奪過話筒宣佈：文革委員會不能代表地院全體革命師生，無權主持這個大會。文革委員會的代表亦自然不退讓，又搶過話筒，堅持由其主持。這時，雙方有多人衝上主席臺聲援，你推我搡，搶奪話筒，互不相讓，陷入僵局。 面對這種局面，初始陶魯笳、何長工等領導都面無表情，不予置理。眼看雙方要打起來了，陶魯笳不得不出面制止。經雙方同意，陶魯笳衹得宣佈大會由他主持，並决定大會發言一對一。首先發言的是我們東方紅的代表賈振遠老師。他以具體的事實，有理有據地揭露批評以鄒家尤為隊長的地院工作隊，在領導地院文革運動中，違背毛澤東思想，壓制不同意見，打擊鎮壓批評反對工作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錯誤做法的革命師生，圍剿革命派、反干擾，抓遊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鄒家尤必須為這些受工作隊打擊的革命師生平反、道歉。 接著發言的是鬥批改兵團的代表地質學11632班學生（三年級)毛炎超。他的發言就是為工作隊平功擺好，說一個多月來，地院在工作隊的領導下，鬥了多少黑幫，寫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鬥了多少右派，反動學術權威，抄了多少家，寫了多少大字報，批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他反復強調劉少奇對工作隊的評價，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隊是好的，比較好的，對工作隊的不信任就是對黨的不信任，反對工作隊的領導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後胡守安工人上臺時發言，說“工作隊就是好”，“鄒家尤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不當話語，為工作隊幫了一個倒忙。 就在輪到東方紅代表蔡新平再次發言時，鬥批改兵團的人卻衝上了主席臺，搶套話筒，企圖阻止我們代表的發言。我們亦不甘示弱，幾個同學亦衝了上薹，與對方推推搡搡。儘管我們的代表堅持發言，由於受到干擾，沒了話筒，發言效果大打折扣。 這時支持鬥批改兵團、前來為其助威打氣的、23日就在地質部 31 ==========第53页========== 王大賓回憶錄◆ 指責我們的那批中學老紅衛兵，有幾個人也衝上了主席臺。他們的拿手武器就是“血統論”，抛開工作隊對錯是非這個主題，單刀直人，厲聲責問我們臺上的代表蔡新平同學： “你是什麼出身？”“革幹！”蔡新平大聲說。他們又轉向台下高聲發問： “你們地院東方紅裡有多少‘黑五類’？”沒有人回答。 “地院東方紅裡的‘紅五類’，都給我站起來！”大家都穩坐泰山，沒有一個人理睬。蔡新平毫無畏懼，繼續他的高聲雄辯。 對這場大辯論，當時對立面代表之一的程關林，在2015年6月發表在《昨天》上的回憶錄《被遺忘的群體》中記述說： “蔡新平振振有詞地引用中央文革一個又一個最近講話，但很快被我方幾千人的嘘聲所淹沒。這時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頭：‘暮色蒼茫看勁松…’‘東方紅’幾千人齊呼：6…無限風光在險峰’上萬人的操場籠罩在一種哀兵動人的氣氛中。 我在辯論開始前還跟蔡新平就主席臺名額，辯論次序等爭得面紅耳赤，此時，我頗有理虧心虚之感。 震驚北京的地院‘8·24？大辯論以我方大敗而告終。當晚，我派不少人就宣佈退出紅衛兵（或鬥批改）。我方辯論組組長谷尚禮、副組長王××也被撤换。可以說，‘8·24大辯論後，院紅衛兵已名存實亡，堅持的衹是勘探系‘紅衛兵’等各系保守派戰鬥小隊及工人赤衛隊。 奇怪的是，一直支援我們，這次又主持辯論會的陶鲁笳，在辩論會前還熱情與我方代表握手，還拍拍我肩膀。而當雙方正辯論時，一個秘書模樣的人向他遞了張紙條後，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氣的皮球，對‘東方紅’代表唯唯諾諾，低聲下氣。 32 ==========第54页========== 王大富◇著 8月25日凌晨，我正為陶雪笳在辯論會上表態支持‘東方紅’而惱火，祝天惠來電話，說陶會笳、李人林要接見祝、程等人。我正生著陶鲁笳的氣，未去。一個多小時後，祝天惠敲開我的門：‘國務院工交口是支持我們的，會上表態祇是一種策略，因為中央文革的也到了辩論會現場。今後調子要變… 我方按此調，迴避工作組問題，強調向前看，革命學生團結起來，共同搞好院內鬥批改。此舉收效，一批人宣佈退出‘東方紅’。但大家已明白，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是支持‘東方紅’的，所以大局已難以挽回。由於周榮鑫曾向胡守安和我面授機宜，所以我底氣還是很足的。” 正如程關林回憶所說：中央文革的也到了地院8·24辯論會的現場。田春林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辯論一開始肖力就來了。她在會場後面時而走動，時而佇足，觀察辯論會進展情况。陪同肖力在會場後面的有田春林、伏慶是、劉長風等同學。 8。二進地質部上訪請願 8·24大辯論會後，地院文革運動中的保工作組的保守派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對立、爭鬥更趨激烈。造反派雖有發展壯大，但仍處於少數派地位，仍受掌權的多數派、保守派的打壓。 “擒賊先擒王”。要徹底批倒地院工作隊的方向路線錯誤，求得造反派的翻身解放，甩掉工作隊強加給我們頭上的“右派”帽子，東方紅總部商討決定，再進地質部上訪請願。决心要揪住鄒家尤，聽取革命師生的批判，促其真正認錯認輸，為我門造反派平反道歉，並銷毀工作隊整我們的黑材料。二進地質部時，總部分工還是我和朱德瑜留守學校，負責後勤吃飯問題。前線指揮部還是朱成 33 ==========第55页========== 王大賓回憶錄◆ 昭、蔣良朴、楊雨中負責。 1966年9月5日下午1點，在朱成昭的带領下，1000多名東方紅戰士再次集合隊伍，徒步走向地質部辦公樓大院。3點15分到達地質部，在高唱東方紅，學習幾段毛主席語錄後，總部的蔣良朴同學代表東方紅向在場的何長工提出了我們的要求：強烈要求地質部黨委把鄒家尤交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揭發、批判、鬥爭。 何長工回應說：不是我們不交鄒家尤，他現在不在部裡，到什麼地方開會去了我也不知道。再說，陶魯笳同志說了，雙方辯論幾次，然後鄒家尤再回去作檢查，這也是你們雙方協議的。魯笳同志是我們的上級。 我們一個同學立即反駁何長工的說法：我是二十個代表之一陶魯笳根本沒有這樣講：雙方辯論幾次，看辯論情况再作檢查。 蔣良樸接著又明確提出三點要求： 1.把鄒家尤交給我們，回去聽取意見，我們保證他的安全。 2.要求部黨委給我們革命串聯的方便。 3.把高治平叫回學校，聽取群眾批評意見。 過了不久，何長工卻告訴我們鄒家尤已經回地院去了。我們認為這是何長工、鄒家尤對付我們的一個花招，讓鄒家尤回地院接受鬥批改兵團的保護，而不是交給我們，是為了好逃避我們的揭發批判。為此，我們就要求何長工把鄒家尤從地院叫回來，交我們揭發批判，而不要由此引發群眾鬥群眾的對立局面，何長工就推脫說：鄒家尤已經去地院了，我管不著了。鄒家尤和我們玩起了躲貓貓。 就這樣僵持到了晚上9點時，由於此時成立不久的西糾頭頭孔丹帶著西城糾察隊的大批老紅衛兵的到來，事熊激化，演變成了西糾與地院東方紅的激烈對抗與衝突。48年後的今天，我在孔丹所寫的《難得本色任天然》一書中，看到他對這一事件的回憶與描述：“這是衝誰來的啊？我們會有一個内在的本能反應。”“我們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繁，老幹部受到衝擊時就要站出來保護。”“當時，朱成昭、王大賓為首的地院東方紅衝擊地質部，揪鬥何長工。 34 ==========第56页========== 王大賓◇著 西纠過去制止，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西糾參加這個行動時，有好多領導人的後代，鄧榕、徐帥的兒子徐曉岩等都參加了。那次地院東方紅衝擊得很厲害，我記得在樓梯上，已經發生肢體衝突了，後來雙方就在樓梯上僵持著。”薄熙來那天也來地質部參加了這個行動。 當年的《東方紅報》對西糾與東方紅的衝突亦有過記述：“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糾隊員奉‘總部’命令先後来到地質部。西糾一進地質部就封鎖了主樓南門，利用何長工等人提供的廣播室大肆廣播鎮壓革命群眾的保皇文章，向地院‘東方紅’施加壓力，並增派‘憲兵’把地院‘東方紅’戰士包圍在樓前院內，連上廁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難。 地質部事件的整個過程都是何長工、鄒家尤造成的。何長工曾說：‘我們過去流血流汗打江山，現在他們（指地院東方紅)還沒有接班就來票我們的政了。’胥光義說：‘地質學院是何部長一手辛辛苦苦搞起來的。’西则說：‘何長工是跟毛主席長征過來的老幹部。’還保證鄒家尤沒問題，造謠說：‘中央發給了他們一個給予保護的證件。 地院‘東方紅’當時雖處於少數，但他們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保皇派勢力進行了頑強的鬥爭。西糾拼命保皇，地院‘東方紅’一反到底，鬥争非常激烈。西糾後臺之一許明怕露出馬腳，急忙在第二天打電話給她的寵兒，命令他們撤退，直到第二天，西糾才灰溜溜地撤走了。” 孔丹認為：他們這些自認“老子英雄兒好漢”，血統高貴的老紅衛兵，和我們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具有本質的區别。”是的，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的人，對被“老幹部”僅因其對工作隊持批評意見，就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應是完全不同類的人，他們始終是無法理解、同情我們這些“右派”的處境的，還竟敢起來向“老幹部”爭取自己的人權，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權 35 ==========第5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利在他們眼中也是不行的。 如前上述，二進地質部上訪請願堅持13天後，我們聽取了肖力的意見，於9月19日將隊伍撤回了學校。 9.發起成立“首都三司” 與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的鬥爭，促使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走向聯合。1966年8月27日，以血統論為組織路線，以高幹子弟為主導，排斥“黑五類”子女，並以工作組操控建立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員會領導的保工作組紅衛兵，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地質學院鬥批改兵團紅衛兵參加了一司。隨後，9月5日，又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二司宣告成立。二司中雖有北航紅旗少部分高校造反派組織參加，但其領導層亦偏向保守。地院東方紅認為，我們要堅持真理，就要旗幟鮮明。我們决心要旗饿鮮明地高舉批判和反對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的旗幟，聯合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建立自己的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互相支持，聯合行動，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去爭取批判工作組錯誤路線鬥爭的勝利。這時，東方紅外聯組長周永璋已主動帶人執行這一任務。 周永璋組織能力很強，帶領邱世濤、趙國柱等同學很快就聯絡了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戰鬥隊、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16所高校的16個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並達成聯合成立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共識。經過9月初的先後兩次籌備會議的準備，“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 三司，由聶樹人執笔起草“三司宣言”，於1966年9月6日，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告成立。劉志堅、戚本禹、楊成武、鄭維山等領導到會。劉志堅發表了講話，表示了對三司成立的支持。在三司的成立大會上，我代表地院東方紅宣讀了大會開幕詞。 36 ==========第58页========== 王大賓◇著 三司成立後，先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辦公。總部委託周永璋為三司的第一任負責人，一個月後由田春林接替。三司出版了自己的報紙《首都紅衛兵》，由東方紅派出的聶樹人負責。隨後又將地質東方紅孟繁華、黃平穩同學調到“三司”宣傳部。 首都三司在批判工作組錯誤路線的鬥爭中，迅速發展壯大，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成為全國造反派的一面旗職。 10.爭奪地院文革運動的领導權 9月19日，我們將将在地質部上訪的隊伍辙回地院後，如何在地院推進文革運動，把批判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的鬥爭進行到底，改變我們少數派的地位，爭取團結地院的大多敷幹部師生？總部開會反復商討下一步行動。我們按毛主席的教導，認識到革命的根本間題是政權問題。為什麼工作組撤走了，我們仍然受壓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為何隨時還會強加我們的頭上？根本的原因還是地院的文革領導權，掌握在工作隊操控下建立的保工作組的文革委員會手上。我們不能衹是乞求他人為我們平反正名，我們應按毛主席的教導，自己解放自己。我們要爭得地院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自己為自己平反正名！ 1966年9月23日，之前周榮鑫秘書長多次到地質學院做两派的工作，要求“鬥批改兵團”工作隊臨走時成立的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交出工作隊搞的黑材料，當眾銷毁或退還本人寫的檢查，兩派聯合團結搞好鬥批改，並協商好，地院廣播電臺，兩派平等使用，“東方紅”和“批改兵團”輪流使用。但“鬥批改兵團”違約，才幾天就不執行周榮鑫秘書長主持達成的協議，拒絕東方紅進入和使用院廣播台。這時，朱成昭當機立斷，抓住戰機作出奪取廣播台的泱定。 根據總部的决策，東方紅發表聲明，不承認院文革委員會對學 37 ==========第59页========== 王大賓回億錄◆ 校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宣佈其未按十六條規定的巴黎公社原則，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工作隊-…手操控建立，因而是違反十六條的，是不合法的，應予解散。東方紅公社查封了院文革委的辦公室，並組織隊伍去接管學校的廣播台。我們接管廣播台的行動，遭到了院文革的強力阻撓，發生了你推我拉的嚴重的肢體衝突，雙方僵持了將近十個小時，雙方之間互有抓傷撕破衣服。那天，我還親自爬到電線杆子上去摘掉廣播的大喇叭。 9月23日，地院造反派與保守派爭奪院廣播台事件，顯示北京造反派與保守派的衝突，已經發展到矛盾激化的狀態。如何應對與處理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分歧與衝突？是要求造反派與保守派平等聯合，還是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教育團結保守派，實現大聯合？似乎是當時擺在毛主席與其他中央領導面前的一個急迫問题，一個依靠誰、團結誰、批判誰，以推進與發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問題。 時任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在其文革後的口述《十年風雨紀事》中，提及他當年處理這一事件的經過： “市里第一次武鬥在地質學院，大概有‘東方紅’這一派参加，我忘記另一派是什麼組織。一派保地質部的何長工，另一派反對。發生武鬥後，因為是北京市內發生的首次武鬥，大家都驚得什麼似的，我們就火急火燎地報告周總理了。周總理找我、鄭維山、丁國钰去，讓我們三個人出面與兩派談判，傳達周總理停止武鬥的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周總理還叫鄭維山由北京軍區派一支徒手部隊把雙方分割開。周總理派地質部的一位副部長鄒家尤和我們一起，他做‘束方紅’對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們做‘東方紅’這一派的工作。 我們到地質學院後，就找兩派的頭頭來談。我們一再派人去叫，兩派的頭頭都不來，衹讓他們各派的參謀長來了。我們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讓兩派罷兵，談不攏。我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 38 ==========第60页========== 王大賓◇著 夜晚時，有人送給我一張條子，滌子的內容大意說，派關锋、戚本禹同志為聯絡員來解决間題。條子的署名是陳伯達。又過了一會兒，又有人送來了一張條子，叫我們與戚本禹談談。我對送條子的人說：不知道戚本禹在哪裡。這個人便領著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戚本禹聽完後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持‘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夹文革小組支持他們。戚本禹還說：你們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一邊，還是站在另一邊？口氣相當無理。 戚本禹又說是否可以這樣，‘束方紅’今晚有個大會，你代表市委主持‘東方紅’今晚的大會，把那個姓鄒的地質部副部長交給他們批鬥一下就回去，他們祇批鬥半個小時。我說是周總理讓這位副部長和我們一起來的，怎麽好來批鬥呢？ 戚本禹說批鬥的時間不會長，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國鈺先回去了，鄭維山看到這個勢頭也藉口走了。我留下參加‘東方紅’的大會。他們說你先說幾句，然後批鬥一下地質部副部長，最後由關锋宣佈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當時，朱成昭還不同意由我主持會議。我看見戚本禹與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陣，最後，戚本禹對我說，你來主持。 開會後，他們派了雨個人先批判了鄒副部長，然後把他送回去了。以後，關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說：‘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東方紅’這一派。關锋念後，宣佈大會結束。 我回來後，很不是滋味，強打精神向周總理彙報說武鬥已經停下來了。周總理聽後說那好，就沒有再說話。” 三司的《首都紅衛兵》報，事後對這一事件亦有報導：“北京地質學院召開大會徹底批判工作組方向的路線的错誤 39 ==========第6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全面地、認真地、底地、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條辩事陳伯達同志派關锋、戚本禹兩同志作北京地質學院觀察員吳德同志主持大會，關锋同志講話 [北京地質學院二十四日訊]今日凌晨，在我院大操場由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同志主持，召開了全院師生員工大會。陳伯達同志派往我院的觀察員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锋、戚本禹同志出席了大會，關鋒同志代表他與戚本禹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說： 一、我們支援你們的要求，家尤應當到少数派學生那裡去檢討。不管有多少學生，都應當隨叫隨到，這是中央撤銷工作組時早已說清楚了的。 二、我們支持你們的要求，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長工應負青任，也應當去檢討。 三、多数派同學，既然你們對工作組沒有意見，你們應當歡迎和支持少數派同學要求鄒××去檢討的行動，你們不應當阻撓他們這樣做。如果你們採取阻撓的行動，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四、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少数派同學到地質部機關去要求鄒××檢討的行動，不能說是错的，是對的。 關锋同志的講話得到了與會全體同志的熱烈歡迎，博得了陣陣掌聲。 關锋同志講話後鄒××表示願意聽取我們的揭發，隨叫隨到。 吳德同志講話，他表示完全擁護關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見，支持我們的行動。對另一派同志，他說：我相信他們大多數同志是革命的，有些問題看法不一定時，或者不對，也是認識問題。特刷要求我們主動地去團結他們，號召我們在 十六條的基礎上，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按照毛主席指示來辦事，很好地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參加大會的還有航空學院、成都地質學院等外地來京革命 40 ==========第62页========== 王大賓◇著 串聯的革命師生。” 當晚，對於雙方爭套廣播台的問題，關锋和戚本禹把“東方紅”和“鬥批改”的負責人召集在一起開會，說學校的廣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規定時間，輪流廣播嘛！ 兩派接受了關锋、戚本禹的意見，達成協議後，雙方的隊伍都撤出了廣播台。參加東方紅廣播台的高旗無畏戰鬥隊重新回到了廣播台。關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態對東方紅表示明確的支持，促使保守派隊伍走向瓦解，其成員紛紛反弋一擊，申請咖入“東方紅”，“東方紅”的隊伍在不斷壮大。“東方紅”隨即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拿取了地院文革領導權和财權。 11.微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由少數派迅速發展為多數派 地質學院、北京各高校，造反派與保守派激烈爭辯、衝突的鬥爭形勢，使我們認識到，要批倒工作組的方向、路線錯誤，徹底改變造反派繼續受壓制的少數派地位，不但要靠我們自己堅持鬥爭，更重要的還要積極爭取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對我們的支持。北京各高校組建首都三司的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並聯名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反映我們造反派繼續受壓，與保守派鬥爭處於膠著狀態等情况，請求中央文革接見聽取我們的意見，支持我們徹底批判工作組的錯誤路線。 9月13日-20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了北京地質壁院東方红等十意 41 ==========第6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幾個學校的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沙攤原北大舊址紅樓開座談會，聽取造反派組織代表反映當時文革運動形勢情况和意見。這個座談會我沒有參加，是朱成昭代表地院東方紅參加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王任重、王力、關锋、戚本禹、姚文元都到場，肖力也去了。座談會反映的情沉與意見，應對不久毛主席決策在全國公開進行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起了一定作用。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徹底批判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大會，周恩來總理到場講話。周總理說：“不管是哪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都是革命的組織，說你們不是革命的組織或者甚至於污蔑你們是反革命組織，這樣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你們處於少數地位，但是你們敢於堅持你們認為對的革命造反的真理，這 一點，是值得稱讚的。”“我們青年人就是要敢說，敢幹，敢於堅持真理，自己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就要堅持下去。多數和少數，究竟誰是革命的，誰是最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衹有經過鬥爭，才能檢驗出來。” 周總理說：“當前各校的各派紅衛兵‘應該一律平等’，在物資上要同樣待遇。地質學院的少派是革命的，應給以支持。對不支持，甚至阻撓革命同學要求的部門的當權派，他們的問題應該交待。” 周總理還說：對工作組間題，你們是有優先發言權的。“工作組在時，挑動學生鬥學生，支援一些人壓制、監視、打擊、圍攻鬥爭另一些人，這是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工作組戴在學生頭上的‘反革命’、‘右傾’等帽子應統統取消。” 10月1日，林彪發表國慶講話，號召批判反對革命的反動路線。10月3日，《紅旗》雜誌第13期發表社論，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運動的形勢朝著我們造反派堅持的批判工作組錯誤路線觀點的方向發展。 1966年10月6日，首都三司聯合北航紅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中央文革小 42 ==========第64页========== 王大賓◇著 組的其他成員都出席了大會，立場鮮明地支持了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 江青講話說：“我支援你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的英雄行為，我們學習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决和你們站在一起！” 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黑材料要當眾銷毁。”張春橋還宣讀了對《緊急指示》的中共中央批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要“堅泱執行”。 大會由蒯大富宣讀了誓詞，通過了《大會通電》，呼籲全國造反派，廣大的革命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0月，在毛主席主持下，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作了檢查。陳伯達發表了關於文革運動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 為徹底批判地質部何長工與地院工作隊在地院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地院東方紅乘全國批判資反路線之勢，10月8日、10月27日又兩進地質部，並召開了“慶祝十六條發佈兩月，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地院東方紅當時還在地質部設立了“地院東方紅地質部聯絡站”。地院的形勢很快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地院東方紅很快由少數派變成了多數派，已完全主導了地院的文革運動。北京各高校的情况也基本如此，通過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高校的造反派都由少數派迅速發展為多數派。 43 ==========第65页========== 王大賓回憶錄◆ 三、我奉命参與並負責把彭德懷元帥從成都揪回北京 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講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歷史，彭德懷元帥是繞不過的重要人物。而我因彭德懷之故，於1970年毛澤東批示周總理主導進行清查“5·16分子”運動時，以同情與反對揪鬥彭德懷的罪名整我為“5·16分子”，文革運動結束，1983年，又以揪鬥彭德懷為重要罪名，判了我9年徒刑。什麼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什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彭德懷，我有了切膚之痛的親身體驗與感悟，亦更理解與同情彭德懷元帥的“昨日座上賓，今天階下囚”的人生命運。作為文革運動中從成都揪回彭德懷的當事人之一，我一直在回憶這一大事件的過程，亦始終在探索這一大事件的幕後真相。而澄清關於這一大事件的各種各樣的誤傳誤說，也有我的一份責任。 1.在重慶我得到了朱成昭傳來的中央揪彭指示 1966年10月中旬，我和地院的嚴三九、黄蓉良、郭西萍等十幾個同學結伴外出大串聯。原計劃首站到湖南韶山參觀毛主席故居， 44 ==========第66页========== 王大賓◇著 再去江西井岡山，然後沿著紅軍展征路線重走長征路。不料，坐火車涮到鄭州，我就病了，病得還不輕，頭量頭痛，雙腿麻木，難以行走。祗好和嚴三九他們商量，由嚴三九等人陪同，我們在漢口先行下車看病，其他人就按原計劃繼續串聯。 嚴三九在漢口有親戚，留下他為便於照顧我這個病人。我們在漢口下車後，先到了地院駐武漢聯絡站，經他們聯絡安排將我送到漢口協和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的院。病情好轉後又出院到嚴三九鄂城農村老家休息。這時，接到母親來信，得知我害病的消息，一定要我回家養病。從1961年離家到地院上學後，因經臍困難，五年了我一直沒有回過家，對母親亦在不斷的思念中。有這個機會，我就泱定回德昌，一是繼續養病，二是看望我日夜思念的媽媽。當時已停止紅衛兵串聯。這樣，嚴三九又通過他在漢口長航的親戚，買到 三張學生票，在黄蓉良、郭西萍的陪護下，在漢口登上了《東方紅輪》，坐了五天的船，於1966年12月15日到達重慶朝天門碼頭。 北京地院東方紅在重慶設有北地東方紅駐渝聯絡站，地址在重慶市中區臨江門附近，滄白路街邊的一座小樓裡，文革前這裡是重慶市政恊的辦公樓。我們很快就找到了駐渝聯絡站。 16日聯絡站同學陪我和黃、郭兩個同學先去參觀了重慶的“白公館”，“渣滓洞”，學習、悼念革命先烈。 12月17日上午，聯絡站的負責人向我彙報傳達朱成昭打來電話找我。他們告訴我，朱成昭說黨中央、中央文革指示，要地院東方紅負責把現在成都的彭德懷揪回北京。朱成昭叫我馬上趕到成都，負青集合地院東方紅在四川川、成都的同學，完成黨中央、中央文革交給我們的這一重要任務。這時我還不知道，在這之前朱成昭已經先打電話給王大來，叫他完成這一任務。 當時，陳永迪等幾位步行串聯到重慶的同學，正好也到了地院東方紅駐渝聯絡站。陳永迪也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院的四川老鄉，文革前我們就比較熟悉。我問他從哪裡串聯過來，他告訴我剛從成都來。我聽說陳永迪從成都來很高興，立即對他說，你來得正好。我有要事要和你們商量。在聯絡站二樓的一個會議室裡，我和 45 ==========第67页========== 王大賓回憶錄◆ 駐渝聯絡站的同學商量去成都執行揪彭任務的事情。會中，我對陳永迪說，黨中央、中央文革指示，要我們地院東方紅把彭德懷揪回北京，朱成昭打來電話要我負責完成這個任務。到成都秋彭德懷，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找到彭德懷現在成都什麼地方，我們到哪裡去秋他。我問陳永迪：你家在成都，你知道彭德懷在成都住在什麼地方嗎？.有沒有可能藏在成都軍區的大院內？因為我知道陳永迪的母親在成都軍區作軍醫，家就一直住在軍區大院。彭德懷是元帥，又當過國防部長，和軍隊熟悉，有可能住在軍區大院裡。 陳永迪告訴我：“成都軍區機關已經開展‘四大’，大院內戰鬥隊林立，抄家之風盛行。軍區主要機關分佈在北較場和西較場，還有一些直屬單位分佈在成都各地，這麼大的範圍要藏個把人不難。但是，彭德懷這樣的大人物，要完全保密地藏起來很難，除非軍區領導對他採取特殊保護措施。可是司令員黃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經被批鬥了，主要罪狀是緊跟贺龍、羅瑞卿執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他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沒有心思也沒有能力去保彭德懷這樣的‘死老虎’。彭德懷如果還藏在軍區大院，早就可能被機關的戰鬥隊抓出來了。” 我聽陳永迪這麼一說，覺得有道理，彭德懷可能不在軍區大院內。這個問題還是到成都後再商量决定怎麼去找到彭德懷吧。我就通知駐渝聯絡站的同志作好準備，明天一起去成都。到成都後我才知道。王大來他們接到朱成昭的電話後，早已找到彭德懷的住處了。 2.王大來不同意秋彭，朱成昭才召我到成都負責秋彭的 1966年12月17日晚，我帶著駐渝聯絡站的人和費安琪、陳永迪等十多個同學，坐重慶始發火車趕往成都。18日早上7點到達成 46 ==========第68页========== 王大賓◇著 都火車北站，8點多就趕到了設在四川川省地質局機關內的“地院東方紅駐蓉聯絡站。”聯絡站的負責人是研究生班的錢新，還有陳保堂、鄭文卿等同學。原帶領地院東方紅部分同學，成立“四川南充 2012年，和鄭文卿在蘭州 造反派造反團”，赴南充的王大來老師，15日接到朱成昭叫他揪彭的電話後帶著南充的東方紅戰士，就已到了地院東方紅駐蓉聯絡站。1966年10月，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在一次接見時說，西南的問题多，蓋子難揭，你們大串聯可以去四川。因此，北京地院東方紅去四川串聯的人比較多。根據朱成昭的决定，我到成都時，北京地院東方紅在四川串聯的師生，為完成中央交辦的秋彭任務，有100多人已集中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我才知道，朱成昭在給我打電話前，先是給南充的王大來打電話，傳達黨中央、中央文革的揪彭指示，要他帶人去成都把彭德懷揪回北京。王大來出身鐵路工人家庭。1950年加入青年團，1954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1956年加入共產黨。1960年大學畢業後，作為優秀學生留校任政工幹部，擔任系黨總支委員、系團總支書記，曾是我這個團支部書記的頂頭上司。1964年他又帶領我們到北京房山縣參加四清運動、並擔任四清工作隊的領導。王大來 47 ==========第6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决心向焦裕祿學習，要禁根農村，建設新農村。四清後就留在官道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1966年5月，並從地院正式辦理了調離手續。到1966年6月初，應地院的要求，要他回學校參加文革運動。王大來一回校，就對地質部派來的工作隊的一些错誤做法有意見，带頭支持學校老幹部地院黨委的李貴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批評工作隊壓制不同意見，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的錯誤，因而與李贵一道受到工作隊的圍剿打擎與批鬥。工作隊撤走後，地院東方紅成立，王大來自然被推選為幹部聯隊的負責人。因我外出串聯可能遠離成都，朱成昭安排决定他執行中央交辦的揪彭任務是自然的。但為什麼又打電話要我過來負責執行這一任務呢？ 我到駐蓉聯絡站後，就召集王大來、錢新、鄭文卿等人開會，先瞭解聽取王大來等人報告這兩天他們執行揪彭任務的情况。他們認為不應揪彭，並為此和朱成昭在電話中發生爭執，故要我過來負責，作出决定。 王大來等人向我報告說，王大來到成都駐蓉聯終站後，即首先安排鄭文卿與張華清去找彭德懷的住址。鄭文卿是地院水文系 四年級的學生，亦是出身農村，從來沒有見過彭德懷。到哪裡去找彭德懷呢？鄭文卿他們還真想出了一個守株待兔的辦法。在地質局找到彭德懷元帥的照片後，15日，鄭文卿根據彭德懷現在是 三線建委副主任的線索，就先找到了三線建委的辦公地，然後在其大門外守候。守了一天，直到天黑，鄭文卿他們看見有一老一少兩個人從三線建委大院走出來。與手中彭德懷的照片一對照，年老的有點像彭德懷，於是他們趕緊跟過去。這兩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報，撿傳單，還向發傳單的人要傳單。因為天黑看不清面目，鄭文卿跟得很近，聽到了老者的咳嗽聲，由此判斷老者感冒了，可能會到前面的藥店買藥。於是他們搶先進了前面的藥店，也装著是買藥的顧客。果然，一會兒這一老一少的兩個人就進了藥店買藥。鄭文卿在燈光下較清楚地辯認出這咳嗽者就是彭德懷。鄭還不放心，又主動上前詢問：“您是不是彭老總呀？”彭點頭稱：“是的，我是彭德懷。” 48 ==========第70页========== 王大賓◇著 鄭文卿他們就這樣找到了彭德懷的住地，很是興奮，立即跑向駐蓉聯絡站，向王大來報告。王大來立即泱定，馬上去三線建委辦公地進一步落實彭德懷的具體住址，並直接找到彭德懷談話，瞭解 一下他現在的狀况與間题。 當晚，王大來帶著錢新、陳寶堂、楊文遠等人，就找到了二線建委辦公地。三線建委院子很大，二層樓房，沒有門衛把守，院子大門外還堆了許多木材。很快，王大來等人搞清了彭德懷的確切住址一永興巷7號三線建委院子進大門後，右側的一個二層木架房小院内。永興巷是一條長不足幾十米的街道，街的兩邊可以看見位於署襪街的成都市郵政局，那是一棟由英國人建於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築，在一個低矮瓦房的胡同裡鶴立雞群。王大來等人立即就直接進了永興巷7號内的小院，見到彭德懷。王大來說：“‘老頭子’還是有大元帥的風度，見面熱情，談話直爽，「開門見山。見我們紅衛兵來訪，很客氣，連說歡迎紅衛兵，特别歡迎你們北京的紅衛兵光臨。” 2015年8月份寻訪， 署襪街的成都市郵政局今日仍在 常年的永興巷7號己變更為15號● 49 ==========第7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彭總當年住的小院已經拆除改建為四川省中醫藥管理局的辩公室文革串聯見面流行的做法，都是要先自我介紹，自報家門。王大來首先自我介紹：“我叫王大來，家庭出身鐵路工人。1956年人黨的共產黨員，1960年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留校任系團支部書記。1964年參加北京市的四清運動後，留在房山縣官道公社任黨委副書記，共青團九大代表。1966年6月文革開始，回地質學院參加文革運動，是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反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是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幹部聯隊的勤務員。.現在來是要找你瞭解你現在的情沉，瞭解你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對紅衛兵造反的看法，也瞭解你對在廬山會議所犯錯誤的認識。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和我們談。” 彭德懷很高興和紅衛兵，和王大來等人交談，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麼說什麼，其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來等人。氣氛融洽，談得投機，彭德懷言猶未盡，希望紅衛兵瞭解自己、理解自己，也希望在這種處境下的他有人願意傾聽他所想說的一切。這樣的談話15日晚和16日上午、下午，連著談了三次。王大來等人對這三次談話作了五十多頁的記錄。王大來將記錄稿交給我，請我做决定，是否應該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彙報反映彭德懷現在的思想狀况，說明彭德懷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劉少奇的，建議現在不應該再揪鬥彭德懷。 50 ==========第72页========== 王大窨◇著 我認真地翻閱彭德懷與王大來等人的談話記錄稿，彭德懷談話的主要内容和觀點，其基本要點我至今記憶猶新。1981、82年在湖北省看守所就詳細寫過1966年揪彭事件。彭德懷亦是首先自我介紹，家庭出身湖南湘潭的一個貧農家庭，為了生存被迫參加舊軍隊，目睹了舊軍隊的黑暗腐敗。而他雖身在舊軍隊，但從不欺壓老百姓。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又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1928年4月入了黨，成立了士兵委員會，搞兵運，决心跟共產黨走，造反鬧革命，為窮人求翻身解放。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平江起義，不久就帶著隊伍到了井岡山，與毛主席領導的隊伍會師。毛主席在秋收暴動失敗後，收拾殘部上了井岡山，朱德同志帶著南昌起義失敗後保存的正規軍隊伍上井岡山和毛主席會師，後又有我帶來平江起義的部隊也原是訓練有素的正規部隊，加上井岡山原有的袁文才、王佐部隊，井岡山就興旺起來了。從此，就和毛主席沒有分離，可能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但始終是擁護毛主席，支持毛主席的，决沒有反對毛主席。毛主席偉大，幾十年的革命歷史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毛主席親自發動領導這場前無古人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更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彭總說，他歷史上犯過不少錯誤，孰行了立三路線，犯了 盲動的錯誤。打BB團，紅軍內部殘殺，錯殺了不少自己的同志。 自己最大一個錯，是執行上海中央文件把袁文才、王佑殺了。王、袁和他合作得很好，一起打過幾次勝仗。袁文才有文化，還是賀子珍的親戚，老表。後來在井岡山時也支持排擠了毛主席對軍隊的領導，最後招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才有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陝北。抗日時，我組織百團大戰，缺點是過早暴露了共產黨的力量。彭總說：新四軍，劉少奇和他有矛盾，劉少奇挑撥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他認為是帶平江起義的隊伍上井岡山去和毛主席會師的，之後直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都是跟著毛主席的。在這中間有意見分歧是正常的。自己在革命戰爭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作上的錯誤，自己都認賬，都作過檢討。百團大戰有點貪功的意思。個人主義作怪。解放後當了官，當了國防部長，主要是在軍隊中，老毛病又犯了，個人意見常壑持，也有聽不進别人意泉、 51 ==========第7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建議的時候，也錯誤地批評過一些幹部。在談到廬山會議時，彭德懷說：“我不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的話，不能說百分之百正確，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正確的，不服不行。廬山會議上，我可能有錯誤，但不是反對毛主席。我衹是對大躍進中、工作上的一些具體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主席的意見是要搞快一點，我的意見是太快了，不好！要慢一點。我們不都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嘛？我們有意見分歧，但根本不是什麼兩條路線鬥爭。”對於大躍進問題，彭德懷說：“我說3年到5年翻一番就不容易了，欲速則不達。”“我當時確實窝了《意見書》，61年我還窝了‘八萬言的長信’對我的問題申訴。我這裡保存有這兩封信的原稿，將來你們可以拿出來看看。有錯誤歡迎你們紅衛兵批判。但說我組織‘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殺了頭也沒有！這是具體問題，可以調查。批判我時，我對毛主席也談過，這兩點要保留。” 談到文化大革命，彭德懷說：“我支持擁護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毛主席偉大，敢於發動群眾來一一場大批判大辯論，讓人民群眾在運動中分清路線是非好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好事壞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衹要讓大家都說話，才有辦法分清楚。真理越辯越明，你有嘴巴，我也有嘴巴，最後會辯出個真理來的。毛主席說過，讓大家說話，天塌不下來。衹有讓大家說話，我們國家好多的問題就都能解决了。共產黨哪能怕群眾說話的呢！文化大革命好，就是讓大家說話，什麼不好的東西都可以揭露出來。” 彭德懷還說：“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是對準劉少奇、薄一波這些人的。我完全支持擁護。從土地革命時期、井岡山時期起，在大的問题上我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我是直性子，有什麼意見我都對毛主席說出來的。但劉少奇這個時期就整我，井岡山、長征，到廬山會議，都是劉少奇出賣我，使毛主席和我產生了許多誤會，造成大的矛盾。劉少奇怕我對他當接班人不利，借機打倒我。劉少奇說過，其他人都可以平反，就是我彭德懷不能平反。七大時，我就對薄一波這些人登報自首出獄有看法，不同意選薄一波為中央委員，是 52 ==========第74页========== 王大賓◇著 劉少奇支持他們。劉少奇他們一夥早就不聽毛主席的了，毛主席退居二線，劉他們不買毛主席的賬，嚴重脫離人民大眾了，許多人都變成官老爺，欺壓民眾。他們每次運動槁的都是下面的幹部群眾，衹有59年廬山會議搞了我，還牵連了下面許多幹部。一個生產隊， 一個公社的領導變質了，影響也衹有那麼一點。四清運動還不是搞的基層幹部。”彭總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就是從上到下，從下而上的揭批那些變質的當權派，防止黨變質。 談到紅衛兵，彭德懷說：“沒有共產黨的官怕紅衛兵的道理。你光明磊落怕什麼呀！紅衛兵大都是些十七、八歲二十歲的娃娃，真是可愛可敬！我舉雙手支持紅衛兵運動，我要向你們紅衛兵小將學習。我在青年時期也有過這個造反勁兒。”彭德懷對西南局李井泉等人迴避紅衛兵的態度很不滿，反復說：“共產黨人不能怕群眾，不能怕群眾起來革命！” 彭德懷還說：“十六條說要嚴格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文，不用武鬥。’說得多麼好呀！你們紅衛兵一定要注意政策，學好十六條，團結多數革命群眾，不要亂打亂鬥。你們畢竟是十幾、二十幾歲的青年學生，紅衛兵的某些作法也有缺點，你們說人家是資產階級，就把人家的長頭髮給剪了，把褲腳給剪了，高跟鞋也砸了，把什麼牌子給砸了，把什麼街道給換一個名字，這些都是很表面的事，很容易做，問題是要做好思想認識工作。還有同是同學之間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就簡單地亂扣帽子，不利團結多數，共同革命。你們自己刚才講的，北京的一些中學紅衛兵亂打人現象，就不好。你們講你們地院因工作組問題分成了两派，你們是被劉少奇派工作組打壓的少數派，保工作組的多数派是受蒙蔽的。你們緊跟毛主席的路線，多數派組織垮了，你們團結他們，歡迎他們參加到你們的東方紅來，這就很好。” 王大來請我看了他們和彭德懷的談話記錄，說了他們的意見。王大來說，和彭德懷說話後，他和聯絡站的同學開了會。大家的一致意見，彭德懷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是支持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現實表現很好，現在不雁該忙著 53 ==========第7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去揪鬥彭德懷過往的錯誤，轉移了文革運動批判劉少奇反動路線的大方向。為此我們應先向中央文革彙報請示，暫緩執行中央的秋彭指示。王大來說，16日晚他就將他們討論後決定的這個意見，打電話向朱成昭彙報反映了。朱成昭在電話中批評王大來右傾，並說：“你管那麼多幹什麼？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們右傾。”王大來還堅持己見。朱成昭就說：“這事你不要管了。我通知王大賓馬上到成都來負責這個任務。”這才有了17號上午、朱成昭打到重慶駐渝聯絡站找我的電話。 3.我支持王大來等人的意見，現在不應該揪鬥彭德懷 我真閱看了王大來等人和彭德懷三次談話的記錄，聽取了他們應暫緩執行中央的揪彭指示的意見，也同情彭德懷的遭遇，認為王大來他們的意見有道理。但“耳聽為虚，眼見為實。”秋不揪彭這是件大事，又是中央指示交辦，不親自見彭德懷，親自交談瞭解情况，我也難下决心，難以作出决定。這樣，12月18日吃完午飯，我就在王大來、陳保堂、錢新、鄭文卿等人的帶領與陪同下，坐四川地質局車隊許彬師傅開的汽車，十多分鐘就到了永興巷7號拜訪彭德懷。 彭德懷辦公兼宿舍的小院，是一座典雅的川川西平原小院，類似於北京的小四合院。彭和他的秘書綦魁英，警衛員景希珍也是刚吃完飯，正坐在後院曬太陽。太陽西斜，刚好射進小院，暖洋洋的。 彭德懷和王大來等人已經熟悉了，見我們進來，立即起身和王大來等人握手。王大來馬上向彭德懷介紹我：“這是我們地院東方紅公社的二把手，王大賓，四川德昌人。61年考入我們地院，班團 54 ==========第76页========== 王大寳◇著 支部書記，參加過北京房山農村和甘竆酒泉地質隊的四清運動。因串聯害病，想回家去養病的。到了成都，聽了我們介紹你的情况，今天特地過來看望你老人家。” 王大來向彭作介紹時，彭一直握著我的手，兩眼很熱誠地望著我，微笑著不斷點頭，連說：“好！好！”彭又對我說：“謝謝你也來看我。你那個老家德昌、會理、東昌、攀枝花我都熟悉啊。紅軍長征路過會理、德昌、西昌、冕寧、大小凉山的。劉伯承同志還在海子和彝族同胞頭領葉丹結為兄弟，幫我們紅軍順利通過了大小凉山。我都記得的。” 我們坐了下來，聽彭深情地說起我的老家德昌地區，我就接過話頭說：“我們西昌、德昌是1950年3月25日，農曆二月初八解放的。一解放，我們山裡的窮人就都知道您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懷副總司令了。十大元帥，朱老總第一，您就排第 二了。”話盒子打開，彭很健談，我們也很放開，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談得很是投緣。 談到廬山會議，講到大躍進，超英趕美，講到人民公社化，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大放衛星以及當時農村浮誇風的真實情沉，我對彭德懷已是完全沒有視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頭子的警惕，而將自己親歷的所見所聞，自己的認識都向他和盤托出。 我對彭說了我1958年做的傻事：“1958年8月，我被德昌縣中學和縣委、縣政府保送，到西昌高級中學上高中。高中三年我一直是614班的班長。58年9月一開學，學校就安排我們班去西昌海濱公社小漁村大隊幫助搶收水稻。公社書記，大隊書記要求我們將兩畝多田的水稻收割後，全部運到曬穀場，再用打谷機打穀，說這樣比在田裡用扮桶打穀，更能做到顥粒歸倉，减少損失。我帶領全班的同學整整幹了兩天，才完成收割、運送、打穀的任務，稱重計算，兩畝地收了一萬三千多斤，平均畝產高達6千多斤。我很高興放了 一個小衛星。應公社書記的要求，為此，我還寫了一篇報導，登在西昌日報上，覺得很是有光彩。要知道，我從小就在家斡農活，過 55 ==========第7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往我們西昌地區一畝山地最好的就能收6-700斤水稻，河邊肥田最好的也不過收8-900斤。現在一畝地收了6000多斤，那還不是大曜進，放了衛星，能不高興嗎？但不久我就知道這一‘衛星’造假的真相。原來公社書記為了放衛星，把快要收割的已成熟的好多畝稻田的水稻，都移栽到了這兩畝多水田裡，造假放高產衛星，而騙我們年青學生來收割，見證。受騙的我還為此寫稿作宣傳。得知真相，我感到真是丢人現眼，很是生氣。我就叫了同班的朱興榮同學，他就是小漁村大隊的，去找大隊書記算帳，要他老實交待，為什麼要騙我們幫他們做假？大隊支書直說對不起，說這件事都是公社書記安排的，他介紹别人的高產經驗就是這樣做的。公社書記還說，這樣的好處還可將其它稻田提早十天二十天腾出來種其他的作物。” 彭德懷一直微笑著傾聽我說，聽我說到這裡，還贊許道：“你還有一股牛勁，還敢和他們爭論！” 我說：“毛主席教導的要實事求是，他們講假話，做騙人的事，我才不怕他們呢！我們是聽毛主席的話的，還怕不聽毛主席話的人？”我又對彭講了我做的要放衛星另一件傻事：“彭老總，你相不相信，我們還放了一個衛星，我們種的小麥要畝產過萬斤。”彭說：“你也放過衛星？” 我說：“58年，我上高中一年級時，鬧下兩個笑柄，一個是刚才說的，被海濱公社書記騙了，當了傻瓜，為浮誇水稻高產放衛星拾轎子，充當假證人，還寫了文章上了報紙吹，落了個吹牛小丑的笑柄。另一件事，就是我自己成了吹牛大王了。58年10-11月，我當班長的帶頭，大幹40天，要搞小麥畝產萬斤田，放衛星。我為這 一壯舉寫詩一首： 高614班有决心，三天積肥8萬斤。不分晝夜奮戰十三天，挖地 三尺三，農家肥要施300檐，小麥畝產破萬斤，我們也能放衛星。我當時對我們要在農業生產上放衛星充滿了信心，還要與投入大煉鋼鐵運動的其它三個班級，進行評比競賽比高低。 我們高614班，有十多個同學都是從農村來的，心裡面是不大 56 ==========第78页========== 王大富◇著 相信小麥能畝產上萬斤的。我這個班長，和團支書宋文仲，也都在農村種過田，其實心裡也持懷疑態度。但在58年大躍進的形勢氛圍下，腦子也是熱得很。要緊跟形勢，不能落後，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當時教生物郭在托老師也帶頭破除迷信，給我們大講生物學的光合作用理論，學習大科學家錢學森發表的論證高產可能性的文章。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湖北省麻城系建國公社早稻畝產36900多斤。衝破天了，畝產三萬六仟九百多斤。黨報能不信嗎？學習《人民日報》報導的湖北、四川等地放衛星，水稻畝產高達幾萬斤的典型，也大開了我們這些小孩子的眼界，要破除自己心中過往種田的老皇曆。我們對生物老師也是很尊敬的，他是一個有名的大學畢業的有知識水準的老師。他給我們詳細論證計算我們的小麥試驗田，為何可以實現畝產萬斤。他不但要求我們翻地三尺三，施肥300擔，還要求要將平整好的小麥地，一壟一壟都要做成波浪形，這樣平面計算的面積就增大了，多種麥苗。然後，他運用數學、幾何學計算，能種多少棵小麥，產多少穗，每千粒重多少，得出結論，畝產萬斤小麥是可能的。” 彭德懷聽到這裡又插話說：“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事，一畝平地弄成波浪形後，.能增加多少面積。” 我接著說：“我們就按照生物老師指導要求的做。我們用報紙糊成硬紙殼，按計算好的尺寸均勻鑽孔，種子就從孔中插人土壤中。我們將1.5畝地，都做成了波浪形態的麥壟，面積變成了二畝多，每畝要播種120斤。種子都是我們一粒一粒地精選出來的。我們班46個同學，還有老師來幫忙，播種就用了6個小時。我們精耕細作，對麥田細心照料，功夫不負有心人，麥苗長勢非常好，引來了許多參觀的人。很快就發現因過度密植，成了黄韭菜葉了，違反了基本的光合作用原理。儘管我們花功夫用竹條分開麥苗，使其通風採光，但效果不好，衹得忍痛拔掉一部分麥苗，最後差不多拔掉了一半的蒌苗，還是不中用。眼看衛星不上天了，一些同學到衛星田去都哭了，劉校長也很傷心款氣。並安慰我們。到了收割時，我們厚著瞼皮，在一天晚上偷偷地收割了這塊衛星試驗田的小麥， 57 ==========第79页========== 王大賓回憶錄◆ 過秤，也就二百來斤，連種子都沒收回來。放衛星倒落了個大笑話，成了吹牛大王，多年都是高614班老同學見面時茶餘飯後的一個笑柄。” 彭德懷說：“58年浮誇風各地都很嚴重。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還有林伯渠、黄克誠、張聞天，我們在湖南等地調查，都瞭解了不少浮誇吹牛的傻事，就像你說的這樣，廬山會議就是要總結大躍進的這些經驗教訓的。” 我告訴彭德懷：“59年，我們西昌高中的劉光烈校長，張光芝副校長，我們班的班主任張光禮老師，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像你一樣被罷了官。劉校長還被弄到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實際是去接受批判，搞了半年多才回來。回來校長當不了了，做了我們的三角、幾何老師。張光禮老師被調離學校，到工廠勞動去了。李井泉在四川本來就排擠和不信任四川原地下黨的幹部，衹重用他南下帶來的陝西人、山西人。劉校長是四川地下黨的，是成都川大高校的老地下黨員，資格老，又有才學。” 彭德懷說：“他們都比我好，還能去教書，去工廠勞動。我在廬山會議後，要求去工廠、農村勞動，，自食其力，還不批准。看來，你的校長、老師被罷官，和你們搞的那個衛星田有關係，有影響。” 我說：“完全可能。他們都是好老師，實事求是的人，都明白畝產萬斤是吹牛。我們學校其它班的高中同學，大辦鋼鐵，在學校城牆邊也建了幾個土高爐。同學們從80多里外的冕寧縣瀘沽鐵礦用背簍背回礦石，還要從100多里外的會理溢門煤礦去搞煉鋼的煤和焦炭，更是艱苦不容易。這些同學也和我們搞農業的為放衛星一樣，日夜艱苦奮戰。高612、613班的同學，因搞到一部分品位達75%左右的富鐵礦石，在他們的土高爐裡煉出了‘鋼’，高興極了，他們的班長鄭國佩帶隊馬上用紅布捆上幾塊‘鋼’，到市教育局報喜：我們西昌中學也‘土法煉出鋼了’。為了煉出這兩爐鋼水，两個班的同學個個都累得灰頭土臉的，衣衫爛褸，又黑又瘦的。十幾歲的同學，要走幾十公里路，背著幾十斤的曠石爬山越 58 ==========第80页========== 王大賓◇著 嶺，雙腳都起了血泡，怎麼不累呀。但同學們那時個個幹勁十足，不甘落後，要為實現鋼鐵翻番，年產1070萬噸鋼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再苦再累也不怕。 小高爐煉出了‘鋼’。但劉校長，化學老師候錦城卻對我們說，這還不是鋼，衹是生鐵。要用這些生鐵去做原料，投人真正的煉鋼爐，還要加入其他化學成分的礦料，才能煉成鋼，俗話說的‘百煉才能成鋼’，給無知的我們潑了一盆冷水。” 彭德懷聽到這裡說：“我到瀘沽鐵礦考察過，這是清朝就已開採的老鐵礦了。這個礦山有一股礦脈品位是非常高，我看過實物， 一塊像是鐵塊似的鐵礦石，品位是高達75%，都不用選礦，就可直接進煉鋼爐，比攀枝花的鐵礦石品位高多了，可是量不是很大。攀枝花的鐵礦是露天的，一座大山都是，也還有埋在地下的。” 彭德懷談起這個話題興致很高：“西昌、攀枝花、攀西，這是個聚寶盆。我考察瞭解過，這裡什麼礦都有，黑色、有色、稀有金屬、非金屬礦等都有，礦藏品種齊全。鐵礦、銅礦、金礦、稀有金屬礦，還有煤礦就在大小寶頂，耐火材料，雲石等一應齊全，都集中在這方圆幾十公里的範圍內。就像是有個神仙，挑了一擔寶藏，擔子的一頭是鐵礦，就是大頂山一座山的鐵礦，擔子的另一頭是大小寶頂的煤礦，還有耐火材料，雲石等礦料。雅礱江就是一根扁擔。真是要什麼有什麼，是我們三線建設的心臟地帶。西昌、攀枝花、雅礱江真是個好地方呀！” 我們都喪失了階級警惕性，都不設防，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問什麼就問什麼。就像一群學生圍坐在老師身邊，熱烈地討論學習中的問題一樣無拘無束，輕鬆愉快。接著我們就談起三年困難時期吃不飽飯、餓肚子的事。 我說：“困難時期，肚子沒有油水，飯量大。從60年開始，我就吃不飽了，糧食不夠吃，要瓜菜代。學校内的大足球場，校内所有的空地都開成了菜地，種上了蔬菜、瓜、豆、玉米等。還搞了“小球藻’、‘人造肉’，為度荒年，填飽肚子，什麼辦法都用上了。我們班種的牛皮菜、豆子都吃不完，還用板車送市教育局的人 59 ==========第8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吃。他們的糧食定量每月衹有24斤，也吃不飽。原是米糧倉的西昌安寧河谷不但有浮腫病，也還餓死了人。最可憐的還是一些住在大山上的彝族同胞，也搞了公共食堂，還要從山上下來到壩上生活，生活很不習慣。我們老家，住在王道山頂上的彝族同胞因下山來生活，就死了不少人。都說，我們西昌、德昌、冕寧、會理、米易等縣是糧倉，產一年吃三年。可是因為當時的高指標，高統購，浮誇吹牛，不照顧四川老百姓的生活，李井泉把四川的糧食都運出四川了，以致四川餓死了不少人。” 彭德懷問我：“你們家那時情沉怎樣？” 我說：“到60年，困難就完全暴露了，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開始餓肚子，吃不飽了。小孩和老人最先遭殃，大人沒吃的，小孩沒有奶吃，餓死不少。我們德昌縣，彭總，你路過的就在會理、米易的前面，攀枝花的旁邊，安寧河谷的土地肥沃得很，畝產7-800斤沒問題。山上的田土差一些，山高水冷，也能畝產4-500斤水稻。這裡氣候、雨水都好，是個搞農業的好地方。困難時期，怎麼還會餓死那麼多人呢？這全看當領導的能否堅持講真話，頂住浮誇風，上級領導壓你也能頂得住。我家的這個村，在王道山大山脈上，交通不便，縣裡、公社的幹部也都不便來，當隊長的是我的一個堂兄王大榮，是我們村的唯一的一個黨員。别的村都在吹牛，搞高指標的時候，就是他能頂著不搞，堅持實事求是地報產量。公社、大隊要處分他。他說：‘半句假話我也不會講。田地衹產這些糧食，多報了，收走了，王道山這幾十條人命怎麼活。我們要活，要吃飽飯，我們就得先把口糧留夠了。多了的剩下的你們可以都拉走，要拿走社員的口糧那不行，你們出不了王道山。我這個隊長，黨員可以不當了，你們看著辦吧！’我們王道山這個村是個傳统的大家族為主組成的，大家比較團結。外來的公社幹部不好辦，也就沒法強逼我們村多交糧運走。我們生產隊就得以保留了社員的基本口糧。三年困難時期，雖有少數幾個人也得了浮腫病，但就沒有餓死人的事。還有，隊長王大榮早就認為公共食堂不谪合我們這個居住分散的山村，社員們都要跑好幾里山路到食堂吃一頓飯，勞民傷 60 ==========第82页========== 王大賓◇著 财。他最早就解散了食堂，衹在播種、收穫那段農忙時間辦公共食堂，早就按戶、按每戶人口大小多少，把口糧分到各戶去自行安排了。還有，我們王道山二千多米高的大山，原始森林，熊、豹出沒，野獸多，森林中的野果子、野菜、蕨根、山藥、綿狗苕之類的食品是很豐富的，也幫助我們度過了荒年。 但我外公家的村子就慘了。他們的馬鞍山大隊，地處河壩，土地平坦，交通方便。加之馬鞍山大隊、生產隊的幹部頂不住縣裡和公社幹部的壓力，講了假話，多報虛報糧食產量，把社員的基本口糧都收購走了。公共食堂又解散得晚。加之馬鞍山村的人又多，山上的野果野菜也少。這個大隊餓死的人就多了。為幫助我外公家的親戚度荒年，我媽媽就要我舅舅他們進山來挖野菜。” 彭德懷一直專注地聽我講，還不斷地叫景希珍、綦魁英兩人給我們添茶水。他們和彭德懷一樣，也認真地聽我講這些農村往事。 我受到了鼓舞，越講越有勁，也好像要在彭德懷面前顯示自己見多識廣似的。我一邊喝茶，一邊繼續我的話題： “1961年8月底，我坐火車到北京上大學。從成都到西安轉車時，在西安火車站到處可見逃荒要飯的人。我在火車站前街，刚買了一碗刀削麵準備吃時，過來一個小孩伸出黑黑的五指從碗中抓過去就塞進了嘴裡，我衹得另外再買了一份。廣場上那些光著上身的老人小孩，一打聽除了陝西的，許多來自河南農村。 1962年7、8月，我們班33個同學到山東泰安萊蕪的一個地質勘探工程隊教學實習。這個隊在萊蕪鑽探鐵礦，所在的地方就是當年解放軍進行萊蕪戰役的地點。勘探隊就住在其山腳下的一個大隊部裡。山上有成千上萬的墳堆，都分不清哪些是解放軍的烈士墓，哪些埋的是國民黨的土兵。當地老百姓說，清明上墳燒香燒紙祭奠，也就一塊燒了，那裡分得清誰是解放軍，誰是中央軍！ 我們住的這個村莊是大隊部的兩個大院。村裡的人不多，據說 三年困難時期這裡餓死不少人。有的全家都死了，有的逃荒去了。在家的人草根、榆樹葉、花生杆都弄成粉来吃。青壯年不多，說是 61 ==========第8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去東北了未回來，村裡剩下的多是小孩和老人。每當我們地質隊中午、晚上開飯時，院子裡和院子外都會來一些老人和小孩，眼巴巴地看著我們端著碗，從廚房大師傅面前的大桶裡打菜和拿饅頭，盛稀飯。頭一兩天，我們同學還將手中的饅頭分一半給他們。後來天天來，我們也受不了了。看見這幾歲大的小孩，眼睛睜得大大的，小口還在動，真讓人難過得要落淚。都想到家中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是這個樣子，心裡就更難受了。後來，我們團支部就召開了一個全班會議，商量决定，每人節約3-5斤糧票、4元錢，請地質隊食堂每天中午、晚上煮兩桶粥，給每個小孩和老人打一碗，晚上還每人加一個小饅頭。我們班三個女同學，還堅持每人要捐10斤糧票，說她們每月定量34斤，她們衹吃24斤就夠了，要多省些給這些小孩、老人。 受我們的影響，地質隊的書記、隊長、工會、共青團的幹部都積極參加了這一捐贈活動，盡自己能力捐2斤、3斤的不等糧票。勘探隊的幾十個工人也要參加捐助。但我們說你們體力消耗大，許多人家中的妻兒老小也吃不飽，就堅持謝絕他們參加這一活動了。 我們在這裡教學實習了五十天，和村裡的老鄉都成了一家人似的，老鄉們對我們特別友好，特别感激。小孩們很快就和我們混熟了，大哥大姐的叫得可親了。當我們結束實習離開這裡時，老鄉們前來送行，老人、小孩拉著我們的手久久不放，難分難舍，一片哭聲的動人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不能忘記。” 彭德懷聽我說我們實習時做的這一好事時，一直陰著臉，眼淚幾乎要掉出來了。呆了半天，他才說：“你們做了件好事啊！都62年了，許多地區還那麼困難。” 我接著說：“來實習時，我們本來計劃要安排時間去登泰山的，見了農村這個情况，我們都沒心情去登山遊玩了。臨别時，我們把節餘的糧票與伙食費都留下了。村裡的老人說，58年這裡搞浮誇，為造假，就把靠路邊的玉米地人為地移一株玉米杆上多一個玉米穗，好虚虛報產量。譚啟龍書記把他們山東人都趕到東北逃荒去了。” 62 ==========第84页========== 王大富◇著 我問彭德懷：“大曜進時放衛星，你說你不信畝產萬斤。毛主席、劉少奇他們也是出身在農村，他們就相信？” 彭說：“毛主席就是不信這些鬼話，才派他的秘書田家英帶人去作調查，還種試驗田。毛主席要聽到糧食真實畝產的數字。” 我和彭之間的談話應是毫無拘束和障礙了。我說：“我高中的劉校長他們59年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了60年他們就被糾正平反了，摘掉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為什麼你的帽子沒有摘掉呀？廬山會議上說你帶頭反對大躍進、總路線，我們還好理解。但說你搞了什磨‘軍事俱樂部’，還有‘裡通外國’。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都不理解，搞不清楚。” 彭德懷聽我這樣間，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說：“我彭德懷窮人家出身，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共產國際的李德派來中國指導，指揮我們紅軍打仗，差點把我們的家底全部輸光了。中國革命道路曲折反復。毛主席為我門掌舵後，革命才一步一步走向勝利。長征、抗日、解放戰爭，直到建立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都是毛主席領導的。我一生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我在革命過程中也犯過許多錯誤，作過檢討。但對事物都有一個認識過程。在大革命中，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凡大事都會有討論、爭論的，這是非常正常的事。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發揮集醴的智慧，集中群眾的智慧，才能少犯错誤。我有時可能有不同意見，但我從來就是要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我不反對毛主席，他是我們公認的領袖。我當國防部長，是黨和毛主席分工叫我當的，叫我管軍隊的。我當部長、管軍隊，自然要和下面的幹部開會，研究問題，打交道，聽彙報、下指示，這都是正常的工作。我又沒搞個人的拉幫結派的活動。我一個國防部長，還要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誣陷我的，根本沒那回事。一野、二野、四野，都是在戰爭年代形成的建制、山頭。如果說這是什麼軍事俱樂部，就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了。 還有人說我彭德懷裡通外國，和赫魯曉夫有勾結，更是無中生有的誣陷。 63 ==========第85页========== 王大賓回憶錄◆ 蘇聯斯大林在世時就搞大國沙文主義，不想歸還我們的旅順港。赫魯曉夫也想控制中國的軍隊，要和中國建立什麼海軍聯合艦隊，被毛主席頂回去了。毛主席對斯大林、赫魯曉夫的企圖看得非常清楚。歐洲的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可以任意被蘇繇控制、佔領，中國就不行。赫魯曉夫和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搞個人交談，做交易，支援印度與中國爭奪中印邊界領土。美國封鎖中國海岸，製造臺灣海峽緊張局勢。 1959年6月，我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當時，赫魯曉夫撕毁協定，想卡住我們，阻止我們發展核工業和核武器。在莫斯科，我率代表與赫魯曉夫進行會談，這都是正常的公開的外交活動。會談結束我們就回國了。而赫魯曉夫就去了大衛營，和美國總統艾森豪秘密會晤。9月，赫魯曉夫又到北京參加了我們的建國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毛主席還接見了他，與他會談。而赫魯曉夫竞在我們慶祝國慶10周年的宴會上講話時，公開支援印度，攻擊中國，在中印邊界爭議與衝突中，公開站在印度一方。這些事，你們從當年的新聞報導中都可以知道的。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和赫魯曉夫的會談，是雙方代表團的會談，談了什麼都是有記錄的。會談都是通過翻譯進行的。我又不懂俄語，離開翻譯，我就是一個聾子，什麼都聽不懂，聽不見。我和赫魯曉夫怎麼交流看法？怎麼勾結？有何人作證，何人當我們之間的翻譯？而且我個人根本沒有單獨和任何蘇聯人接觸過。劉少奇他們當年整高崗，指責高崗與斯大林好，是蘇聯的代理人，說我是與高崗一夥的，與高饒一樣勾結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這完全是他們编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事實。” 談話又轉到廬山會議上來時，彭德懷說：“廬山會議本是 一個工作會議，研究總結大曜進的工作，大家暢所欲言。會上，張聞天、林伯渠、黄克誠、周小舟等我們幾個人，因對湖南情沉瞭解比較多的老同志，談了些我們的看法。講大躍進有得有失，批評浮誇風、農業放衛星、高指標、大煉鋼鐵破壞平衡等方面的問題。劉少奇他們本來對我們的看法都是有同感的。我是大炮筒 64 ==========第86页========== 王大賓◇著 子，有話就想說，要散會了就給毛主席离信，這也是正常的事。不料毛主席講話後，發展成那樣，這些人都翻臉了，不認自己過去說過的話了。” 不知不覺，談話已進行兩個多小時了。我考慮彭德懷要休息，自己也已進一步具體瞭解了彭德懷，就告辭返回地院駐蓉聯絡站。走出永興巷7號，我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王大來等人的意見了，對彭德懷充滿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來等人的意見：不應揪鬥彭德懷。 4。我決定派王大來、鄭文卿立即▣京彙報；受到戚本禹的批評 我在和王大來、鄭文卿等人回聯絡站的路上，就對他們表示：“我支持你們的意見，回地質局我馬上打電話向朱成昭彙報。”回到地質局，我馬上到總機房，接通了朱成昭的電話。我對他說：“王大來的意見是對的，彭德懷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比我們還深刻。彭德懷來三線工作是毛主席安排的。到三線工作一年多，作風樸素，平易近人，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很好，令人敬佩。對文化大革命，彭德懷堅泱支持擁護，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過去的間題，廬山會議已經解决，現在又沒有發現什麼新的問題。對彭德懷搞過頭的事，我相信劉少奇等人有責任。文革運動劉少奇對推行資反路線應負主要責任。這時锹門彭德懷會轉移我們鬥爭的大方向。我們應該將我們的這個意見向毛主席、黨中央，向中央文革彙報，請他們考慮後再作决定。” 朱成昭說：“你口說無憑，也難以相信你說的情沉，我不好彙報。你還是應先執行中央的指示。” 我說：“這樣，我就讓王大來、鄭文卿明天坐飛機回北京，帶 65 ，...}。-。；. ==========第87页========== 王大賓回憶錄◆ 上彭德懷與我們談話的記錄材料，當面向你彙報。” 朱成昭說：“飛機票好買嗎？要有團級以上單位的介紹信才能坐飛機的。” 我說：“這事好辦，我會安排好的。” 朱成昭說：“那就這樣吧。我等王大來回來彙報後再說。”打完電話，我立即和王大來等人商議，泱定派王大來、鄭文卿兩人回京彙報。隨即我就和錢新一起去找四川省地質局的造反派幫忙。地質局機關立即為王大來、鄭文卿兩人開了購買飛機票的介紹信。許師傅開車送王大來、鄭文卿立即趕往成都人民南路的民航售票處，很順利地買到了19日上午9時的機票，直飛北京的航班。18日晚，我又和王大來、鄭文卿、錢新等人，認真研究了回京後如何彙報的事，準備好了與彭德懷談話的全部記錄稿材料。第二天一早我們送王大來、鄭文卿到機場，王、鄭二人登上飛機，順利回到了北京。 王大來、鄭文卿回到北京，立即趕回地院，找到了朱成昭，將我們與彭德懷談話的記錄稿交給了他，並向他說明我們的意見。當時蔡新平同學也在場。 後來鄭文卿告訴我，他和王大來回京彙報被批的過程。朱成昭 一見到他們，還未聽彙報看材料，就先發了火，把他們臭駡一頓，說：“你們把寶貴的戰機失去了。”王大來爭辯說：“彭老頭挺好，抓他不合適。”朱成昭說：“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不管如何，要先把他弄回來再說，後面的事不是你們考慮的。” 王大來、鄭文卿告訴朱成昭，我也支持他們的意見。朱成昭還是耐心地聽了他們的彙報，也看了他們帶來的談話記錄稿，也認為我們的意見有道理，就决定立即去向中央文革彙報。朱成昭怕王大來說話太衝，就安排了總部的作戰部長楊雨中同學去找中央文革。1966年12月底楊雨忠告訴我他上報談話記錄被批的情况。 經聯繁，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接見了楊雨中。戚本禹對楊雨中遞上的我們與彭德懷談話的記錄稿材料也沒看，衝口就說：“你們立場動搖！你們上了彭德懷的當了！” 66 ==========第88页========== 王大賓◇著 楊雨中爭辯說：“這幾年，彭德懷有很大的進步。他不反對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他還說，毛主席的話不能說百分之百的正確，也是99%是正確的，是擁護毛主席的。” 戚本禹聽了，很不高興，立即給予了更嚴厲的批評：“你們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德懷鬥了四十多年，對彭德懷還不比你們瞭解？你們要管這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任務，要不你們就別别管了。彭德懷說毛主席的話99%是正確的，就是說，有1%是不正確的。這是攻擊毛澤東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最後說：“你們趕緊再派人去成都，將彭德懷揪回北京。” 楊雨中挨戚本禹訓斥後，回到學校，立即向朱成昭作了彙報。朱成昭當時對中央文革，對戚本禹說的話，還是聽的。朱成昭决定，派東方紅作戰部副部長胡樂成，趕赴成都，督辦揪彭。朱對胡交待，這次一定要把彭德懷揪回北京來。有什麼意見也要將彭德懷揪回北京再說。 5。成都來了“欽差”胡樂成，並带來周恩來的“三點指示” 因等待北京飛成都的航班，胡樂成延至1966年12月22日上午11點，才到了地院駐蓉聯絡站。胡樂成來成都，事前朱成昭未電話通知我們，他的到來，使我有一種突然襲擊的感覺。胡樂成是勘探系三年級“東方紅色尖兵”的負賣人，我離開北京已二個多月，朱成昭什麼時候將他調到了總部，擔任總部作戰部副部長，我不知道。 胡樂成到了聯絡站，就召集我們開會，講要傳達周總理的三點 指示和朱成昭的指示。胡樂成满臉的不高興，大有一副手持尚方賞意意： 67 ==========第8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劍的欲差大臣的架勢。胡樂成不分青紅皂白，上來先發脾氣對我門開罵：“你們這些飯桶，右傾機會主義！中央指示叫你們锹彭德懷回北京，你們不執行，還找這樣那樣的理由。你們都讓彭德懷給迷惑了。為這事，朱成昭受了批評。中央首長說，你們負責這事的王大賓，犯了嚴重的右的政治錯誤，被彭德懷征服了。你們怎麼是他的對手，一上陣就敗下來了，一個彭德懷你們都揪不回京。我今天是奉中央指示、命令，乘飛機來，要求立即把彭德懷揪回北京。來前，周總理又給了朱成昭有關揪彭的三點指示，我現在給你們傳達宣讀： 1.北地東方紅要和成都軍區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懷護送回去； 2.為確保安全，衹能坐火車，不能乘飛機；火車途中，隨時向中央報告；3.不允許在成都開會批判彭德懷；此事要秘密進行安排，不聲張。” 胡樂成傳達完周總理的指示，有廿多人參加的會議，立即就爭吵起來，大家都對胡樂成的態度和出口指責駡人極為不滿。胡樂成見眾怒難犯，又說：“就是你們幹的好事，不執行中央揪彭指示，還派人回京彙報，遞交什麼材料。就是這樣，朱頭才被中央嚴厲批評。受了批評，大夥心裡都有氣。江青同志批評朱頭，說他，你這也能那也能，一個反黨分子彭德懷都锹不回北京。朱頭心中有氣，派我坐飛機來的。刚才熊度不好，罵人錯了，請大家原諒。” 對於秋彭我還是想不通。就對胡樂成說：“你奉命來揪彭你就揪吧。但你罵人不對，誰是飯桶？這事要怪要罵，你就怪我罵我好了，是我最後决定不執行揪彭指示的，是我派王大來、鄭文卿回京彙報的。過往的事我負責，現在你來了，要揪，你負責去揪，我就不管了。我身體不好，還得回老家養病去。” 胡樂成冷靜下來，也知道得罪了大家，沒有我們的幫助，靠他一個人，揪彭的事也辦不成。他再次認錯，說對不起，請大家原諒；請求我不要走，還是要我負責這件事。這時，探工系的劉志耕老師站出來做大家的工作，要大家冷靜，不要爭吵了。劉老師說： 68 ==========第90页========== 王大寳◇著 “揪回彭德懷，這是中央的决定、命令，是大事，不能有半點差錯，必須安全地把彭德懷護送回京。”劉老師對我說：“你是總部的負責人，不要和胡樂成計較了。周骢理也知道你在成都，你要按總理指示去辦，對總理負責。你應好好配合幫助胡樂成，把這件事辦好。” 我還是一個講組織觀念的人，儘管有不同意見，組織上已經作了决定，特别是又有周總理的明確指示，我應該服從執行。聽了劉老師的話，我們就停止了爭w吵，認真商量了如何執行周總理指示，完成安全護送彭德懷回京的任務。會上，就執行這個任務，大家准行了分工，明確各自要完成的準備工作。胡樂成任總指揮，王大賓等人協助。譚保華、張華清、陳永迪負責去成都軍區聯絡，商量按周總理指示共同安全護送彭德懷回京事。錢新、陳保堂等人和四川地質局的許彬等人，去成都鐵路局聯繁安排火車專列等。 12月22日下午4點左右，出去聯絡辦事的同學都回到了聯絡站，彙報各自完成準備任務的情況。一切順利。成都軍區的負責同志說，他們也接到了周總理的指示，已經安排了負責幹部，配合地院東方紅的同學，安全護送彭德懷回京。成都鐵路局已請示了北京鐵道部領導，為我們安排好了一節軟臥車，二節硬座車，掛在成都開北京的特快上。彭總坐軟臥，護送的同志坐硬座。其他人一律不許進入這三節車箱，以保證彭德懷的安全。然後，我們又商量好接上彭德懷後，如何安全地進入成都火車站，送彭德懷上車；除留下少數人堅守駐蓉聯絡站外，地院的一百多同學都結束在四的串聯活動，全部上火車護送彭德懷回京。最後，我對胡樂成他們說：“我61年8月離家後都未回過家，身醴又不好。待我將彭德懷和你們送上火車後，我就不回京了，還是要回老家去休養一陣。” 此時，我認為完成秋彭任務，已是萬事俱備，衹等23日去永興巷7號接走彭德懷，將他送上火車了。 69 ==========第91页========== 王大賓回憶錄◆ 6。半路殺出個6“程咬金”，北航红旗秋走了彭德懷 1966年12月23日早晨六點，成都天空才刚蒙蒙發亮。我們都已起床。按計劃，我們現在就要去永興巷7號去接彭德懷，以便乘坐上午8點多的事列回北京。 我和胡樂成等人坐許彬師傅的汽車，到達永興巷7號時，天已大亮，三線建委辦公大院的大門已開。我們到了永興巷7號，就直接去了彭德懷居住的小院。不料，准院內一看，彭德懷不見了，衹剩下秘書綦魁英一個人正在收拾屋子的衛生。綦秘書認得我和錢新，見了我們馬上告訴我們說：“你們地院的學生這幾天怎麼沒來？彭總還問我你們這兩天來過沒有呢。我說沒來過。他說和你們談得來，歡迎你們來的。昨天上午，來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學生找彭總談話。他們態度很不友好，彭總都生氣了。誰知今天凌晨3點左右，北航紅旗的這些人翻牆進來，找到彭總，就強行把彭總給抓走了。景希珍擔心彭總的安全，堅持跟著彭總一起走的，彭總硬要我留在家裡守候。” 這時，三線建委大院內已有人出來活動了。我們又去找大院門衛打聽情沉。門衛告訴我們的確是北航紅旗的人，在凌晨3點左右翻牆進去的。他們抓到彭德懷離開時，說奉中央的命令，要把彭德懷帶走。現在可能去了北航紅旗駐蓉辦事處了。 在成都地區，地院東方紅與北航紅旗各支援不同的造反組織。地院東方紅支持的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北航紅旗支援的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成都紅衛兵部隊”一派。北航紅旗駐蓉辦事處就設在成都電部工程學院。 70 ==========第92页========== 王大賓◇著 許師傅開車，立即將我們送到了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找到了化航紅旗駐蓉辦事處。辦事處衹有十來個北航的學生。我們開門見山，就和他們談判，要他們將抓走的彭德懷交給我們，說周總理、中央文革指示，要我們地院東方紅負責，將彭德懷安全地護送回北京。開頭，北航紅旗的同學還不承認是他們抓走了彭德懷。後來不得不承認了是他們抓走的，但堅决不肯告訴我們，他們把彭德懷藏到什麼地方了。他們亦堅持說：他們也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要把彭德懷揪回北京的。韓愛晶親自打來的電話，揪彭的指示也是中央文革給韓愛晶品下達的。他們說：他們昨天就和彭德懷談過話，今天凌晨才抓來的彭德懷。現在正聯繫飛機票，準備乘飛機抓彭回京。 胡樂成對他們說：“我是中央、周總理專門派來成都負責將彭德懷锹回北京的。周總理對此有明確的指示，其中一條就是彭德懷回京衹能坐火車，不許坐飛機，要保證彭德懷的安全。周總理還為此指示成都軍區派人配合我們護送彭德懷回京。” 我接著說：“你們一沒有周總理的指示，也沒有解放軍的支持幫助，是不安全的，是違背周總理的指示的。要不你們把彭德懷交出來，我們共同揪他回京。” 北航紅旗的人雖然說話的口氣軟了下來，但就是不願意說彭德懷現在在什麼地方，也不答應共同揪彭。好像生怕我們地院東方紅搶了他們北航紅旗的頭功。 於是我說：“你們先抓彭德懷，我們同意以你們北航紅旗為主，和成都軍區的同志一道，坐火車專列秋彭回京。我們火車專列也聯繫好了。我們要對彭德懷的安全共同負責。” 談判進行了一個多小時了，北航紅旗的人就是不鬆口。他們說：“你們說的也有道理，但我們執行的是韓愛晶的指示，我們不能做主，我們要請示韓愛晶，要他批准同意才行。”我想，他們可能在用緩兵之計，這時他們一定在積極搞飛機票，是否他們已把彭德懷抓到成都機場去了呢？ 在我、胡樂成、錢新等人和北航紅旗的同學談判的時候，地院東方紅的另一部分同學，陳保堂、譚保華等人，正在通過我們聯絡 71 ==========第93页========== 王大賓回憶錄◆ 的各個成都造反派組織，積極尋找彭德懷的下落，尋找彭德懷藏身的地方。都快三個小時了，北航紅旗的人還在以等待韓愛晶的答覆敷衍我們。正在我著急的時候，四川地質局的一個同志進來，悄悄告訴我：“彭德懷已經找到了，就在成都地質學院內。”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招呼胡樂成、錢新，假装要出去商量一下，就趁機離開了北航駐蓉辦事處。 2015年8月，原成都地質學院現大門照片 當我們回到四川地質局辦公大樓時，陳保堂、譚保華等同學，在四川地質局造反派的支持幫助下，已將彭德懷從北航紅旗藏在的成都地質學院接了出來，安置到了四川地質局辦公大樓二樓一位局長的辦公室內。這間局長辦公室條件不错，還配有午間休息睡覺的 一個套間，床鋪、沙發、衛生間一應俱全。 譚保華見到我，就向我彙報他們找到彭德懷的情况。譚保華說：“北航紅旗把抓來的彭德懷，藏在成都地質學院的消息，是成都地院車隊的一個同志，向四川地質局車隊的許彬師傅彙報的。說北航紅旗是用他們車隊的汽車去抓的彭德懷。抓來後就關在學校的一個大教室裡。許師傅得到消息，立即就和我們聯繁，並馬上為我們派了兩輛宣傳車和一輛華沙牌小汽車，我們也立即動員組織了 三十多個東方紅的戰士，趕去了成都地院。到了成都地院，大家下 72 ==========第94页========== 王大賓◇著 車後，即分頭把關打探北航紅旗藏押彭德懷的地點。很快就有了結果。有人說，成地‘解放大西南公社’佔領了一座教學樓，被人圍護了起來。我們分析，彭總很可能就在這座樓裡。很快，我們就找到了這座樓。一看，一層樓道裡用磚砌了工事，連樓梯口都封了。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窩蜂似地衝了進去。這時正好是吃午飯的時候，樓内沒有什麼人。我們在這棟三層樓的二樓的一間大教室裡找到了彭德懷。空蕩蕩的大教室顯得又潮又冷，祇有幾張寬大的長條形試驗桌。彭總戴著一頂黑色尼料的前進帽，坐在試驗桌邊，旁邊站著他的警衛景希珍。彭總認識我們，知道我們是北京地院的學生，見到我們平靜地向我們點頭。我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叫了 一聲‘彭總’，並說：‘我們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紅衛兵，接到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們護送你回北京。 當年北航紅旗在成都地院關押彭總的教學樓，現已改建成游泳場。 2015年8月我和陳永迪尋訪舊地時合影 彭德懷爽快地說：‘去哪兒都行。’說著提起他隨身帶著一個長約五十公分的黑色人造革雙耳手提旅行包，在我們的攙扶下，走出了大樓，即上了早已停在樓外待命的華沙小車。在兩輛宣傳車的掩護下，趁北航與成地的入還沒反應過來，就衝出了學院的大門。 73 ==========第95页========== 王大賓回憶錄◆ 有幾個人還想堵住大門不讓我們走，我們人多勢眾，他們也堵不住。出了大門，地院大門外的那滌路，衹能走一輛車，两邊都被大字報席蓬圍住。我們讓宣傳車押後慢行，阻擋成地可能派車追趕跟蹤我們。華沙小車離開成都地院後，又故意在成都大街上繞行了幾圈，才駛進了四川地質局。” 彭德懷進了四川地質局局長辦公室。·當時已是冬天，成都的天氣已經很冷了。許彬師傅這個有心人，將已燒旺一盆炭火搬進了房間。許師傅這個造反派，也是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轉業軍人，對彭德懷很是敬重。我們在成都的活動得到他的不少幫助。為了防止北航紅旗節外生枝再來搶人，也為了保證彭德懷在四川地質局的安全，許師傅還主動表示他負責承擔安全保衛工作，將辦公大樓進出通道都封鎖了，除了四川地質局和北京地院東方紅的造反派，其他外人一律不准入內。在我們通報成都軍區後不久，成都軍區馬上派了一個排的解放軍過來加強保衛警戒，確保彭德懷的安全。 四川地質局後院當年的舊樓還在。前面的瓣公樓已改建成地礦大廈 沒料到半路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即來了個北航紅旗先秋彭德懷，但最後，還是我們找到掌控了彭德懷。一塊石頭落了地。周總理、中央交辦的任務不會弄砸了。 74 ==========第96页========== 王大賓◇著 7.聯繫火車專列，安全護送彭德懷回北京 安置好彭德懷，我就召集了譚保華等人開會，商量安全護送彭德懷回北京的事。會議决定，兵分兩路：譚保華等人負責去成都軍區聯繫他們派人，和我們共同護送彭的事；因為中途波折，誤過了鐵路局安排好的23號的專列，這樣陳保堂、錢新等人要再去成都鐵路局，聯繫安排專列的事。 譚保華等人到成都軍區後，軍區的作戰部長湯野接見了他們。湯野說軍區也接到了周總理的指示。軍區領導早已安排了成都部隊副參謀長谷萬才負責配合我們，保證把彭德懷安全護送回京。陳保堂他們趕到成都鐵路局，不巧鐵路局的領導人有什麼急事在辦，一時不能見他們，要他們等到晚上才能見面商量重新安排加掛專列的事。最後還要請示北京鐵道部才能泱定。這件事我們一直等到12月23日的深夜，才得到了鐵路局的回話，成都鐵路局已請示北京鐵道部，最快也衹能安排在25日，在成都到北京的34次普快火車尾，為彭德懷加掛一節軟臥車廂。我們衹能同意，回京的時間就 定在了12月25日。 這樣，彭德懷就還要在四川地質局這裡多住兩天了。為此，許彬師傅很精心地為彭德懷安排了飲食起居。叫食堂儘量為彭做他喜歡吃的飯菜，炭盆也一直燒得旺旺的，房子裡暖暖的。 23日，吃完晚飯，我過來看望彭德懷。有地院的三、四個同學和彭一起圍坐在火盆邊還在聊天。彭看上去精神狀態很好，和同學們交談融洽熱烈。見我進來，彭和我點頭打招呼，眼睛盯著我， 等著我說什磨。彭心裡明白得很，什麽也瞒不過他。我也就開門●毒 75 ==========第97页========== 王大賓回憶錄◆ 見山，對彭說：“中央叫我們負責接你回北京。但你老人家放心，我們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師生都是尊敬你的，就像尊敬自己家的老人樣。你在這裡很安全，沒有外面的人致來動你。成都軍區也派了解放軍在大樓外站崗。周總理對接你回京有指示。我們按總理的指示，正在為你回京聯繁安排專列，安排好後就會送你上車，陪護你回北京。你回北京，要比在外地安全。” 彭德懷笑著說：“你們地質學院的同學，第一天來和我座談，我就知道你們是有備而來的，有任務而來的。你們很真誠，我喜歡和你們‘擺龍門陣？。” 我說：“我們學校的學生大都是農民的兒子，瞭解農村，也知道58年大曜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不少事。你是擁護和支持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支持紅衛兵運動的，這是我們對你的看法。北航是北航，北地是北地。這裡是我們北地東方紅的地方，北航的學生不敢來的。” 彭又講了些客氣話，感謝地院同學對他的照顧。我說：“你年紀大了，好好休息，要什麼就給我們同學講，他們都會辦的。同學們就是都想見見你，沒有其他想法。”彭說：“和你們說話高興，我一點顧慮也沒有。” 24日一天，都平安無事。我們就呆在四川地質局機關，等待明天護送彭德懷上開往北京的專列。 這兩天中間，胡樂成通過四川地質局機關的總機，先後兩次接通北京地院朱成昭的電話，向他彙報成都的情况。對胡聯繫彙報的事我就沒有過問。 24日這天，我又安排錢新、譚保華等人再次檢查落實護送彭德懷回京的一應準備工作。我們和成都軍區的代表湯野部長等人，認真詳細商量了安全護衛、送彭進火車站、以及上火車後應注意的事項等等要安排好和要注意的問題。 因地院的同學大都對彭德懷有敬慕和好奇之心，能有這個好機會，也都爭先恐後過來見彭，提間聊天。談話的內容也還是離不開文革運動、紅衛兵、廬山會議，彭的傳奇經歷等等、天南海北，沒 76 ==========第98页========== 王大賓◇著 有顧忌。陳永迪同學回憶當年，他那天參與彭對話的情形說： “12月24日上午，我擠進了那間辦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圍著彭德懷向他提各種問題，氣氛輕鬆，沒有什麽人跳出來取‘革命行動’。 我好奇地問他多大年紀，彭德懷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今年樓拾八，比李并泉大十一歲。’（湖南話將6念成‘樓。) 有人問他怕不怕紅衛兵。彭德懷說：‘我不怕紅衛兵，我願意和紅衛兵交朋友。’ 他接著說：‘紅衛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鬧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你們也有缺點，不注意團結人，打擎面過宽。當年在井岡山的紅軍也犯過打擊面過寬的錯誤。紅軍曾經把中農當作革命的對象，燒過他們的房子。 我愕然，這可是第一次聽說，并岡山是我們心中的革命聖地，紅軍一貫紀律嚴明，居然還燒中農的房子！還有人問他為什麼要上街看大字報、撿停單。 他說：‘五一六通知後，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閱讀權，衹有從街上的大字報和傳單中瞭解運動情况。’令人驚訝的是彭德懷分析街頭資訊的深度，雖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準確地指出運動的矛頭是對準劉少奇的。 說到文革，話匣子打開，有同學說：‘我們的鄰居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經不起工作隊的批鬥跳樓了。地院同學怕我們院長高元貴出事，不少同學給他鼓勵：地院的大多数師生都是信任你的，千萬不要出鋼鐵學院高芸生的事…’彭德懷聽了說：‘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條保證，其中一條是任何情况下都不會自殺，要相信人民，相信群眾。’ 當有同學說到地院黨委副書記周某某生活作風不正派，搞婚外戀。文革開始後，這些事揭發出來，大家叫他‘周八戒’。彭總聽了後尖銳地批評了某些幹部的惡劣作風。話題 77 ==========第9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又扯到‘豬八戒’身上，彭德懷說：‘豬八戒是天蓬元帥，還有點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點嘛，好色！一見漂亮的妖精就邁不開步了。在信仰上不堅定，一遇到困難就發牢騷，想分東西回他老婆的高老莊。還有點小私心，大耳朵裡揹私房錢’彭總幽默風趣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 王大賓和他說得最多。王大賓的老家在攀枝花鐵礦的附近，彭德懷去視察過攀西地區，對那裡的發展很感興趣。 當探工系的同學說到地質部派的工作隊打擊一大片，以高元貴身為地質學院院長三年不進地質部的門為由罷了他的官，長工出身的院黨委常委、教輔處長李貴去中南海上書，6月20日學生在學院遊行支持李貴，彭總插話：‘看來李貴同志和我一樣都是大老粗。’ 我們也向彭德懷提起廬山會議的事，他衹是反復強調他不反對毛主席，他說：‘毛主席的話不能說100%正確，也是99%是正確的。’ 後來，有人又問朝鲜戰爭的事，聽說他搞大國沙文主義，不能平等對待金日成。彭德懷說：‘志願軍和金日成的開係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國沙文主義。雙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願軍的後勤調度權掌握在誰手裡？金日成主張火車一過綠江調度權歸朝鲜，我們主張過了鴨綠江也要歸志願軍統一調度，分段調度會貽誤戰機，給志願軍的補給造成困難。’後來，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見。實際上，我聽了彭的解釋就覺得有道理，這是戰爭的規律决定的，哪裡是什麼大國沙文主義嘛。 彭德懷還說：‘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志願軍已經連續作戰了三個多月，非常疲憊。後勤補給很困難，前線戰士吃不上飯，傷患送不下來，彈藥接濟不上，急需休整。我請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個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蘇聯顧問非常不滿，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擎敵人的，他們主張趁熱打鐵。我堅决不同意。後來，毛主席提出志願軍 78 ==========第100页========== 王大賓◇著 守在漢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隊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軍深入的事幹不得，最後被迫同意彭德懷的意見o 我們還向彭提過一些有關軍內各山頭派系的問題，就這樣漫無邊際地閒談。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懷的記憶力極好，近70歲的老人對往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 陳永迪的回憶，較清楚地佐證了我對當時我以及同學們和彭德懷談話聊天的情景與內容的記憶。這裡還要特别補充一點我的回憶，在談到朝鮮戰爭時，彭德懷對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的犧牲，表示了極大的内疚與自責。彭德懷說：“我最感到對不起毛主席的事，就是在朝鮮戰爭中未能保護好毛岸英。我對不起毛主席，岸英犧性，我三天不吃不喝，難過極了。岸英是個好孩子，我很喜歡這個湖南伢子。他犧性時才三十歲啊！我心疼極了。他是1945年才從蘇聯回延安的。岸英、岸青兄弟倆很小就到蘇聯去了。岸英是毛主席要我帶到朝鮮锻煉的，當俄語翻譯。岸英、岸青兄弟倆很早就同他們的媽媽楊開慧一起被抓去坐牢，後到了上海流浪，太可憐了。他們兄弟倆後來被送到了蘇聯學習，生存了下來。岸英還參加了斯大林領導的抗擊希特勒的侵略戰爭，保衛蘇聯的衛國戰爭。參加二戰，並上了東歐前線去打仗，在坦克部隊當了一個小的指揮官。岸英有才能。他回延安後，中國話都不大會講了，主席還叫他去農村拜農民為師，學習幹農活。 岸英犧牲那天，也是我一時的固執，司令部的同志們都要我儘快撤離，我堅特不撤，是被強行拉出指揮部的。岸英同志忙於去收拾指揮部的文件，僅僅晚撤了一步，造成大禍，美帝國主義的汽油彈、燃燒彈，對準我們的指揮部丢下來，最後燒得一無所有。岸英因在收拾文件，僅僅晚走一步。燒得人都沒了，衹剩下岸英軍用皮帶的鋼頭。”彭總講到此，流淚了，表情痛苦極了，半天不再說話。其情其景，我終身難忘。 25日月飯後，我和錢新到彭德懷的住處，告訴彭：今天下午 79 ==========第101页========== 王大賓回憶錄◆ 我們就要乘專列回北京了，你在成都還有什麼東西要收拾一下，隨身帶走。你可交待綦秘書或景希珍去收拾，我們同學可以去幫忙的。 彭說：他沒有什麼東西，就是幾件衣服，文件資料，都好收拾，你們叫景希珍、綦魁英去收拾就可以了。這樣景希珍就带著錢新等人，回了永興巷7號彭的辦公室兼宿舍，幫彭收拾東西。景希珍和錢新等人走後不久，我考慮彭德懷擔任的三線建設工作，可能有涉及國家機密的東西，我有點不放心怕出什麼問題。這樣，我又請地質局派了一輛車，送我去了永興巷7號。我到後，就要求錢新等人和景希珍一道，將彭德懷的物品、文件資料要全部登記造冊， 一件也不能丢失。按我的要求，將彭的東西全部收拾好，登記造冊後，在複寫的一式二份的清單上，景希珍與錢新兩人分别簽字為證。全部文件資料装在一個大皮箱內，上了鎖並貼了封條。另一個提包則装上了彭的衣服、日常用品和一盒高麗參等雜品。彭說過，這盒高麗參是金日成送他的，他帶著做個紀念。 我們收拾好的東西都隨彭帶到了北京地院後，在東方紅總部辦公室，我就叫錢新當著許多人的面，連同清單給了朱成昭。這件事在文革後追究我時，成了“非法抄查”彭德懷住處的一大罪過。 在彭德懷的辦公室兼住房裡，還有一大書櫃的書，有馬列著作、毛選，還有全套中國二十四史的線装書等，不便帶走。我就對景希珍、還有在場的三線辦的一個負責人講，彭總留在這裡的書和其它東西，請你們保管好，决不能丢失。我們衹能隨彭總帶走清單上的東西了。當時我未知此事，後來據譚保華說，彭德懷還有兩把手槍，一支黑色的，一支銀色的，據說是彭總訪問捷克時人家送的禮品。槍很小，手大的話握在手裡，別人看不見。這兩支槍沒帶走，彭的秘書綦魁英將其交給了譚保華、蒋光宇保管。譚保華給綦魁英寫了代保管的條子。譚他們就藏在了沙發的坐墊缝裡。1967年2月下旬綦魁英專門從北京來成都取走了兩支手槍。 25日下午，在彭德懷要上專列前，辦事認真細心的錢新、陳保堂、譚保華等人，再次和成都軍區、成都鐵路局的同志聯絡，檢查 80 ==========第102页========== 王大賓◇著 準備工作情况。在查看鐵路局給彭德懷安排的軟臥車箱的安全與保暖情况時，他們發現停在火車北站駟馬橋停車場的這一專列，竟還沒將連接事列的暖氣管接通。已是大冬天的寒冷天氣，沒有暖氣怎麼行。他們立即聯繁安排工人接好暖氣管道。同時，錢新等人又將安排彭德懷進入車站的專用通道，先行預演走了一趟，以確保安全暢行。 下午4點多鐘，掛有彭的軟队事列的34次列車，已經停靠在成都火車站月臺。先行等候在月臺的譚保華見專列進站，立即跑步出站通知我們可以馬上接彭德懷進站上車了。走的很急的譚保華，在月臺人行道上撞了一個人，一看，是軍區的湯野部長。兩人會心地打招呼，一切安排就緒，就等彭德懷來了。 接到通知，已在地質局臨時住處等待的彭德懷，在地院學生陪同下，離開住處下樓。出了大樓大門，許彬師傅的華沙小車早已在門外等候，彭立即上車，和錢新一起坐在後排座位上，我則坐在許師傅旁的前排副座上。彭德懷的東西皮箱等則和他的秘書綦魁英、警衛員景希珍一起上的前面的一輛賓士小車，顧師傅開車，譚保華坐在前排副座上帶路。而我們地院東方紅在四川串聯的大隊伍100多人，早已上了四地質局為我門準備的兩輛大轎車，先行進站等候。 我們的小車開到火車站的事用通道，按預先的約定，按了三聲喇叭，守候在這裡的鐵路派出所長，為我們打開了專用通道的大門，啪的一聲，敬了個禮。車子直開到月臺旁專列的門前。成都軍區的谷萬才參謀長等人亦已站在車門前迎接。彭德懷一下車，谷萬才立即給彭敬禮，上前和我一起，扶著彭德懷上了軟队的包廂內。待彭德懷在包廂内坐好，我就對彭說：“有谷參謀長、錢新同學陪你回京，我就不陪你回北京了，我還要回家去看我媽媽。你多保重。” 彭德懷說：“好的，已很麻煩你了，你不用送我了。你快回家去看你媽媽吧。你們五年沒見面了，你這次不▣去，你媽媽會說的，就是我這個老頭子拖累了，會說因我才使她見不到你這個究子 81 ==========第103页========== 王大賓回憶錄◆的，你快下車去吧。” 研究生錢新辦事仔細認真又聰慧，我要他負責和軍區派的谷參謀長護送彭總回京，我就不回京了。 我就轉身對谷參謀長說：“彭總就交給你了。你護送他回京，有事就找錢新，我任務完成了。我要回家看母親，也要養養病。” 說著我就離開車廂下了車。谷參謀長馬上跟了下來，對我說：“你不能走，必須和我們一起回京。總理知道你在成都，總理交辦的任務，我們要一起完成這個任務。安全護送彭回京是大事，地院東方紅戰士都聽你的話。這個任務是總理的指示，一一定要辦好，不能出差錯。我指揮不了你們紅衛兵的。”谷完全清楚，我是反對揪彭的，為此被後來成都的胡樂成指責，知道我們地院内部的一些事，堅持不讓我走。 就在我走還是留的思想激烈鬥爭時，又是劉老師非常嚴肅地勸我：“谷參謀長講的很對，你必須和他一起，按照總理的指示，護送彭總安全回京，才能說是完成了任務。” 這樣，我就又返回上了車。我和錢新就陪彭德懷坐在軟臥的一個包廂内，彭睡一個下鋪，上鋪放了他的衣服用品，另一個上下鋪就是我和錢新的。臨開車時因想起什麼，錢新向車下的譚保華喊：中央已下令停止紅衛兵串聯，駐蓉聯絡站的工作，你收好尾吧！谷萬才參謀長和他帶的人，為隨時與周總理和北京方面聯絡，其中有兩個通訊兵，還有景希珍、綦魁英等人就安排在軟队的其它包廂裡。而地院東方紅的100多個戰士則安排在軟臥車前面的兩節車廂內。本來亦是留守成都的陳保堂、張鴻彬、崔清禾等八個人，也沒來得及下車，衹好跟車直到西安站後，才又下車另行返回了成都。 這所謂的事列，其實就是在成都到北京的34次普快列車後面加掛了三節車廂，二節硬臥，一節軟臥。 34次列車12月25日晚上從成都發車，27日下午5點左右才到達北京站。彭德懷在火車上呆了兩天兩晚。一路上由谷萬才參謀長和錢新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為了保證彭的安全，我們關閉了34 82 ==========第104页========== 王大賓◇著 次列車前面車廂與後面加掛的三櫛車廂連接的車門，不讓前面的乘客進入我們加卦的三節車廂。沿途停靠的車站，同學們就協助列車員把著車門，祗允許我們的人上下車打水，買吃的，不讓任何其他乘客上我們這三節車廂。當時，紅衛兵大串聯還未完全結束，坐車不要錢，車上人很多，其它車廂都擠得實實的，我們的車廂就顯得比較空了。這樣就有人想擠上我門的車厢，為此還多次與他們發生爭執，要費很大的口舌才能勸阻住他們。在一個車站，不知怎麼給一個人混上來了，搞得我們很緊張，怕走露了消息，怕壞人搗亂，節外生枝保證不了彭總的安全。我們不斷盤問這個人的情况，最後就要求他直達北京，中途不許下車，也不准在車廂裡隨意走動。這個人答應了我們的條件，也就和我們一起坐到了北京，才讓他離去。 26日清晨，火車經過陝甘地區，彭德懷站在窗前，指點窗外一閃而過的黄土山丘和窰洞，深情地向我們回憶當年的生活和戰鬥歲月，使大家深受感動。 列車上供應的食品有限，餐車衹是每日三餐以雞蛋麵條為主，而彭德懷的胃口還不错。這樣，每到一站，我們同學就下車去為彭買吃的東西，擠著過來送給彭德懷。景希珍後來寫的《在彭總身邊》，當時的氛圍下，儘管也說了些不實的地方，但他承認：“路上還好。不少紅衛兵對彭總頗為友好，衹要列車一停，他們中間有的人就捧著他們從月臺上買的東西給他送來，有時是油餅，有時又是别的糕點。他們在人堆裡擠著，喊著：‘遞過去，遞過去！給老頭子遞過去！’” 這中間，我們還安排了一些宣傳隊的同學，過來給彭德懷唱歌，表演小節目，為給途中的彭德懷應有一絲的溫暖與安慰。專列上的地院的百多名師生，能有和彭德懷同乘一列火車，陪同護送他回北京的機會，不管每個人有什麼動機想法，共同的要求都想過來，親自與彭德懷說說話，問問他們想問的問題。這麼多人不可能都一起擠進彭的車廂，我就和大家商量，統一安排，每次祗能過來4-5個同學，每次衹能談10分鐘的時間。中午要給彭休息 83 ==========第105页========== 王大賓回憶錄◆ 時間，晚上10點後也不安排同學們過來。就這樣，地院的同學排著隊，按順序一撥一撥地去見彭德懷。談話的內容還是天南地北，同學們說的都離不開自己的見聞，自己想問彭德懷的問题，而彭亦是有問必答，講不完自己的傳奇經歷，說不完的故事。一路上彭德懷談笑風生，輕鬆愉快，似乎對自己到北京後，將面臨的命運毫無沉重憂慮之感。也許他心中很清楚這一去將有何種結果等著他，但不想給我們這些其實還很無知的年青人什麽悲壯壓抑的情緒吧。 8.載有彭德懷的34次列車到了北京站，李鐘奇帶來周恩來的新指示 1966年12月27日下午5點左右，加掛了彭德懷乘座的一節軟队車廂的34次列車，緩緩地駛進了北京火車站。車剛停穩，我還站在刚刚打開的車廂的車門邊，叫張家聲下車去聯繫接站人員，就看見北京衛戍區的李鐘奇副司令員從月臺上迎了過來。見到我，李鐘奇馬上拿出一個印有衛成區字樣的大信封，紅框内內寫著谷萬才、王大賓二同志收。我接過信封，打開一看，是衛戍區轉達的周總理給衛戍區的指示：“奉總理指示，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副司令員李中奇同志。” 我將信函轉身遞給站在我旁邊的谷萬才參謀長，正要向谷介紹：這是我們北京衛戍區的李鐘奇副司令員。谷萬才笑著對我說：“不用介紹，我們是老戰友了。”谷看過信，和我一起表示，執行總理指示，準備將彭德懷移交給李鐘奇了。而這時，已下車的景希珍、綦魁英，已被衛戍區的戰士收缴了他們隨身佩帶的手槍，然後要上衛戍區的車了。彭總此時也正要走下車來。就在這時，朱成 84 ==========第106页========== 王大富◇箸 昭、蔣良樸帶著地院的一些同學趕了過來，說要把彭德懷帶回地院。我馬上把衛戍區的信函拿給朱成昭看，對他說：周總理有指示。我們應該執行總理的指示，將彭德懷移交給衛戍區。谷參謀長也對朱成昭說，要堅决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不同意朱成昭把彭帶回地院。雙方就爭執起來。這時，朱成昭拿著衛戍區信仔細看，竟說，這封信有誤，你看寫的是李中奇，而不是李鐘奇，沒搞清楚前人不能交，先回地院，我們不能再出錯。其實，朱成昭也認識李鐘奇，這是他有意找個理由。 雙方爭執不下，李鐘奇即向上面請示彙報。朱成昭同時也給戚本禹打了電話。不久戚本禹就趕來現場。戚本禹開始也要朱成昭執行總理指示，讓衛戍區把彭德懷帶走。但朱成昭還堅持己見，一定要先帶彭回地院。這時34次空車已在北京站停了很久，為了不影響北京站的正常營運，戚本禹就對雙方說：先把火車開離北京站，到西直門火車站停放。可從那裡先將彭德懷接到地院。到了西直門，地院開過來幾輛大轎車，接回地院的學生，開來一輛小轎車接彭到地院。朱成昭將彭德懷安置在地院辦公樓的一個外面有沙發，裡面有床鋪的套間裡，這時已是晚上11點了。而成都軍區的谷萬才等人就都被北京衛戍區接走了。 到了地院，食堂早為我們從成都回京的學生準備了飯菜，見不大適合彭的口味，我就叫食堂的大師傅做了一碗雞蛋面。我親自將這碗面端進屋送給彭吃，讓他吃後洗臉洗腳，並對他說：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我們又安排了對彭住處的安全保衛工作，二樓封阴，一律不准外人進出。而這就是我和彭德懷的最後一次見面。安頓好彭德懷，到了東方紅的總部辦公室，我和錢新把從成都帶來的彭德懷的一個皮箱和一個旅行袋，連同物品清單一份，當著總部的蔣良朴、鄭文卿等人的面交給了朱成昭。我說：“彭德懷的這些重要材料文件要保管好。”朱成昭滿臉的不高興，衹是說：“你們也辛苦了，今天晚上你們先好好休息吧。等一會兒我過去看看老頭子，坐了二天二夜的車，讓他也先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聽鄭文卿等同學說，彭德懷在地院也就呆了四 85 ==========第10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個小時左右。28日凌晨3點，北京衛戍區的傅崇碧司令員、李鐘奇副司令員，公安部的于桑副部長，就帶人來了地院，再次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將彭德懷接走，帶到衛戍區去了。周總理同時還指示，可安排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各自派人與衛戍區的戰土共同看管彭德懷。為此，成立了一個看管小組。 為成立對彭德懷的看管小組，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的頭頭，與周總理聯絡員共同商量決定：彭德懷的看管小組，由北航紅旗派出二人，其中一人當組長，地院東方紅派出二人為組員，協助衛戍區戰土管理彭德懷。周總理對此指示：要照顧好彭德懷的生活，不准打罵，亦不准要求彭寫交待材料等。 後來曾經被朱成昭派去和北航派的看管小組的胡××、劉××同學對我說過，看管小組在參與對彭德懷的看管期間，有團中央等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拒不執行周總理指示，強行過來要求彭德懷為他們寫交待材料與證明材料；還要求看管小組在生活上給彭德懷限制，衛戍區的人對此還表示支持。有一次，彭身上長了些痛子，想要洗熱水澡。地院的同學就為彭準備好，請他洗熱水澡，而衛戍區看管的同志不同意。地院束方紅派到看管小組的同學叫胡××、劉××。他們回學校向朱成昭彙報反映這些情况。朱成昭聽後很不滿意，說衛戍區的人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元帥，連洗一個熱水澡都不能滿足。這樣下去，我們不能承檐責任，就叫這两個同學回學校了。 鄭文卿對我說過，27日當晚，朱成昭和鄭文卿去見過彭德懷，考慮要休息，沒有與彭德懷多說話就走了。但朱成昭回到總部辦公室後，把我們交給他的彭的大皮箱封條打開，拿出箱內的許多材料翻看。見到彭在廬山會議寫給毛主席的那封信，即“萬言書”和他的翻案申訴報告等材料，朱成昭當夜就找來幾個同學，將這些材料全部抄寫下來了。朱成昭讓人抄下的彭德懷的材料，抄後即在東方紅總部核心小組成員間傳閱了。這樣很快就在地院出現了一股為彭德懷鳴不平的“暗流”。 在衛戍區從地院接走彭德懷幾天後，朱成昭才將彭德懷的皮箱 86 ==========第108页========== 王大賓◇著 內的全部材料及所附清單，上交了中央文革。 朱成昭偷看了彭德懷的“萬言書”等材料，思想大變化。大概1967年1月4日左右，在東方紅總部，我對朱說：我身體不好，醫務室已為我聯繫好北醫三院，我明天就要去檢查治病。這時，朱成昭就對我說：彭德懷的事你已盡心盡力了，我誤會你了。對老頭子(彭德懷)的看法，你是對的。你放心去治病吧。 1967年元旦過，我在老幹部李貴家，召集了一個東方紅各聯隊核心成員會議，彙報介紹有關我們将彭德懷從成都揪回北京的情况。可以說這是一個秘密會議。會議由我主持，王大來、鄭文卿、錢新等人參加，王大來主講介紹和彭德懷談話情沉，彭德懷和我們談話的內容。錢新主講介紹我們執行中央、周總理指示揪彭的過程以及與北航爭奪彭的波折等情况。聽了我們的介紹，李貴等參會同志都同意我們的觀點，同意我們當時堅持不應楸彭、不應轉移批判劉少奇資反路線大方向的認識與建議。李貴在會上強調，今天的會議內容不准對外洩露，不能由此引起庥煩，被人攻擊我們為彭德懷說話。我在會上表示今後我們不應再過問彭德懷的事，誰想管就讓誰管去。這個所謂的為彭德懷鳴不平的秘密會議，1971年地院清查“5·16分子”運動中，被人揭發，有人還拿出了當時的會議記錄為證，指其為彭德懷翻案的黑會，成了批鬥我和李貴、王大來等人為彭德懷翻案的鋼鞭材料。誰知到了文革後，揪彭卻又成了要以此定罪判我徒刑的主要依據。 9.1967年7月，中央指示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聯合批鬥彭德懷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會在中宣部大禮堂召 阴了《立即掀起對割少奇一小撮大批判新高南潮動員大含》。首都大。●： 87 ==========第10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專院校、中央各單位、國務院機關各單位的負責人都有參加。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都在會上講話，動員我們立即掀起對劉少奇一小撮的大批判新高潮，還在會上一個一個地點了劉少奇等批判對象的名。並說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等等。為此，當時還下發了中央文件。我當時已經是地院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自然參加了這個大會。地院革委會的其他常委李貴、聶樹人、王煥、高元貴等人也全部参加了這個大會。 7月16日上午，我主持召開了地院革委會常委會，研究了如何貫徹執行15日大會精神。下午，我又主持召開了地院革委會擴大會議，傳達15日中央動員掀起大批判新高潮大會的精神與內容，並根據上午常委會議決定，就地院如何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掀起大批判新高潮作出了安排分工。衹研究開展大批判，沒有說要批鬥誰。因身體嚴重不適，病已很重，我就將地院革委會的工作交由聶樹人、李貴等人負責。會後當晚，我就去了北京小湯山醫院住院治病去了。 7月21日下午，地院革委會副主任聶樹人等人，開車到小湯山醫院看我，並向我傳達了中央文革辦公室昨天上午給地院革委會的電話指示：“你們地質學院要和北航聯合批鬥彭德懷。這也是天地兩派的大聯合。在揪彭回北京時，你們產生過矛盾，現在要聯合起來批判彭德懷。這是中央首長的指示。批鬥要注意政策，要文鬥，不要武鬥，不准戴高帽，不准坐飛機。批鬥會不要邀請軍事院校參加。有關批判材料會給你們送來。開批判會時可向北京衛戍區傅司令員聯繁要人。” 聶樹人告訴我：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就派人送來了批判彭德懷的材料，包括朱成昭早已抄寫下來的彭在廬山會議寫給毛主席的“萬言書”等。聶樹人說：“這個‘萬言書’我們早就知道，許多人都看過的。革委會開會，常委，政治部和東方紅大批判小組的人，都反映強烈，有的人還公開表示决不參加這個和北航的聯合批鬥會。許多人認為我們地院不能參加批鬥彭的事，彭有冤屈。地院上上下下有這麼一股同情彭德懷的思潮與情緒，我們怎麼組織批 88 ==========第110页========== 王大賓◇著 判？這和批劉少奇不一樣，大家對他的反動路線都有切身的體驗。彭德懷的‘萬言書？，大家都說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题，我們不好批，革委會覺得真難辦。這樣，革委會要我來請示你，讓你作一個决定，想一個辦法，看批鬥彭德懷這件事怎麼辦才好。” 我考慮了一下，就對聶樹人說：“地院中有同情彭德懷的情緒，這事革委會不要去追查，更不能向中央文革彙報。當時地院東方紅，王大來、錢新等人，還有我自己都提出反對揪彭回京的意見，中央文革都知道的，都是公開的事，鬧得很大，我也受過嚴厲的批評。現在還是要小心一點好，如果給人家抓住把柄，中央文革追查下來，老賬新賬一起算，我們是有口也難辯了。聯合批彭，中央文革有指示，北航又就在我們旁邊。我說批鬥會我們地院還是要去參加的，派些同學去參加，常委的同志就不要去參加了。”聶樹人同意我的意見，說李貴、高元贵、王煥幾位老幹部也是這個意見，千萬要小心處理好這件事，要做出樣子，不能落下把柄。 7月26日下午，北航與地院聯合批鬥彭德懷的大會，在北航大操場召開。批鬥會還拉來了張聞天等人陪鬥。地院派了物探系幾個班的同學，打著地院東方紅的大旗參加了大會。當天晚上，聶樹人又到小湯山醫院，向我彙報了當天批鬥大會的情沉。 後來聽說，7月19日，北航紅旗已經將彭德懷揪到北航開了一個小型批鬥會。批會中還發生武男，把彭德懷打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是不滿意不高興的。回憶寫出我所參與親歷和知道的文革中揪鬥彭德懷的過程和情况，是為了儘量還原文革中這件大事的事實真相。文革後這件事的誤傳誤說，實在是太多了。 現摘抄一九八二年我在湖北省看守所离的《一個紅衛兵的自述、檢查》中《我參與揪彭總回京的嚴重錯誤》其中一段，作為本 章的結束語。原文如下： 彭總自廬山會議被错誤地打擊之後，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自66年12月18日下午初見彭總，隨後又和彭總相處了終身難忘的五天。想當年，當時情景，我第一眼看到他， 89 ==========第11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初次交談，我就已改變了對他的看法，過去想像中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黄、張、周反黨集凰”之首的彭總，一定是很凶的樣子吧？一見面一長談，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善良可親老者的形象，人民的功臣啊！當後來， 六七年七月，我在“東方紅報”上看到了他的“萬言書”，對一個生長在農村，瞭解農村，高中参加過“超美趕美”，“大躍進”，搞過“畝產萬斤小麥”吹牛失敗，經歷過“三年困灘時期”目睹過饑荒，餓死人的我，深深地被“萬言書”感動。毛主席為什麽就聽不進彭總的忠言？彭總的遭遇令我同情和傷感，我是院革委會主任，衹在小範圍內談論，不敢公開講，公開講就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怕惹禍，我對於老幹部李貴和我的好友古寶琳同學多次表明過對彭總的敬佩。73年2月古寶琳千里迢迢從成都趕到江陵，衝破軍宣隊對我的關押，年底逃回四川結婚後我們多次談論此事，彭總的命運和我有關，從71年開始軍宣隊抓516，就把我打成反對中央揪彭，同情彭，為彭翻案的“小彭德懷”。後來，毛主席、黨中央為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賀龍元帥平反昭雪了，我們盼望早日聽到解放彭總的消息、喜訊。老是盼不到，直到四人幫垮臺了，我們夫妻倆還極其天真地認為，彭總可能要出來當國防部長了，搞他的林彪一夥早就完蛋了…左盼右盼就是盼不到一點消息。終於在七七年三月毛選五卷出版了，在前言中把“高、饒、彭、劉、林、王、張、江、姚”並列為修正主義的大頭子。此時還不放過彭總，“英明領袖”華主席，也並不“英明”，我們夫妻倆憤怒了，歷史太不公道了。我們真是不理解啊！我王大賓要摘掉“小彭德懷”的帽子，也難了，毫無期望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直到1978年的“八一”建軍節時，這時我已被抓了，在看守所，我看到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登的紀念“八一南昌起義”的文章中，竞然有×××將軍、×××元帥署名的也把彭總批判一通的文章，我心都凉了，歷史真是 90 ==========第112页========== 王大賓◇著 成了勝利者所窝的了，文章還在污蔑彭總。我盼到後來，噩耗傳來，是為彭總開追悼會的報導、消息。我這才知道，早在一九七四年彭總已被迫害致死了。我的心情有如翻江倒海 一樣的難受，讓我回想許多往事，黨內的極左路線，殘酷鬥争，想起了我讀過並能背頌的謝谢覺哉老人在1932年“極左”危害的詩中有幾句是“…自殘千古傷心事，功罪忠冤祇自知。姓民依稀古節在，幾人垂淚憶當時…”彭總這樣的開國功勳，一直被整幾十年，這是為什麼？我的這個心結未解開。彭總為民請命，被罷官，受磨難，他的精神永留人間。 10.。揪彭的决定與指示到底來自哪裡？ 我因對中央秋彭指示表達過不同意見，建議當時不應揪鬥彭德懷，而在1971年，周恩來主持清查“5·16分子”的運動中，地院軍宣隊於1971年3月9日，用專機從成都將我抓回北京審查，批鬥，要定我為“5·16分子”的主要罪状，即是：王大賓狗膽包天，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反對锹鬥彭德懷，並為彭德懷翻案鳴冤叫屈。 我因最終服從與執行中央指示，參與並負責把彭德懷從成都安全護送回了北京，在文革後，鄧小平、陳雲主持中央工作後，於1983年8月執意要對我判刑追責時。給我強加的罪名，竟是說我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於1966年12月將彭德懷從成都揪回北京。 因此，幾十年來，我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當年鞦彭的决定與指示到底來自哪裡？ 聶樹人告訴我：1966年12月13日晚上，他參加了有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在人大會堂一樓南部一個小會議室，對聶元梓、朱成 91 ==========第113页========== 王大賓回憶錄◆ 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葉向真和他共7人的接見。在這次接見中，江青突然認真而激動地說：“你們不是很能嗎？你們為什麼不去抓海瑞？聽說他在四川經常上街看大字報，與人談話，很逍遙自在麼！應該把他抓回來，要他交代問题，接受群眾批判！” 江青這番話雖未直呼彭德懷的名字，他相信參加這一接見的人，無論是坐在臺上的中央首長，還是坐在台下的學生領袖們，都清楚知道，這個“海瑞”指的是誰。聶樹人說，他特别注意到，坐在臺上的周恩來，並未對江青的這一講話表示出任何異樣的表情。給人的感覺，江青對這一揪彭德懷的講話，應是他們事前已經商議决定過的一件事情。 閻長贵告訴我：1966年12月14日上午，戚本禹叫他到戚的辦公室，急匆匆地對他說：“現在‘海瑞”還在四川三線任副總指揮，表現不好，要把他秋回來，你去找朱成昭談談這件事，叫他們完成這個任務。”他當然知道，戚本禹說的“海瑞”就是彭德懷。 14日下午，閻長貴到北京阜內大街設在地質部機關的地院東方紅公社聯絡站，找到了朱成昭。見面後，閻長貴即向朱成昭轉達了戚本禹要求地院東方紅派人去成都把彭德懷揪回北京的任務，朱成昭當即表示接受這項任務，但他說：他有事去不了，但地院東方紅去四川串聯的戰士有很多人，在成都也設有東方紅聯絡站，他會安排他們完成這個任務的。閻長貴與朱成昭談定這件事後，回到釣魚臺，就向戚本禹報告了。 北航紅旗在成都負責揪彭的同學告訴我：中央文革給韓愛晶指示，要他們把彭德懷從成都揪回北京。為此韓愛晶派他們來成都揪彭的。 朱成昭後來也告訴我：他在閻長貴轉達戚本禹指示後，還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指示，要地院東方紅負責把彭德懷從成都安全護送回北京，並給他三點指示。周總理的三點指示，他當時就叫胡樂成到成都後給我們傳達了的。 我在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王力反思錄》第730頁上看到王力對此事的回憶：“我從秦城出來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來找 92 ==========第114页========== 王大賓◇著 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說，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難定，如四川揪彭德懷，戚本禹說他是孰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說，中央開會我都參加的，這個會我沒參加。大概不是中央的會，是專案組的會。他們說，問過汪東興，楊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們說是的。” 93 ==========第115页========== 王大賓回憶録◆ 四、我為何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 1.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成了地院東方紅公社原一把手朱成昭的朋友知己 我相信地院東方紅的戰土和我一樣，都承認朱成昭是地院東方紅成立後的一把手。1966年8月後，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批判工作組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地院東方紅能脫穎而出，能牽頭建立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聯合的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而使其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全國造反派的一面旗幟，其中朱成昭的作用不可否認。1966年9 月，朱成昭已是文革運動中，受到毛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關注的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我相信，此時的朱成昭也已被葉劍英知曉與關注。朱成昭才是北京高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的真正的學生領袖。到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見北京高校我們五個人的談話中，毛主席亦將我稱為所謂五大學生領袖之 朱成昭 一，我真的徒有虛名。不是後來發生了那些 94 ==========第116页========== 王大賓◇著 事情，坐在這裡代表地院東方紅聆聽毛主席批評的人應是朱成昭，而不會是我王大賓。 我總認為，影響朱成昭對文革運動，對中央文革思想認識變化、進而影響他從地院東方紅一把手位置退出的，不是決定性因素，也是主要因素的，是他的身邊來了一個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 1941年出生的葉向真，為葉劍英元帥的二女兒。當年葉向真是中央戲劇學院即將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前夕，因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還未分配的葉向真也就成了中央戲剩學院和文藝界文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廣播後，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决定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文化口、文藝口的院校不一樣，與文藝口與中央戲劇學院完全不搭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科學院，向中央戲劇學院派出了工作組，而自1958年起，直到1972年，軍事科學院的院長一直就是葉劍英。軍事科學院派至中央戲劇學院的工作組，進校後是支持葉向真的造反活動的。 1966年8月底9月初，葉向真和當時造反明星朱成昭認藏。我們開始知道的是，是葉向真主動來地院尋訪朱成昭而相識的。9月6日，在首都三司的成立大會上，朱成昭介绍我和葉向真見面了。當時葉向真被任命為三司文藝部的負責人。但朱成昭後來對我們說過，是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接見中，江青介紹葉向真和朱成昭認識的。江青向朱成昭介紹說：這就是葉帥的女兒葉向真同志。 不管葉向真和朱成昭是怎麼認識的，他們的親密關係發展迅速，這在地院東方紅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這樣，我們和葉向真也常見面，就也熟了，我們見到葉向真也直呼其名，有時就叫她的小名“牛牛”，也亂開玩笑，葉向真都不在意。的確，這位葉帥的女兒、祖籍廣東的葉向真，長得個高漂亮，顯得機靈、隨和，有 一種北京姑娘沒有的風韻。我們常拿她和毛主席的女兒肖力比較，私下開玩笑說：“公主”還沒有“郡主”漂亮。我們將肖力稱為 95 ==========第117页========== 王大賓口憶錄◆ “公主”，將葉向真稱為“郡主”。 2.葉劍英對文革運動的態度從完全支持轉向批評 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葉劍英初始是完全支持、積極參與的。上海會議批鬥羅瑞卿；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彭真；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少奇，通過“十六條”，葉劍英都是毛主席信任和依靠的對象，獲得葉劍英的強力支持。此後成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更與周恩來一起負責“首都工作組”，為毛主席從外地回京，清理北京城，以保證毛主席回京後的絕對安全。 人的認識是可以變化的，所持立場態度是可以改變的。1966年11月後，葉劍英發表公開講話的取向，強調的是對文革運動中發生的負面事件的批評，對運動走向的憂慮與懷疑。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全軍院校十萬來京師生大會上，葉劍英發表講話，首先對陳毅元帥向當時文革運動“潑冷水”的講話表示：“這些話都是很對的，對運動，對我們每個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擁護上面的講話。” 葉劍英講話強調的是：“運動是有方向的，不是亂鬥的。”“在這幾年和平建設中，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尤其是這幾年大學毛主席著作，政治水準，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了，這是主要的。”“要懂得列寧說的‘真理跨過一步，就會變成謬論’，越過了一定的量就發生了質變，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會把群眾的熱情引導到錯誤方面去了。”對此，葉劍英講話中舉例說：·“應指出，二醫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過份了，搞過了頭就錯了。” 葉劍英所指二醫大，即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陶鑄的女兒陶斯 96 ==========第118页========== 王大賓◇著 亮當年就是這所學院的造反派，他們到北京總後造邱會作的反很厲害。 葉劍英講話中還批平說：“有個别的人沒有階級感情，我對這件事很憤慨。毛主席說‘通過批評達到團結’，‘要允許人家犯錯誤，也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有的首長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臟病，還是硬拉著走。這種人沒有階級感情，這是對待敵人的態熊度，我希望同志們不要被敵人利用。” 1966年11月29日，在工人體育場再次召開的十萬人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本來不準備講話的葉劍英，忍不住還是要說：“你們絕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敗壞了軍隊名譽，還有一小撮人，這一小撮人說好聽一點，就是不明事理的人。衝國防部，猛打猛衝，不把他們當反面教員教育大家，我們不算共產黨員，這是不容許的！”“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嗎？這些人如果不改，這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桃動群眾鬥群眾，不是！我不敢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 12月8日，葉劍英出席軍委召開的13所軍隊院校師生代表座談會。他針對有人攻擊他和陳毅在11月13日、29日兩次“十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說：“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嗎？他們有講話的自由，我也有講話的自由！”“軍委、總政沒有反動路線問題”，“軍隊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條黑線，不但沒有反動路線，而且始終是同錯誤路線作鬥爭的。” 1966年12月，葉劍英又离詞回赠陳毅元帥，詞中說：“串聯炮轟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衝！” 1967年1月20日，在京西竇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指責中央文革，激動時拍桌子，用力過猛，造成手掌骨骨折。 1967年2月14日，葉劍英在中南海的政治局碰頭會上，又指責中央文革：“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 97 ==========第119页========== 王大賓回憶錄◆ 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3.朱成昭為何從中央文革的支持者轉向對它的懷凝、批評 地院東方紅能在與工作隊的錯誤路線鬥爭中，與保工作組的保守派鬥爭中，取得勝利，發展壯大，並在《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逐步成為多數派，·奪得地院文革運動的領導權，朱成昭的領導作用不可否定。但更根本的原因，決定性的因素，是我們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奪取院廣播台等激進造反行動，旗幟鮮明地批判工作組的方向路線的造反行動，正是毛主席當時推進文革運動所需要的，由此得到中央文革旗職鮮明的直接支援。這一點朱成昭心中清楚。 1967年元月29日，面對東方紅内部的批評意見和來自陳伯達、中央文革的批評，朱成昭在和蔣良朴、楊雨中共同發表的“聲明”中，表明他們對中央文革的熊度時說：“中央文革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统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參謀部。她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决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我們困難的日子裡，是她，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拯救了我們；在我們進行複雜的鬥爭中，是她，幫助、支持和培養了我們；在我們犯錯誤的時候，是她，對我們進行了嚴肅和耐心的批評。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教誨。我們的命運與中央文革是緊繁聯繫在一起的。我們自與她接觸之日起，就時刻準備著：永遠與她同生死、共患難，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過去、現在、將來都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這是我們早已確定的信念。誰也不能指望我們與中央文革分離開來。誰反對中央文革， 98 ==========第120页========== 王大賓◇著 我們就和他拼到底，就堅决砸爛他的狗頭！” 在朱成昭這一表明其對中央文革態度的“聲明”中，核心的 一句話就是：“我們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這是我們早已確定的信念。” 前面我已寫過，造反派堅定地反對工作組的方向、路線錯誤，敢於堅定地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依靠的思想武器，就是毛主席為《紅旗》雜誌重登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親自修改加上的那句話：“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决抵制。” 過往中央文革是正確領導，我捫當然擁護、執行、支持，如果現在中央文革是錯誤領導，或領導有錯誤，我們當然不應當無條件接受，甚至應當壑决抵制。這就是朱成昭在“聲明”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想法與潛臺詞。 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文藝界為“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藝思想和革命路線，散佈毒素，創造資本主義復辟輿論的一個重要地盤。”要求“堅泱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鬥倒、臭、鬥垮！” 1966年11月29日，在工人體育場再次召開的，有葉劍英元帥參加與講話的十萬人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陳毅講話：“我擔心的是，現在不去鬥爭黑幫，不去鬥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秋住一些同志來，每個部門部長，每個單位鬥單位首長，講錯 一句話，做錯一件事，都要鬥。黑幫分子很舒服，沒人去他，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坐山觀虎到。我很擔心這樣子文化革命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主要應該鬥黑幫，鬥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99 ==========第121页========== 王大賓回憶錄◆ 11月29日當晚，葉向真就召集文藝界高校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和朱成昭一起開會，商量决定了揪鬥彭真、陸定一等人。12月4日晚，葉向真組織和指揮執行這一揪鬥彭真等人的决定，先後翻牆進入台基廠7號彭真家和林默涵等人居住的宿舍大院，抓走了彭真等人。 周恩來得知彭真被抓走的消息後，12月4日當天前後三次接見文藝界造反派組織代表。周總理雖然說他事前不知道葉向真抓走彭真的計劃與行動，但葉向真等人抓彭事成以後，還是得到了周總理的支持。周總理在接見講話中說：“我們完全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僅五分鐘就解泱問題了，幹得漂亮。你們把警備司令部都給瞒過了。”事後周總理又和葉向真等人商定，將葉向真等人游鬥彭真等人的計劃，改為“鬥爭彭、羅、陸、楊”的大會。 為此，周總理還對葉向真等人保證：“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麼，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周總理履行了他的這個承諾。 12月12日，“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吳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講話：“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12月12日“批鬥彭、羅、陸、楊”的大會，呼應了陳毅11月29日講話的要求：“黑幫分子很舒服，沒人去鬥他，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坐山觀虎鬥。”“主要應該鬥黑幫。”這亦是朱成昭對當時文革運動形勢和鬥爭矛頭指向的一種看法：“文藝界要鬥黑幫，抓出來的，已養得胖胖的。”同時，12月12日大會亦是開了文革中對中央高層領導人中的所謂“黑幫”、“走資派”，也可以揪到群眾中公開批鬥、示眾之先例。而後來，朱成昭對我說起锹鬥彭真等的事，他衹是說“這都是上面叫做的。”“上面”是誰，朱成昭沒告訴我，我也沒有追問他。 1966年底，地院束方紅去成都秋彭德懷一事，對朱成昭思想亦發生影響。前面我已說過：朱成昭說，現在看來，我批評王大賓的話是錯誤的，你們的看法是對的。他說，他看了我們從成都帶回的 100 ==========第122页========== 王大賓◇著 彭德懷的文件和資料，老頭子當時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彭德懷根本就沒有反毛主席。促使朱成昭思想變化的還有在上海的父母也被當成走資派批判。 過了1967年元旦，4日我就到北醫三院檢查身體，接著就被安排住院治療。當時地院東方紅開展內部整風。一天下午，71641班的吳坤正、包根源、古寶琳來醫院看我。談到東方紅整風情沉時，吳坤正說：他同其他聯隊的主要骨幹，參加了朱成昭召開的一個分析文革運動形勢的内部會議。朱成昭在這個會上談了他對當時文革運動形勢的看法。朱成昭說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擔憂。中央文革叫幹啥就幹啥，今天打倒這個，明天又打倒另一個。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幹部被打倒的太多了。我們跟在中央文革後面跑還跟不上。中央文革運動了群眾，我們跟著跑，會不會犯打擊一大片的左的錯誤？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現在搞的這樣左的路線，有沒有問題？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貫思想？真有那麼多壞人嗎？陶鑄不是剛提到中央來的嗎，怎麼又給打下去了，不好理解。朱成昭要大家多分析、多思考。 吳坤正給我介紹了朱成昭當時的思想動向後，就問我的意見。我對他們說：中央的事我們管不了，也不瞭解，我們不要亂表態。我們要向來院支左軍訓的解放軍學習，搞好東方紅的內部整風，總結經驗教訓，搞好學校的男批改，外面的事不要介入的好。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大家知道文革運動群眾組織中，有什麼能保住秘密的“內部會議”嗎？大概是1月20日左右中午，吳坤正、古寶琳等人非常著急地跑到三醫院找我，說：不好了，東方紅內部出大事了。朱成昭在我們内部會議上的講話内容，不知被誰傳出去了。勘探系二年級的周××、林××，還有廣播台的楊××等人，以“叢中笑”戰鬥隊的名字貼出大字報，揭發總部朱成昭等頭頭有攻擊和反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論。“叢中笑”的大字報，立刻被“二團”的周永璋、蔡新平他們抓住了，攻擊朱成昭和東方紅總部頭頭炮打中央文革，要辙底揭發批判。東方紅內部都不知情，都亂起來了。 101 ==========第123页========== 王大賓回憶錄◆ 我聽吳坤正說後，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著急，不用怕。朱成昭在内部會議上，對你們說了他對中央文革的一些想法，可以理解。我不是也對中央文革的揪彭指示有想法，有意見嗎？我們這是對中央文革的愛護，向中央文革提意見很正常。提意見和反對、炮打是两回事，這不能混為一談。” 同時，朱成昭的思想動向和言論，很快就有人寫成了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周永璋後來告訴我，承認這件事是他們從“叢中笑”大字報的內容分析，加上他們的看法，寫成一個材料，通過蒯大富報送中央文革的。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廣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傳達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應是在收閱告朱成昭反對中央文革状的材料後，1月23日寫給朱成昭個人的一封信。在地院朱成昭住的屋子内，衹有朱成昭一個人在的情况下，王廣宇向他宣讀了陳伯達這封有一兩百字的短信，主要的內容是：…聽說你們要反對我們，我們不怕！衹是過去關照過你們，現在再關照你們一次。如果不聽我們的規勸，要繼續往下走，就會掉到茅廁裡去了，變成了茅廁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 王廣宇來地院，向朱成昭個人傳達的陳伯達的短信，我是兩天後才知道的，因我還在三醫院住院，不知朱成昭當時怎麼想的，陳伯達這封信是可以不用傳達，不用公開的，但朱成昭卻自己把它公開了。陳伯達的信一公開，等於公開了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地院馬上掀起了一場大風浪。馬上有人貼出大字報，說中央文革陳伯達批評朱成昭了，朱成昭、地院東方紅炮打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支持的大左派隊伍都倒戈了，反中央文革了。朱成昭鬧出的這件事，震動了京城和全國。 1967年7月8日，地院革委會召開“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北京市革委會的周景芳、李冠英和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廣宇、王道明出席大會。利用這個機會，我詳細詢問了王廣宇和王道明，關於王廣宇傳達1月23日陳伯達給朱成昭的信這件事。 王廣宇說：他是1月24日，陳伯達叫他到辦公室，當時還有關 102 ==========第124页========== 王大賓◇著 鋒在場。陳伯達對他說，他們看了一份地質學院，一個戰鬥隊送來的材料，說朱成昭，地院東方紅的頭頭，不和我們保持一致了，從“造反派”變成“保守派”了。關鋒對我說，你去地院向朱成昭傳達陳伯達同志寫給他的短信與指示。不要讓朱成昭有壓力，這是規勸性的，批評他，是愛護他。這是伯達同志給朱成昭的私人信件，又沒有叫他公開。如果朱成昭冷靜想想，不固執己見，給中央文革，給伯達同志寫一個回信，承認錯誤，寫一個檢討信，這事就完了。這個朱成昭就是犟脾氣，犇脾氣，不聽中央文革的挽救、規勸。同樣是那時，清華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還成立一個“調查康生問題的聯絡委員會”；反康老。同時還有贴大字報，攻擊周總理的事件。你看，人家那個蒯大富，上面一批評，知道錯了，立即轉向，馬上寫檢討，向康老請罪，向總理請罪。康老和總理都原諒他了，就沒事了。這個朱成昭，就是不認錯。戚本禹和他談話，閻長貴同志和他談話，還有你說的4月20日，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時，江青同志要你轉告朱成昭，要他檢討歸隊的話，朱成昭都聽不進去。王廣宇還說：戚本禹還叫他在朱成昭“開門思過”時，到地院朱的宿舍，向他傳達戚本禹的指示，要他好好反省作檢討，他就是不聽，走到現在的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面對公開陳伯達短信後地院的形勢，朱成昭怎麼應對？1月24日幾天後，蔣良朴帶著葉向真到三醫院，接我到梅建明同學的家開會。梅建明的父親梅龔彬是一個老幹部，時任全國政協秘書長，其共產黨員的身份當時並未公開，為的是便於開展統戰工作。 這天被朱成昭、葉向真召集到梅建民家開會的人，除我外，還有蔣良朴、楊雨中、杜金山、梅建民等人，葉向真的朋友張九九也在場。張九九是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臣的女兒。 朱成昭為我們分析當時文革運動的形勢。朱成昭說：他現在很為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命運憂心。中央文革今天抛出一個、明天又打倒一個。中央領導人、文革領導小組成員，也都打倒不少了。軍隊的、政府的老幹部，被中央文革不斷地抛出來。剛提上來的陶鑄最近也被中央文革打倒了，中央文革打倒的人太多了，打擊面太寬 103 ==========第125页========== 王大賓回憶錄◆了。 中央文革還把聯動的許多人抓起來了。聯動的人都是些中學生，斡了些壞事，但對這些小孩還是個教育問題，怎麼都給抓起來，關起來呢？ 朱成昭認為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條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是一條危險的路線。把許多管生產的幹部都弄出來批鬥或打倒靠邊站，誰來抓生產？誰來管生產？幹部打倒那麼多，毛主席都要成孤家寡人了。老幹部都是跟著毛主席打天下的，現在怎麼就變成了反毛主席的，我們不理解。 朱成昭又說：現在軍委和中央文革有明顯的矛盾。軍委是抵制反對中央文革這條路線的。我們要站在軍委這一邊。 朱成昭說：他的這些想法和李貴交換過意見。李貴說你有什麼意見就直接找中央文革談。我知道，我們地院東方紅靠中央文革出面支援才翻的身，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通過中央文革出面直接領導、指導運動的。這些我都知道，但文化大革命運動，現在正處在成功還是失敗的緊要關頭，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幹部過多過寬的問题，文革就可能最終要失敗。而文革的失敗，也是關係到我們造反派命運的大事。我真擔心中央文革的這幾個人這麼弄下去，是要出大問题的。 朱成昭問我的意見。我說：我支持李貴的看法，我們有什麼意見與想法，應該主動找中央文革彙報反映。你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打擊面過寬我也不同意。 我又說：去年12月中央文革叫揪彭德懷回京，我和王大來認為中央文革的指示不對，我們不執行，但我們向中央文革提意見，談我們的看法，為什麼不執行秋彭的理由，這是符合組織原則的，並不是反中央文革。我們就是唯一的辦法，找中央文革款。 朱成昭說：他已多次聯繫中央文革，要求接見彙報我們的看法。但中央文革的人總說現在沒時間，要我們等一下有時間再談。我看，中央文革實在不願意聽我們意見，我看就要寫大字報了。 我說：窝大字報不好。提意見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注意，想辦法 104 ==========第126页========== 王大賓◇著 直接找中央文革談出我們的擔心與憂慮。我們和中央文革畢竟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 我又建議：中央文革的同志一時見不到，是不是可以再找肖力同志談，請她向毛主席彙報。 朱成昭說：最近肖力同志也聯繁不上，紅機電話打到中央文革辦公室，都說不在。 會上，葉向真還向大家講了其父葉劍英，在1月20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與中央文革發生衝突的事，說老帥們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爭執。她的父親葉劍英發怒拍了桌子，用力過猛手掌都骨折了。 後來還知道，經葉向真約定安排，1967年1月19日晚，葉劍英在家要與朱成昭見面。因那晚葉劍英正在“京西賓館事件”中，朱成昭在葉家已等到半夜後，被告知會見取消了。可以說，朱成昭當時對中央文革、對文革運動的那些看法、想法，是深受葉劍英當時看法、想法的影響的。朱成昭當時已表態，在軍委與中央文革的爭執中，他要站在軍委這一邊。對於中央高層發生分歧與衝突應屬最高機密的事情，我們一般平民子弟豈能在第一時間就知曉知情呢？ 在梅家開會完後，還是葉向真開車送我回了三醫院。 地院的一部分人已經知曉朱成昭此時對中央文革的熊度變化，批判朱成昭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不斷，並逼朱成昭表態，朱成昭面臨很大壓力。前面已述，朱成昭與蒋良朴、楊雨中，於67年1月29日發表了《關於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目前形勢的幾點聲明》。 朱成昭的“聲明”，並不能平息地院東方紅内部已由此發生的分歧與激烈爭論。鄭文卿後來回憶說：群眾批評了他，中央批評了他，他很不服氣。於是我就對他說，既然你不服氣，那就不如借檢查之名，將你的觀點全盤端將出去，讓大家平判。同時，以宫寶軍為首的東方紅整風領導小組，也要求朱成昭對反對中央文革間题作出交代和檢查。這樣，1967年2月4日晚，朱成昭在地院大飯廳召開的全院師生大會上作了一個“檢查”。朱成昭的“檢查”當時被二團的人偷偷地錄音，今天宮寶軍還保存有這一“檢查”的全文。 105 ==========第127页========== 王大賓回憶緣◆ 朱成昭在“檢查”中講了八個間題：一、運動中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二、關於批判劉、鄧路線問題。三、關於揪與保的問題。 四、關於大聯合大奪權問题。五、關於中學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聯動問題。六、關於坐牢問题。七、聶元梓問題。八、關於康生、高級黨校問題。朱成昭借“檢查”表達了他當時對文革運動、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看法，在地院師生中，亦在關注地院文革運動的人們中，公開了他對文革運動、對中央文革懷疑與批評的思想。 4。地院東方红内部的不同意見與派别 毛主席說過：黨内無派千奇百怪。毛主席比他人高明之處，衹有他能擺平共產黨內那麼複雜、那麼多的派别與山頭。 地院東方紅公社在其發展、存在的過程中，始終有不同意見，亦發展出對立的派别。如何對待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應是在政治鬥爭中團結自己、取勝對手的一個最高智慧問題。我自己，我認為還有當年東方紅的頭頭，當年都缺少了這一智慧。 從1966年8月23日，地院東方紅一進地質部上訪請願開始，東方紅核心組内部在行動的方式方法上，在鬥爭策略方面，就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到9月5日，二進地質部上訪請願時，蔡新平等人更是不同意採取靜坐、絕食的激烈手段。而在討論奪取地院廣播台時，蔡新平等人又主張不要去搶奪院文革鬥批改的廣播台，怕引起武鬥傷了人。而朱成昭是堅決主張採取激烈的行動、奪取院廣播台的。我當時是站在中間偏向朱成昭的，認為鬥爭策略要講，但首先要鬥爭，“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這是毛主席的教導。而且我認為，是對方不執行周榮鑫秘書長輪流使用廣播台的指示，破壞雙方協議挑起的事端。 106 ==========第128页========== 王大富◇著 本來，討論間题時，大家有不同意見應是很正常的。但朱成昭不但由此指責蔡新平、殷維侯等為策略派，更在一次戰鬥隊隊長會議上，公開點名指责蔡新平、殷維侯等是“右傾機會主義”。周永璋、蔡新平等人都被朱成昭排擠出東方紅總部核心組，他們又分别成立了衹有少數人的《紅色造反兵團》、《六·二○革命造反兵團》。後殷維侯等人還贴出《搬掉東方紅，地院才能大亂》的大字報。朱成昭則進一步指責他們為“托派”。東方紅內部兩派的分歧與對立被進一步激化了。對朱成昭這種扣帽子的作法我是勸阻、反對的。但朱成昭這個一把手，也有心胸不寬闊、自以為是、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缺點，容不下持有不同意見的人。 我和朱成昭，在如何對待北京市以時傳祥為頭的捍衛團的態度上，也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我認為時傳祥是位掏大糞的工人，是舊社會最底層被人看不起的勞動者。他組織的捍衛團，就是以這批掏糞工人為骨幹組成的隊伍，我門首先應當尊重這些最底層勞動者的人格尊嚴。時傳祥代表他們，受到了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接見，表達了對他們勞動的尊重。現在他們不知上層鬥爭的情沉，要捍衛劉少奇，這應是情理中的事。若換成我是時傳祥，我也會這樣做的。我們要理解、原諒時傳祥他們。這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工人，我相信他們內心也是擁護毛主席的。對我的這個認識，在討論會上，朱成昭卻把我批評了一頓。我自認為，我在束方紅總部核心組，應屬較為竟容、公正、溫和的人。 5。我不知道。周總理、中央文革為何選中了我 文革運動初始，地院文革運動的情沉，就始終在毛主席、周 總理、中央文革等高唇領導唇的閤注與掌握之中。對地院東方红公急●： 107 ==========第129页========== 王大賓回憶錄◆ 社領導核心成員的情况，肖力就做過詳細的調查。我相信肖力調查的情况都向上面作了彙報。同時，1966年9月，周總理派周榮鑫秘書長，幾次到地院召集地院兩派頭頭，協調地院問題，他對我印象深，回去應向周總理作了彙報。但我不知道，我在何時、為何引起了周總理、中央文革對我的特别關注與重視。 1966年9月27日，我在地院接到參加國慶日慶典活動的大紅請柬。請柬上直接寫著邀請王大賓的名字，下面蓋著國務院的大印。接到請柬，我就覺得不安，認為不妥，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是朱成昭呀，請柬應該發給他才對。我馬上找到朱成昭，對他說：“你是東方紅的一把手，這個請柬應該給你，應該你去參加。”朱成昭說：“這是國慶日慶祝活動籌備組吳德、丁國鈺和周總理他們商定的名單，既然邀請你，你就代表我們東方紅去參加吧。寫的是你的名字，還是你去的好。這樣的活動，我今後有的是機會。” 9月27日晚，我按請柬的要求報到後，被安排入住中南海。這時才知道，同到的還有師大的譚厚蘭、北大的聶元梓、北航的韓愛晶。後來聽說請柬也發給了清華的蒯大富，但被清華文革的賀鵬飛、劉濤扣下了，因而蒯大富就錯過了參加這一活動的機會。紅衛兵的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其他的英雄模範代表則住在國務院招待所、國防部招待所等其它地方。他們中間有鐵人王進喜、大寨的陳永貴、，黃繼光英雄的媽媽鄧芳芝等。活動安排了我們一起見面座談。 這次國慶日慶祝活動，對北京高校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組織與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還是被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的。我們地院已變成少數派的保守派組織“鬥批改兵團”紅衛兵頭頭中的一個女同學，也同樣受到邀請參加了活動。我記得她穿著綠軍装，顯得很漂亮，很顯眼；我則是一身的學生装，顯得土氣。在六天的國慶慶祝活動中，我們和平相處，沒有發生爭辯衝突。 我參與的這次國慶日慶祝活動的時間前後有6天，從9月27日晚報到，至10月3日下午返校。我們紅衛兵代表，特别受到周總理的邀請到中南海做客。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都來看望接見了我們。活動 108 ==========第130页========== 王大賓◇著 的高潮是10月1日，我們應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並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當時見到毛主席的幸福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回校後，我就向東方紅的全體戰士報告了參與這次活動的情沉，並和大家分享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激動與喜悅。 6.我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 1967年元月4日後，我就一直在北醫三院住院治病，沒有參與我住院期間的地院的活動。 元月8日，中央派出駐張家口65軍的400多名官兵，由田政委帶隊到地院支左軍訓，支持地院東方紅公社展開内部整風運動。為此，東方紅總部成立整風運動領導小組，由各聯隊、戰鬥隊推舉宮保軍同學任組長，發動大家給總部的頭頭們提批評意見。如前面所述，由於朱成昭受葉向真的影響，此時已轉向懷疑與批評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其對中央文革不滿的思想傾向逐步擴散，公開暴露後，整風運動演變成了保朱與反朱兩派的激烈爭論。朱成昭基本放棄了對東方紅公社的領導，亦不接受中央文革的批評與勸導，而處於“閉門思過”状態。專注於内部整風爭論的地院東方紅，此時對校外鬧得轟轟烈烈的北京一月奪權風暴，如韓愛晶帶領北航紅旗對北京市委的奪權，譚厚蘭、聶元梓對教育部奪權的分歧與爭奪，等等，也都沒有關注，沒有參加。地院東方紅一時似乎處於群龍無首的状態。 這期間，閻長貴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與在地院支左的田政委，一起到北醫三院看我，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放下思想包袱，搞好東方紅的整風。地院東方紅這面大旗不能倒。東方紅通過整風不能分裂，衹能更加團結。要我和李貴站出來堅持工作。閻長貴說：“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2月4日，朱成昭以檢討的形式，向東方紅全體戰士公開了他批 109 .、·、 ==========第131页========== 王大賓回憶錄◆ 評中央文革的觀點後，第2天，2月5日，閻長贵又帶著李貴到了北醫三院再次做我的工作。這樣，當天我就辦了出院手續。出院後，我住在了李貴家，由李媽照顧我的生活。我和李貴相互配合，維護東方紅的團結，努力去做東方紅公社内部两派的工作。 2月8日，閻長貴代表中央文革，在地院召開了對立的“反朱”和“保朱”兩派師生的座談會。田政委亦參加了這個座談會。根據當時1967年2月10日第30期《動態報》的記錄，閻長貴在座談會上說：“1現在鬥爭非常緊張，大聯合，大奪權。革命的根本間題是奪權，現在進人緊要關頭。北京大聯合，講聯合、團結，不是無原則的，不搞合二而一。 2.北京、全國奪權很緊張，你們整風要和整個形勢結合起來，要儘快結束，抽出人去搞北京的大聯合，大套權。要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抓住大聯合、大奪權的大道理，來指導我們的整風。 3.搞整風，不要忘了階級敵人，不要忘了黨內走資派，不要讓他們舒服，養得胖胖的，沒事幹。那不行，要勞動，寫檢查，不要讓他們坐山觀虎鬥，這一點不要忽視。 4.‘地質東方紅’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東方紅的紅旗不應倒，也不能倒。對朱成昭有什麼問題要調查，有錯誤要檢查。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即使朱成昭的問題是反革命，東方紅還要繼續戰鬥下去。東方紅與朱成昭要分開，應把東方紅辦得更好。”座談會上，閻長貴還傳達了江青對朱成昭問題的指示，要他改正錯誤，要朱成昭認識、檢討錯誤。 座談會後，2月17日，地院東方紅公社全體戰士，在解放軍支左部隊的帶領下，來到天安門廣場，向毛主席莊嚴宣誓：永遠忠於毛主席。以此表示地院東方紅這面紅旗未倒。三司的許多組織也帶隊伍助陣。文藝界的胡松華、郭蘭英等人也帶隊參與活動，晚上還上地院慰問演出。 2月18日，朱成昭、蔣良朴、楊雨忠在全體東方紅戰士大會上作了第二次檢查。朱成昭的檢查仍未通過。朱成昭的這次檢查，被“反朱”一派錄了音，隨後印成题為“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罪 110 ==========第132页========== 王大賓◇著 状”的小冊子，廣為散發。 2月21日下午，整風領導小組長宮保軍，主持全體東方紅戰士參加的整風大辯論會。2月21日的《動態報》在對這個辯論會的記錄中，記有不同觀點的兩派同學對我的態度，“保朱”派的同學認為：“王大賓、李贵是好同志，可以信賴的。”“反朱”派同學則提出：“我們要孤立朱成昭，爭取蒋良朴，團結楊雨忠，希望王大賓改正錯誤。” 3月5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與謝富治副總理，在政協禮堂召集地院東方紅內部不同意見派别的代表開會，解決總部領導問题。北京市革委會籌備組的周景芳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地院東方紅到會的各方代表，包括朱成昭有四十多人。在會上周永章、蔡新平等和朱成昭爭吵很凶，朱成昭堅特衹是想找中央文革談一些看法，不是反中央文革。 戚本禹在聽取了各方的爭論意見後說：“陳伯達同志的批示，是愛護性的，並沒有把誰打成反革命。伯達同志的批示是規勸性的，是聽說你們要反對我們，勸你們不要這樣做。” 戚本禹說：“我們很忙，沒有見你們，正在與一股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艱苦鬥爭中，你們内部卻在搞兩派鬥爭。我們太忙，顧不上和你們談話。江青同志派閻長貴同志多次到地院幫助你們，東方紅大旗不能倒。閻長貴同志的講話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代表江青同志的。希望你們是團結，而不是分裂。在當前兩條路線鬥爭决戰的時候，誰搞分裂，誰犯錯誤。搞小分裂犯小錯誤，搞大分裂犯罪。要搞好團結，搞革命的三結合，建立全院性的領導機構，是你們當前重要的要做好的大事。要儘快復課鬧革命，搞好鬥批改。” 戚本禹說：“地質東方紅這面旗不能倒，要團結。朱成昭先不要當頭，衹當個戰士，‘閉門思過’。地質東方紅由王大賓負責，把這面大旗扛起來。李貴同志，你是南征北戰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賓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這面大旗。楊雨忠檢查得較好，照常工作。還有寫‘打倒私字，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孟繁華同學也到總部工作，以打倒私字，實現東方红的地院的大聯合。干大來是已調出 111 ==========第13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地院的幹部，他就回官道公社去抓革命促生產。” 戚本禹講話後，謝富治接著講話：“你們要把地院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儘快搞好。東方紅公社在新的領導班子的領導下，要堅决緊跟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搞好鬥批改，復課鬧革命。今天戚本禹同志的講話，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是代表中央文革，是上面決定的。” 會議結束後，戚本禹、謝富治、周景芳又把朱成昭、蔣良樸與東方紅公社的新的領導班子成員留下，又談了近两個小時。戚本禹在再次聽取朱成昭的意見後，對他說：“你的一些看法和觀點，不都是錯的，有些還是有道理的。東方紅的功績是不能否定的，你有功績也是不能否定的。小將犯錯誤，認識改正了就好，你要好好阴門思過，認識檢討錯誤。” 就這樣，我代替朱成昭成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不久又做了4月3日成立的地院革委會主任。這後我還擔任了北京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等職務。 7.朱成昭與葉向真的不同人生命運 被中央文革安排“閉門思過”的朱成昭，當年既未“開門”，亦未“思過”，而是與葉向真等人保持著緊密聯繫，堅持他們的觀點不檢討。 在67年4月20日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前，召開的一次籌備會議上，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開鋒、戚本禹以及謝富治接見全體與會人員時，江青說：“當時抓聯動是對的，現在毛主席指示叫放聯動的這些學生，也是對的。王大賓，你要告訴朱成昭，我們還是希望他改正錯誤，繼續革命，早日歸隊。 112 ==========第134页========== 王大蜜◇著 他說，中央文革抓聯動是錯誤的，現在毛主席批示，就全放了。”臧本禹又接著對我說：“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回去轉告朱成昭，要他做個檢討。”謝副總理說：“抓聯動是我叫抓的，與主席無關。” 我回地院後，即向院革委會傳達了江青與戚本禹的這個指示，並商量了如何幫助朱成昭等人接受中央文革指示，寫個檢討。但朱成昭口頭答應窝個檢討，實際上一直拖著不寫，我們也就沒管。 到6月份，我又先後兩次見到關鋒、戚本禹。戚本禹對我說：“朱成昭的檢討怎麼還未交上來？我們對他的問题不好表態。蒯大富反康生、反總理，這麼大的事，他向康老，向總理請罪，康老、總理都原諒了他。你們地院這個朱成昭，要他寫一個檢查就那麼難？你們要多做他們的思想工作。” 我每次都向朱成昭轉達了中央文革對他窝個檢討的要求與希望。朱成昭仍然是我行我素。6月中句，朱成昭等人還策劃要成立 一個“地質學院新東方紅公社”，並起草了宣言和公告，並在院廣播台強行播出，但馬上被制止。朱成昭成立新組織、分裂東方紅的計劃，根本得不到地院師生的回應與支持。朱成昭感到失望。他與葉向真商議，準備離京出走。 6月底還是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個和朱成昭關係密切的同學，突然到院革委會辦公室向我們報告，說朱成昭等人還有葉向真，他們早就議論，說在國內不讓他們革命，他們就要去越南支持胡志明主席抗美援越，說在越南已有不少中國的紅衛兵在抗擊美帝國主義了。還說，葉向真說她認識胡志明主席。他們現在已經出走了。這個學生說，她原本也要準備和他們一起去的，後來一想，不對，就沒跟他們走。他們是坐火車走的。 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們立即報告了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同時我們趕緊查人，發現朱成昭、蒋良樸等人確實已經離校不知去向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就接到了謝富治的指示，要地院派一個認識朱成昭的學生，並帶上朱成昭的照片，到公安部找他，與公安部的 113 ==========第135页========== 一餐 王大賓回憶錄◆ 同志一起執行找回朱成昭等人的任務。經商量，我們派了宫保軍同學。 7月5日，宮保軍到公安部，見到謝富治，接受任務。7月10日，宫保軍完成任務後回到學校，向我們報告了執行這次任務，找到並帶回朱成昭等人的情况。 由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帶著两位處長和宫保軍，先到了上海，未找到人。這時公安部得到消息，說葉向真、朱成昭等人已在廣州軍區處。這樣于桑等人先折回北京後，立即又去了廣州。在廣州，找到了葉向真、朱成昭等人。對此周總理有指示：務必要把他們帶回北京。于副部長根據周總理指示，坐飛機將葉、朱等人帶回了北京，宮保軍一路陪同。 朱成昭被帶回北京後，就送回了地質學院。周總理又給地院革委會指示：“你們要把朱成昭看好，不准他亂跑，對他的錯誤要批判。”這樣，朱成昭就在地院從“阴門思過”住的有電話、有衛生間的教師宿舍，搬回水文系學生宿舍他原來住的房間居住，有人看守，也不允許其他學生去串門。 公安部為此設立了一個專案組調查處理這事。地院革委會也配合成立了一個李思田老師、雷澤雲同學組成的調查小組，調查朱成昭等人外逃的情沉，有什麼事直接向公安部專案小組彙報。 朱成昭被隔離居住後，仍堅持不認錯，為此還絕食抗議。學校開了一個批判朱成昭的大會，他也不肯低頭認罪，衹肯背對群眾，向毛主席像低頭。 到7月中旬，公安部就將朱成昭等人關進了北京的功德林監獄。葉向真同時也被關進功德林監獄。這一專案當時就被宣佈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 1970年廬山會議前後，葉劍英元帥再次獲得毛主席信任。1970年底，葉向真被釋放回到家中，在家休息一年多後，轉行學醫，先後在首都醫院和301醫院做了7年醫務工作。1978年重回文藝界，以凌子之名導演拍了電影《原野》，獲得熱烈反響。現為全國政協委員。 114 ==========第136页========== 王大賓◇著 朱成昭是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從監獄放出來的。受連累的蒋良朴、顏寬同學同時從監獄放出來。但朱成昭仍被戴著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勞改農場勞動改造。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但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1990年初隨大潮亦到上海下海經商，最終失敗。1998年9月25日，因心肌梗塞在北京昌平十三陵思陵牌林監村猝然逝世，年僅57歲。而世人早已忘卻文革運動初期還有一位叱吒風雲的學生領袖朱成昭。 據田春林說：“後來從老蔣、顏寬那裡瞭解到，梅建民和張華府曾到301醫院去找過葉向真，對方閉門不見並讓人傳出話來，總理不讓她再和朱來往。” 窝到這裡，我又想起了孔丹的話：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的老紅衛兵，自認和朱成昭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具有本質的區别”。你就可以理解，同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的首要分子的葉向真、朱成昭，為何會有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 115 上 ==========第137页========== 王大賓回憶錄◆ 五、老斡部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人也在關注關心地院東方紅 1。地院東方紅成了部分被衝擊的老幹部的避難所 自《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撤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地院東方紅公社就掌控了地院權力。後雖有內部不同意見的分歧與對立，但地院始終保持了統一的局面，1967年4月3日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加之地院東方紅公社當時已成為全國反工作組造反派的一面旗幟，受到毛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的重視，上下聯絡管道暢通。因此，當時受到不當衝擊、迫害與冤屈的一些老幹部，紛紛找到地院東方紅，請求幫助向中央申訴，尋求暫時的避難。對這些老幹部，東方紅調查瞭解情况後，多予安置在地院暫住，並給予盡可能的幫助。給我印象深刻的有鄧墾，時為“第二號最大走資派”鄧小平同胞弟弟，1939年赴延安參加革命，文革開始時任武漢副市長。文革運動開始後，鄧墾受到衝擊。1967年一天，探工系二年級學生李雲生同學，突然到辦公室向我彙報說：最大走資派、劉鄧司令部的鄧小平的弟弟鄧墾，從武漢跑到我們地院，請求避難來了，我們接不接待？我簡單瞭解一下鄧墾受衝擊的情况後，就決定 116 ==========第138页========== 王大膏◇著 接待鄧墾在地院避難。我說：“我門四川的老鄉衝著我們東方紅來了，為什麼不接待？他哥哥是他哥哥，他是他。鄧小平一不是叛徒，二不是特務，祗是路線上的問題，鄧小平有什麼問题題不應該株連他弟弟。”就這樣，鄧墾在地院住了下來，住了很長時間，直到他安全有保證後才離開。 文革後，鄧墾出任湖北省副省長等職務。地院有同學去看望他，心存感激的他態度友好熱情，有求之處，還儘量給予幫助。文革運動期間，地院先後接待保護過十多個省市的老幹部。他們其中有四川甘孜軍區領導人、藏族老紅軍天寶，宜賓的劉結挺、張西挺。重慶來的幹部較多，有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肖澤寬，重慶市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李正舟，市辦公廳副主任、市團委書記廖伯康，1938年就在重慶入黨的老地下黨員吳海如等人。 還有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也來地院避難，並來為另 一作者羅廣斌被迫害致死鳴冤叫屈。楊益言是帶著一提包《紅岩》小說的手稿，被直接引到我的辦公室相見的。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被安置在我們專門騰出用來接待的原研究生宿舍樓住。地院還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事門到重慶去調查羅廣斌迫害致死的真相。後還在地院召開一個為羅廣斌申冤的大會，“東方紅”發了報導文章，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也出席了大會。 對地院東方紅保護老幹部的事，引起了江青的不滿，1967年4月17日，在周總理、李先念、謝富治與中央文革領導人的接見講話中，江青批評我：“你把全國的一些叛徒、特務、走資派窩藏在地院。你曉不曉得，《紅岩》小說寫的華瑩山遊擊隊，許多人都是叛徒。”我不服氣，當場就辯解頂了江青。我在頭排位置，當時就看到坐在主席臺上的周總理、李先念、謝富治都一直在看著我。這時還是康生講了話：“王大賓是個學生，許多事他不瞭解，但他們也保護了許多好幹部。”康生講話了，就給我下了一個臺階。 散會後，謝富治把我留下來，讓我坐他的車去了他公安部的辦公室。謝狠狠地把我批評了一頓，批評我在今天會上的表現不好。說：“你這個犟牌氣，首長講話，批評你是千萬不能赏面頂撞的。 117 ==========第139页========== 王大賓回憶錄◆ 有什麼不同意見，會下再講。”謝要我吸取教訓。談話後才把我送回人大會堂門外。地院一同參加這次接見的李贵等人還在這裡等我。見到我，他們就說：“我們還以為謝副總理把你弄走了，一下回不來了呢。” 不管如何，當年凡是被我們接待安置在地院避難的外地幹部，還真沒有任何人敢到地院來要人抓人。 周總理對我們敢於保護老幹部很高興。一次在人大會堂接見開會前，見到我就對我說：“你們保護地質學家李四光同志做得很好。像北大的周培源同志這樣的科學家，在北大還受到批判。這些專家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人才，應該保護。” 聽了周總理的這個講話，第二天晚上，我就同探工系的唐咸正老師偷偷地跑到北大，去見周培源副校長。周培源住在北大校園内的一個小樓，他正好在家。我就向他傳達了周總理對他的關心。周培源聽後，非常激動，一再表示感謝。 2。李先念批給了地院東方紅8萬元人民幣 東方紅公社實際上在1966年9月23日就在地院奪權了，當時也奪了地院財務大權。但這個財務大權實際上還掌握在地院原來的財務管理班子手中，還是高元貴任院長時期安排的班子。後勤處長宋躍璋、黨委辦主任高雲鴨，他們都是院黨委員，13、14級的軍隊轉業的老幹部。財務科長李惠東、副科長周立威也是老幹部。奪權後，李貴請他們出山，繼續掌管財務大權，一切財務開支都由他們嚴格管理，東方紅公社的頭頭，包括我都沒有半點隨意支配財務開支的權力。 地院的行政開支、教職員工的工資、學生的助學金等經費支 118 ==========第140页========== 王大賓◇著 出，全是國家財政按月撥款，預算是早就核定了的。1967年4月中旬左右，财務主管幹部就找李貴彙報：地院現在接待了這麼多外地幹部，他們在這裡吃、住、治病都要花錢。國家撥給地院的錢是死的，已經很緊張，不夠開支的了。這些幹部自己帶的錢也早用光了，家屬又不敢給他們寄錢。怎麼辦？是不是向中央反映，請求給我們撥款幫助。 李貴隨後就來找我商議。這件事地質部是不會幫忙的，衹能找財政部了。李貴要我找總理彙報。 我先去市里找到主管文教的丁國鈺同志，彙報請求財政撥款的事。丁國鈺聽後很支持，就為我出主意，要我先找謝富治彙報，請謝富治向總理反映我們的請求。這樣，我就去了公安部找謝富治。謝正在上面開會，我就等了一個多小時，等他散會後回來，向他彙報的請求撥款的情况。謝聽後，即滿口答應向總理彙報，轉達我們的請求。 不久，李先念副總理就親自批示，批給了地院東方紅8萬元人民幣的特别支出款。這在當時應是一筆不小的款項，要知當時北京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分配一年後，每月的工資才有人民弊56元。我們嚴格管理，事項事用，沒有用完。1967年10月5日，李先念、丁國鈺陪同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國會常務副主席黃文歡到地院參觀訪問時，我向李先念副總理專門彙報了這筆款項開支情沉。我對李先念說：這筆款項，現在還未用完，有餘款，是否退還財政部？他說：不用，先別忙退了。 3。王震到了小湯山醫院看望住院的我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會共同主持，在中宜重： 119 ==========第141页========== 王大賓回憶錄◆ 部大禮堂召開了北京市各大專院校、各部委機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立即掀起對劉少奇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動員大會。我和地院革委會的李貴、聶樹人、高元貴、王煥等人都參加了。16日，由我主持召開地院革委會擴大會議，貫徹執行15日會議精神。因我當時身體狀沉很不好，腳都拾不起來，雙腳麻木，腸胃也不好，决定離校到小湯山醫院住院治病。這樣會上就安排了地院革委會的工作由副主任李贵、聶樹人全面負責，政治部由王煥負責，教育革命高院長負責。交待完工作，當晚我就到小湯山醫院住院去了。 一天下午，我到中醫針炙室扎針剛回病房，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大吃一驚，是王震老將軍！我又驚又喜，忙迎他進屋，請他坐下，幫他倒水。王震說：“好久沒見了，聽說你生病在這兒住院，特來看看你。”我急著說：“不敢當，不敢當。您是我們尊敬的革命老前輩，我這個晚輩怎能受得起。謝謝您的關心。” 我和王震早已認識。難忘的是，1967年5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王震同志和我在城樓上聊天。刚剛好毛主席和總理路過，見到我們，毛主席說：“王震同志是好同志，打不倒的。”毛主席的話，我回院很快告訴了農口的農大、農機、林學院的三位戰友。 寒暄過後，王震就進入正题，說：“今天一來是看看你生病住院了，二來是想和你聊聊天，談談農口文化大革命的事，交換交換看法。” 借此機會，我就先給他簡要彙報了地院文革運動的情沉，和前不久與北大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發生衝突的事。我對王震說：“和北大衝突，這事想來都害怕，我們太不冷靜了，當時要是在北大發生武鬥，後果嚴重，出了人命，我可能就成罪人了。為此，我們都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評。”我又說：“其實我和聶元梓個人並沒有什麼矛盾。當時還在籌備成立北京市革委會，我衹是不同意她當一把手，就北大公社孫蓬一背後說謝富治是摘桃派。” 王震這時插話說：“北京市的第一把手不是誰都能當的。你知不知道，剛解放時是誰當的？是葉帥，後來才是彭真。聶是驕傲了，無自知之明。鬧派性不對，什麼事都應當商量解決，不要搞山 120 ==========第142页========== 王大蜜◇著 頭主義、宗派主義。否則是要犯錯誤的。” 聽我講完後，王震說：“我們商量一件事。我知道，你和農口的幾個學校的頭頭關係好，都是你們原三司的。你是不是做做他們的工作，文化大革命要抓革命促生產。學校可以停課鬧革命，工礦、農村就不能停產。工人要做工，農民要種地，軍人要保衛國家。現在學校也要復課鬧革命。民以食為天，7億人都要吃飯。農口是主管全國農業的，必須要確保農業豐收。農口必須要建立好正常運轉的領導班子。主管農業的一些領導有缺點錯誤，要批評説明，但也要大力支持他們的工作。例如，王觀瀾同志、×××同志、×××同志；農大、林院、農機學院的那些幹部×××、×××，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後，儘快解放出來。不同意見要求大同存小異，搞好各院校的内部團結。千萬不要搞派性鬥爭，打架，勢不兩立。國家需要大量的農業技術人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教育傳授科技知識的地方，要趕快復課鬧革命。要大膽解放斡部，支持他們站出來工作。” 我立即表示：“請您放心，我一定會向他們轉達您的指示。”王震說：“用你的話去說吧，不要說是我的指示。” 我說：“我明白，我不會對他們說是您的指示的。農大馮興旺、農機潘朝東、林院王德祥，他們都是市革委會委員，和我一樣都是農民的兒子，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的學校，運動搞的還是不错的，沒有分裂成兩大派，像清華、北大那樣在校內鬥。農大東方紅公社馮興旺他們，1966年曾經保過農口的譚震林副總理。當時戚本禹講過，譚震林是老紅軍，是革命幹部。後來情沉變化，反‘二月逆流’，又說要打倒譚震林，馮興旺他們為此還作了多次檢討。” 談話中，不覺就到了吃晚飯時間。王震說：“今晚我請你。”我們就到了醫院餐廳。餐廳的負責人一看是王震將軍光臨，為我們作了豐盛的安排。吃完飯後，王震堅决要付飯錢，餐廳堅持不收。相持不下時，王震說：“你們是不是要我犯錯誤呀！”這樣，餐廳服務員才勉強地收下了王震交來的飯錢。 121 ==========第14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吃飯時，我們邊吃邊聊，天南海北，隨意而說。我問王震進軍新疆，組建建設兵團的事。我也說自己大躍進時做的傻事，參加四清運動的經驗教訓等等，談得很投機。 王震將軍走後，我馬上用醫院的電話和馮興旺、潘朝東、王德祥聯繫，請他們第二天上午來醫院有要事商量。第二天上午，他們如約而來，就在我的病房，向他們傳達了王震對我講話内容。我和他們交流意見後，也都同意，對外都不能講是王震同志的指示，這有利於工作。他們都表示，要堅决貫徹執行王震的這一指示精神。我還對他們說，我們地院現在從不過問地質部機關內部的事，這超出了我們權力的範圍。我們地院衹是發表了一個聲明，堅決支援地質部新的領導班子的工作，表示一下態度。 大概又過了十來天，王震又到醫院見我。他說路過，特來看看。王震對我說：“看來通過你和你那幾位夥伴做工作，效果好，他們還是聽你的建議的。” 我說：“有效果就好，他們是敬重您這位革命老前輩，執行您的指示。我衹不過向他們傳達了您的指示，和他們作了交流商量。” 4。余秋里幫我安排到鞍山治病休養 1967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由亂轉治，轉向建立新秩序階段。許多誓言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人，並沒有認識到毛主席戰略部署已由亂轉治的轉向，卻在不斷違背毛主席的轉向建立新秩序的大局，自覺與不自覺地挑起與製造新的亂局。這種違背毛澤東大局的活動，在6、7、8月達到高潮。這期間發生了矛頭指向周恩來的由張建旗、劉令凯等極少數人組成的“5·16兵團”炮打活動；北京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活動；香港左派造反高潮引發的火燒英 122 ==========第144页========== 王大賓◇著 國代辦處的極端外交事件；武漢7·20事件後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浪潮等等。 1967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上海遙控指揮，周恩來主持，隔離了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王力、關鋒。同時清洗了《紅旗》雜誌社的林傑等人。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影響巨大。 地院動熊是8月31日聽到傳言王、關出事了，林傑被抄家了。為了安全，當晚李貴、聶樹人他們将我從小湯山醫院接回了學校。 回校後，我們開會分析形勢，也判斷中央出大事了。我們和林傑沒有什麼聯繫，不像師大譚厚蘭與他關係密切。但關鋒、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派到地院的聯絡員，一直是公開支持地院東方紅公社的。為了儘快弄清事情真相，9月1日，呂文正同學陪著我開車去北京市革委會找謝富治、吳德、丁國鈺等人，不巧他們都開會去了。我找到衛戍區，見到了邵崇允秘書帶我們就轉到了301醫院，見到了正在那裡住院治療的北京衛戍區傅崇碧司令員，他也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副主任。傅司令員衹有一隻腎，病發了，正住院治療。他又是我的四川老鄉，還是少年時就參加了紅軍。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當時從機場接送外賓，傅司令員都叫我和他同車。1967年7月4日戚本禹、傅司令員、公安部李震副部長叫我去中南海談話，要地院支持礦伏兆、李四光組成地質部領導小組，抓革命促生產，大聯合。傅用頭擔保礦伏兆無間题。以至1968年3月23日他出事後還被說成是我的黑後臺。我向他詢問王力、關鋒等人是否出事了的傳言。他不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間题，而衹是說要我不要管外面的事，就呆在學校把學校的事管好。有人找你的麻煩不要理他們。你就在學校醫院治病，需要什麼藥，可以來301醫院，我幫你找。回校後，我又召集常委會，根據傅司令員的談話，我們判斷上面真的是出大的事件了。 9月2日晚，原三司的二十多個學校的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在農大革委會的會議室召開了一個形勢分析會，是農大的馮興旺邀請的。.大家都判斷中央文革是出事了，王力、關鋒倒臺了。對這種形勢的發展，大家覺得太突然，不好理解。我和馮興旺在會 123 ==========第145页========== 王大賓回憶錄◆ 上說：“弄不好，我們這些紅衛兵也會去坐牢，當替罪羊的。”譚厚蘭不是三司的，沒有參加這個會。但有一個《北京日報》的女記者張×參加了，她把這個會議的記錄向上面作了彙報。在1971年抓“5·16”分子運動時，這個記錄材料被翻了出來，成了我們許多人開“黑會”，攻擊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證。 9月7日，又發生了蒯大富、韓愛晶帶人參予支持北師大部分人顛覆以譚厚蘭為首的師大革委會事件。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都迅速表態，出面制止了這一顛覆行動，保護了譚厚蘭。 9月15日、16日，周總理、中央文革分别接見了北京高校大部分已處於分裂狀熊的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周總理在接見時傳達了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要告訴小將們，現在是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我和韓愛晶都當場作了檢討，進行了自我批評。當時，我的心情是很沉重，很壓抑的。 10月1日，我應邀參加國慶日的慶祝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見 1967年10月1日天安門上，毛澤東、周恩來接見紅衛兵代表右起：譚厚蘭、王大賓、蒯大富、韓愛晶、李冬民 124 ==========第146页========== 王大寧◇著 到了余秋里副總理。我和余秋里在運動初期開始就有了交往，余對我熟悉。文革運動工作組時期，工交政治部的李人林主任，多次到地院，與何長工一起支持工作組，執行薄一波的指示打壓批評反對工作組的師生。 工作組撤銷後，我們批判工作組的錯誤時，我就帶了一部分地院師生，到工交政治部找李人林，也要把他揪到地院作檢查。余秋里就出來保護李人林。余秋里一方面裹李人林當著他的面，向我們承認工交口派工作隊到地院確實孰行了打擊群眾的錯誤路線，在地院搞的“反干擾”是錯誤的，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向我門檢討道歉。另一方面，余秋里又對我們講，李人林也是個紅小鬼，是要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余秋裡還介紹了李人林同志的革命事蹟。又為他開脫說，李人林刚從大慶回來，就被何長工他們叫去，一同到地質學院，也不瞭解情沉，不自覺就犯了錯誤等等。我們聽了余秋里的話，認為李人林是老革命，對錯誤認識了，態度好，就不再揪他到地院作檢討了。余秋里對我這樣决定非常高興，又和我交談了很久。 我們回地院向朱成昭彙報揪李人林事，他同意我的看法，李人林認錯態度好，又是紅小鬼，是被地質部何長工他們硬拉來給工作隊壯膽的，可以不再揪他來地院檢討了。隨後，李富春副總理找朱成昭與我等人到國務院談話做工作，說要抓革命，促生產，要我們支持曠伏兆副部長出來主持地質部的工作。我們表示了支持的態度。 隨後，在幾次有余秋里參加的接見會議中，余秋里都會和我聊天，說家常。余秋里對我說他參加革命的經歷，1928年，他才14歲就跟著毛主席在井岡山打仗，16歲就當了班長。長征、抗日，打了許多仗，一支胳膊就是在一次戰罚中負傷失去的。1957年，毛主席指示，他就調到了石油部。多次接觸，相互之間有了更多瞭解。余秋里對地院的文革運動也給予關注支持。地院東方紅1966年9月使用的十多輛輕騎摩托車，就是余秋里批給我們的。 所以，與我已經很熟悉的余秋里，10月1日那天在天安門城樓 125 ==========第147页========== 王大賓回憶錄◆ 上見到我表情沉重，心事重重的樣子，就把我叫到天安門城樓的東 游邊，關切地詢問我的情况。我如實地向余秋裡談了因王力、關鋒、 林傑等人的倒臺，感受到的壓力。還說了自己希望快點畢業分配離京的想法。余秋里安慰我說：“這種事你不用背什麼思想包袱，不要想那麼多。不過先避開下也好。你身體又不好，我建議你過完國慶，你就去向謝副總理請假，離開北京去治病。東北遼寧鞍山有個湯崗子療養院，那個醫院很不錯，滴合治你的病。我的病就是在那裡治好的。你請好假，醫院方面的事我幫你安排，你就放心去好了。” 我聽了余秋里的話，過完國慶日，大概是10月3日那天，我就去了北京市革委會，找謝富治請假離京治病。那天刚好吳德、·丁國鈺也在。谢富治很爽快地同意了我請假去治病。他們對我的病也很關心，說你們學校的情况好，你就安心去治病吧。謝又對我說：“我們正要找你。中央安排，過兩天有重要外賓到你們地院去參觀，瞭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你完成這個接待任務後再走吧。”我答應沒問題。10月5日上午，李先念、丁國鈺就陪同越南的黄文歡來地院參觀訪問了。 接待外賓後，我很快就向李貴、聶樹人等人交接了工作。當時院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原團委副書記胡軒魁老師，幫我去北京市革委會辦了介紹手續，10月10日，又陪同坐火車送我到了鞍山市海城縣湯崗子療養院。到療養院一看，是一個環境優美的高級療養院。院裡早已為我安排了一間單人的高級病房。我馬上表示我是一個學生，住普通病房就可以了。但院裡不同意我的要求，對我說：“這是石油部領導的指示，又不要你出錢，你還是安心治病吧。”對享受這種特殊待遇，我極其不安，雖堅持要換病房，但醫院堅持不給換，祇得聽從醫院的。在這裡我得到了精心的照顧與治療，也結交了在這裡療養的一些地方與軍隊領導幹部朋友，越南黄文歡也在此療養，39軍的何渠若政委、張锋軍長、高克副軍長、鞍山市檢察院金院長等在此療養，我向這些革命老前輩學習，相處融洽愉快。 有湯崗子幾個月，沒有過問地院的事，祇是從同學的來信中瞭 126 ==========第148页========== 王大蜜◇著 解一點情况。令我不高興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宣佈我與聶樹人發展為正式黨員，進人地院黨的核心小組，而將高元贵院長排斥在核心小組外。我直到1968年元月25日才出院回到了北京。記得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在李貴家過了這個春節。 1967年底，聶樹人和顏焕起到東北鞍山湯崗子看望正在這裡療養的王大賓 127 ==========第14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六、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為何分裂了 1。文革運動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朵拉的盒子 毛澤東領導完成三大改造後的中國社會，仍然有著各種社會矛盾，其中幹群矛盾應始終處在主要地位。毛澤東說過：黨内無派千奇百怪。因而幹部之間，無論黨的上層還是下層的各級幹部之間，亦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分歧與對立，衹因嚴格的黨的紀律，作為黨的秘密，之前大都不為廣大群眾知曉而已。 毛澤東發動與領導的文化革命運動，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朵拉的盒子”，將黨內最隱蔽的人際關係，戰爭年代形成的各個山頭，各種複雜的矛盾，分歧與對立，包括各種歷史恩怨，直至私人隱私都公開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一切矛盾都已公開化的形勢下，使一些人獲得了攻擊他人、保護自己的平臺與充分的自由。 對是非、曲直；爭執、衝突；公平、公正；文革運動中已失去了法律的裁判。一切以毛澤東思想為判斷標準，而每個人，每個組織都聲稱自己才擁有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而實際上大都是對其選擇性的引用毛澤東語錄的解釋，來證明真理就在他們這 一邊。 128 ==========第150页========== 王大賓◇著 毛澤東在1957年發表過《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講話，其中說到，人民内部矛盾如不能正確處理，也會轉化為衝突，走向對抗。 1967年，在毛澤東以軍隊、幹部、群眾以及老、中、青兩種三結合的形式，重建各級權力機構，建設新秩序的大局背景下，主要矛盾已經轉化成如何正確處理單隊、幹部、群眾之間的關係，存在各種新的意見分歧是必然的。而如何正確對待幹部，解放結合哪一個幹部進入新的權力機構，就成為分歧與對立的主要焦點。處理不好不同意見分歧的許多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出現分裂與對抗現象應是必然的。 2.地院東方紅的内部分裂與介入外單位運動的衝突 如前所述，地院東方紅的內部雖先後出現過“激進派”與“策略派”之爭，“保朱派”與“倒朱派”之爭，以及朱成昭企圖成立“新東方紅”的策割與行動，但最終都未造成東方紅組織的分裂，直至地院革委會成立，始終保持了地院統一團結的局面。 前面說過，1967年1月後，地院東方紅專注内部整風，沒有參加北京市奪權活動，亦沒有介入北師大的譚厚蘭與北大的聶元梓在教育部奪權發生的衝突，我們也沒有到地質部去參與奪權活動。4月3日革委會成立，我有李貴、高元貴、王煥、李一民這些老幹部在把關，指點，東方紅公社中的王大來、安靜中、鄭伯讓、江祖如、陸炎德等幹部老師在出主意，我的態度是搞好我們地院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外單位的事，我們搞不清楚，不要參與干涉。當時朱成昭對我們說要在中央文革與中央軍委的分歧與鬥爭中，站在 重委一邊時，我的意見也是上面的事，上面的們爭我們不清楚，不●拿 129 ==========第151页========== 王大賓回憶錄◆能表熊，不能管。 但文革運動的局面，一些突發的事件，我也是無法掌控的，常是被動應對。這種情况，當年親歷文革運動的人應都有理解。一些人的頭腦膨脹，自以為真理就在我手的心態，總是推動著他們要包打天下，伸張他們自認的正義。地院東方紅與北大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發生的1967年“4·8民族宫事件”，“4·11大鬧北大”事件造成較大影響。地院東方紅的責任與錯誤也在於，面對1967年“一月風暴”後文革運動的新階段，有部分人違背我們“外單位的事，我們搞不清楚，不要參與干涉”的正確決定，干涉外單位的活動，要為自己支持一派出頭，自認為真理在我。我為地院主要負責人，不能妥善處理擺平事件，是我的無能，是我的錯。但在北京市介人外單位運動，並引起持對立觀點的兩派群眾嚴重衝突的事，地院東方紅也就是這兩件事了。 1967年4月，地院東方紅介入外單位運動，還有影響的一件事，為調查瞭解北京京劇一團沙家浜劇組兩派群眾對立的情况，與其中一派群眾組織也發生了肢體衝突。其中雖有許多因誤會而情沉不明擴大了事態，但現在反思，當年那種自認地院東方紅才是響噹噹的造反派，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誰也不放在眼裡。《沙家浜》劇組雖是江青親手種植的樣板田，也敢捅它一下馬蜂窩的做法，也是應該反省的。這種事，肯定是得罪了江青的。清查“5·16”運動時，這就成了我反江青的罪行之一。 文革運動中，北京三軍總部和所屬軍事院校的幹部、學員也分裂為兩派。1967年5月13日，林彪支持，葉群、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掌控的，後被稱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軍隊單位，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組織紀念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25周年的文藝演出。而與其對立的軍隊中的造反派組織衝擊了這一演出活動，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地院東方紅並沒有派隊伍去支持衝擊這一演出活動，但當時我們是支持軍隊這一派造反組織的。這以後軍隊這一派造反組織被稱為“衝派”。事發當晚，北京市革委會打電話到地院，說謝富治指 130 ==========第152页========== 王大蜜◇著 示，叫我去制止衝演出和制止武，說地院有隊伍去參與衝演出。我馬上查問了地院有關同志，都說沒有人去參加。但我還是在呂文正同學陪同下，坐吉普車趕去北京展覽館劇場制止武鬥。我們到時，武鬥已結束，“衝派”的戰士們被趕出劇場，集中在外面的廣場上。見到我，他們就圍過來向我講了有關情况，說對方是有組織有準備地策割的，對方還有無線雷指揮。他們說，他們的人還有二個戰士未出來，可能會被打死或抓走。他們要再次衝進去救人。我不准他們去衝，經說服勸阻了他們，讓他們先回去。我衹叫了一個人，陪我和呂文正進去幫他們找人。守大門的“無革派”的人不准我們進大門。我壑持一定要進去，我說，是上面命令我來制止武鬥的。他們的頭頭來了，才讓我進去，把二位被打的戰士找出來了。我就回地院了。 回地院後，很快傳來消息。當晚我走後不久，林彪、周總理中央文革成員都到了展覽剽場，在舞臺上接見了“三軍無革派”的演員，表示了支持。 林彪的態度，决定了“衝派”的命運。“衝派”組織被打垮，許多頭頭、骨幹被打成了“反革命”，還把肖華說成是“衝派”的後臺，也被抛出來打倒了。“衝派”的許多戰士被打成重傷後，也不准治病，有的衹好到地院來求醫養傷。侯金海（地院東方紅外聯組的學生)等學生負責接待安排了他們的生活與治療。他們要見我，我就到他們住的12樓看望了他們，當時確實是同情他們的，不認為他門是什麼“反革命”。 現在看來，毛主席為了建立新秩序的大局，需要林彪的支援，需要三軍總部的穩定與權威，支持了林彪打壓“衝派”，以“三軍無革派”統一穩定了二軍總部與北京的軍隊單位與軍事院校。在空軍政治學院派出以林凯、李凡茂、牛潤五為首的軍宣隊，1968年8月25日掌管地院大權後，1971年清查“5·16”時，支持“衝派”自然也成了我反對林彪的罪行。 131 ==========第153页========== 王大賓回憶錄◆ 3.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 派組織發生分裂的原因各異 1967年，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許多發生了分裂，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有的學校對立的兩派還發展成激烈對抗與武鬥。但是促其發生分裂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 而地院東方紅對各校的文革運動，除前述1967年4月11日大鬧過北大之外，採取的是不介人的態度；絕沒有因地院東方紅的介入，而引起外校造反派組織分裂的問題。 當年北京共有59所大事院校，保持反工作組造反派掌權，基本沒有分裂的祇有北京地質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體育學院、北京郵電學院等少數學校。大多數學校都發生了分裂。毛主席說：“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 五六個。” 4。北京沒有形成因一個 焦點矛盾而對立分裂的有組織的天派、地派 現在講文革運動歷史的文章、書刊，講到北京的文革運動，常說一個北京造反派組織1967年後分裂為“天派”與“地派”的概念，還將我們搞地質的地院束方紅封為“地派”的頭，搞飛機的北 132 ==========第154页========== 王大富◇著 航紅旗封為“天派”的頭。我認為這一表述是不符合當時歷史真實的，是不準確的。 1967年9月15日、16日，在當時中央領導分别接見北京各高校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周總理在講話中說：“紅代會成員原屬一、二、三，三個司令部，成立紅代會統一了，現在又分成天、地兩大派。”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北京紅代會分成“天派”、“地派”，第一次知道中央領導認為有“天派”、“地派”的分裂與對立。當時，我和韓愛晶都不能理解這種提法。 雖然，當著周總理的面，我和韓愛晶都作了檢討，表態說，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聽周總理的話，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搞好團結。會後，我們兩人又互相帶各自的隊伍到對方學校拜訪，交換意見，作自我批評，表達團結的願望。但是，我和韓愛晶心裡都清楚，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兩大造反派組織之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大的矛盾與衝突。發生在成都爭搶彭德懷的事，是個别事件，·也早已解决，並未由此引起兩個組織之間的對立。在紅代會，我和韓愛晶、蒯大富見面很多，都是很客氣的，沒有發生過什麼衝突爭吵。蒯大富發起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立得較晚，直到三司成立時，他還是光杆一人，蒯大富還跑到地院避過難。為支持他，我們與北航紅旗都派人帶隊伍到清華去為崩大富造勢，支持清華井岡山的成立。後來清華井岡山分裂出一個“4·14”，我們從來沒有公開支持過以沈如槐為頭的這個“4·14”。雖然對崩蒯大富的有些做法有不同意見，但我們並未與他鬧過矛盾，我們知道，中央文革是支持崩蒯大富的。北大聶元梓與師大譚厚蘭在教育部奪權問題上鬧矛盾，我們和北航紅旗都未介入。而我們與北大聶元梓在民族宮展覽事件上發生衝突時，韓愛晶、北航紅旗也未介人，並沒有站在北大聶元梓一邊反對我們。前面說過，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發生分裂的原因各異。這些對立的組織，在對重大事件的立場與表熊也各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蒯大富反對周總理、康生這件事，我們反對，韓愛晶、聶元梓也都是反對的。 吳德在他的口述《十年風雨紀事》中，說：“造反派頭頭都有 133 ”·. ==========第155页========== 王大賓回憶錄◆ 自己的野心。由於權力分配的間題，學生造反派分裂為‘天派’、‘地派’，相互爭鬥。‘天派’以聶元梓為首，反對謝富治；‘地派’保謝富治。蒯大富、韓愛晶動搖在兩邊。一時間烏煙瘴氣。”吳德說“學生造反派分裂為‘天派’、‘地派’”，是“由於權力分配問題”。但歷史事實是，前面已一再說明的是，我們地院東方紅在1967年，始終沒有介入過學校外面任何單位的奪權鬥爭。而許多學校造反派組織的分裂原因各異，不排除這些學校對立的組織存在對其學校權力的爭奪，但並不能也沒有為此結為一個統一的派别，去爭奪北京市的領導權。 吳德在這裡將“天派”為首的頭頭封給了聶元梓。而北航是代表“天派”名字由來的。北航紅旗的頭頭韓愛晶和蒯大富一起變成了動搖的中間派。不知這種說法根據何來。 北京當時的確出現過反對謝富治的思潮與公開的短暫的炮打謝富治的活動，“反謝”與“保謝”不同觀點的對立，但決沒有以此為焦點來形成所謂“天派”、“地派”，分裂了造反派組織的歷史事實。 吳德在其口述中又說：“那時不是有‘天派’、‘地派’嗎，實際上查來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陳伯達、戚本禹他們在指揮，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雖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個。” 把“天派”、“地派”說成“都是陳伯達、戚本禹他們在指揮，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這種指責完全是吳德不顧文革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事實，所作的主觀臆斷。而說北京的全體造反派組織“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更是一種誣陷。這裡還想說一點，失憶症使吳德完全忘記了，作為當年北京市始終不倒的主要負責人，他在北京的十年文革運動中還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 關於“天派”、“地派”，還有寫北京文革運動歷史的人，把它描繪成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海派”支援的造反派組織，反對“王、關、戚”一夥中央文革的“京派”支援的造反派組 134 ==========第156页========== 王大离◇著 織的兩條路線鬥爭。 歷史的事實，無論是北大、清華、北航，還是地院、師大，以及北京所有高校的反工作組造反派組織，能由受打壓的少數派發展為多數派，都是毛澤東支持的結果，其出面具體執行毛主席決策的是周總理與中央文革的成員。文革運動發展過程中，上層後來發生了矛盾，我們都是不知情的。這些人把自己說成先知先覺者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我知道的，從得知派來地院支持東方紅的肖力即李訥，即毛主席的小女兒那天起，地院的文革運動就始終在毛澤東的關注中，亦在江青的關注中。1966年我們地院東方紅二進地質部後的一天，在一次接見中，江青見到朱成昭和我等人時，非常動感情地對我們說：“肖力向我講了你們的有關情况。鄒家尤、工作隊在你們地院執行錯誤路線，批鬥了反工作隊的十三名幹部，還有許多師生受迫害。你們就是要求他回地質學院作個檢討，這一點點要求，他們都不答應，還在頑固地堅持錯誤，不批判行嗎？我要不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也會同你們一起去地質部靜坐了。”當時聽後我們很感 動，是自然的。 1967年5月1日晚，天安門城樓上與江青等在一起 135 ==========第157页========== 王大賓回憶錄◆ 1967年5·1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煙火晚會。我被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我和譚厚蘭、蒯大富、韓愛晶與江青、關鋒、戚本禹被安排坐在一起，江青還介紹我們認識與她同來的《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江青見到我，就將戴在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了下來送給我，並親自為我戴上。江青還大把地抓起桌子上的糖果放到我口袋中，一再要我們多吃點。江青的熱情使我很感動。第 二天，在地院全院師生大會上報告說江青的這一舉動是對我們地院東方紅的關懷，我將江青送我的毛主席像章交給了學校的展覽館保存展出，又將江青装在我口袋的糖果分給大家吃，還說是江青同志送給大家吃的。 還有一件記憶深刻的事。在一次接見時，江青語重心長地對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我們幾個人說：“你們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什麼不按主席的指示辦？要大聯合、大團結。對反對自己的同學也要團結。大熱天，夏日炎炎，你師大譚厚蘭、清華蒯大富也做得出來，給對方斷水斷電。我都為你們難為情，為你們害臊，我很傷心，你們這樣做太過份了。這樣怎麼能安邦興國，治國平天下！”江青的批評，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而在和我們談到文藝革命的事情時，江青對我們講了八個樣板戲創作的艱難過程。她說：她衹起了一個引頭的作用，全靠大家的心血與努力，才搞出了八個革命性、思想性、藝術性高度統一的樣板戲。江青說：“將來我們就是被打倒了，八個樣板戲都是打不倒的。” 當年的我，真的沒有這個覺悟，沒有這個水準，看出了認識到江青對地院文革運動的支持，對我的關心，是在對我們搞兩面派，而在背後卻支援一派造反派組織，要打擊我們地院東方紅，打擊以所謂我們為頭的“地派”的造反派組織。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專注於上海的文革運動，北京的事戚本禹、關鋒管得多，這是事實。特别是戚本禹，出頭的事，得罪人的事，他說得太多，管得太多。但這僅僅是他個人的行為呢，主要還是一個執行者呢？文革運動中，各有各的錯，各有各的賬，我們要認真地反省反思。而有的人 136 ==========第158页========== 王大窨◇著 把自己說成先知先覺，一貫正確，錯的都是别人，還在隨意給他人贴標籤，扣帽子，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研究歷史，不能以自認的所謂道德標準，隨意給歷史人物戴上“好人”與“壞人”的帽子，這樣就會把複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臉譜化了。 女家 137 上 ==========第159页========== 王大賓回憶錄◆ 七、我對毛主席召見我們五個學生頭頭告别红兵運動的談話的反思 1。地院同學封我傳達的毛 主席召見談話的記錄稿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見北京高校北大、清華、師大、北航、地院五個學校反工作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學生頭頭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時間長達五個小時。召見中，毛主席講了許多話，林彪、周總理、江青等人也有不少插話。回到學校，我就召開了地院全體師生大會，按我當時的記錄，傳達毛主席召見時的講話和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插話。地院有同學保存了當時的一份我傳達時他作的記錄稿，記錄内容基本完整。現在就按當時記錄原樣照錄如下： 毛主席、黨中央領導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頭頭傳達稿原始件（標題為現在所加） 七月廿八日，凌晨三點半到八點半，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倖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兵的代表，參加接見的有：周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文元，謝富 138 ==========第160页========== 王大賓◇著 治、黄永勝、吳法惠、葉群、汪束興，還有吳德、溫玉成、黄作珍等同志。被接見的有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蒯大富、弄元梓等五人。（蒯大富是七點半到），接見歷時五個小時。 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和被接見的同志 一一親切握手。毛主席對首都大專院校的運動菲常瞭解，對教育革命，執行七三佈告革命大聯合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夹文革的接見和親切教導，是對我們紅衛兵的最大最大關懷、最大最大鼓舞，也是我們紅衛兵的最大最大光荣，最大最大幸福，讓我們一千遍一萬遍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說明：以上為我傳達時的開場白，下面為傳達中接見情景與講話) 毛主席和黄作珍同志握手：“你叫黄作珍？我還不認識你，你還沒有被打死？” 當和王大賓握手時：“你們都是年輕人。”江青：“好久不見了，你們叉不贴大標語。” 主席：“還不是天安門上見過，叉没有說話，不行呢！”“你們無事不登三寶殿，你們的情况我都瞭解，其竇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不來了，還是不來？” 謝：“恐怕不肯來。” 聶：“不會的，恐怕是出不來。”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麽多工人镇壓紅衛兵，黑手是什麼，現在又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麼，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來抓我嘛。” “本來新華印刷腐，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凰是我派去的。”“我說：你們去清華看看，结果去了三萬人，你看怎麼辦，大學武鬥怎麽解决？” “其實，他們恨北大，並不恨清華。” 139 15. ==========第161页========== 王大賓回憶錄◆ 謝：北大和那個單位衝突了。 聶：“是與農科院，他們喊一些污蔑北大口號，北大同學和他們打起來了。” 謝：“北大抓黑手說黑手是衛戍區，是謝富治，黑手是我，我沒有那麽大野心。” 主席：“你們沒有遭他們打？”聶：“互相打了，抓了人。” 主席：“你們看大學的武鬥怎麼瓣，如何解决大學的武鬥？一個是統统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你們想打就打，過去革委會和衛戍區的熊度，不怕亂，不管，不急，也不壓，這個方針看來是對的。另一個是幫助解決一下，深得學生大多数人贊成，現在深得工人農民的贊成，大事院校59個，打內戰的打得凶的大概也衹有五、六個，隨著你們的能力。至於如何解决，你們提出意見。 社會現象，我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大那麼大，幹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一個（)。一個叫新北大（井)，一個叫新北大（公社)，就像蘇共後面一個(布)，一個叫（孟）。（大家笑了) 第三個辦法，要麽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黄永勝，就是好解決麼。文化大革命你們搞了两年了，鬥批改，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鬥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興，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多數學生也不高興，你們自己學校的本派，講你們壤話的也有。你老佛爺！你們是多數你是哲學家，在你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那裡，就沒有人反對你？我就不相信，人家當面不說，背後還是說壞話。” 主席：“王大賓，你那個學校還好，你還好辦些。”（王大賓站起來說：“那幾個反谢副總理的，反我們的跑了。”謝：“他們說王大賓右了，還聽說是二把手還要套權？” 140 ==========第162页========== 王大賓◇著 (王大賓：“那是他們挑撥關係，他是一個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幹勁也大，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些。”) 主席：“他就那麼左，馬克思？一個左一點，一個右一點，那為什麼？你要好好團結他。” 主席：“你過來，到我這來。”（王大賓不好意思）林副主席：“來嘛。”謝：“去！去！” 主席：“坐下！”（服務員搬過凳子） 主席：“新北大有黑幫就那麼一點？做事情要留有餘地，都是一些學生。你們不搞黑幫。新北大搞了十幾個，我想還不是那麼點。因為搞了兩派，忙於武鬥，心都在武鬥上去了。這個鬥批改不行，有人說批鬥批走，鬥批散。現在逍遙派那麼多，聽說聶元梓、蒯大富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炮灰也不過一百伍，三百人，那有黄永勝那麼多。蒯大富這一回我一出就出了三萬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把武鬥工事統統撤掉，什麼熱武器，冷武器，刀槍入庫。聶元梓又叫你佛爺，佛爺老巢。 還有這個譚厚蘭同志，你禁兩個小辮，你要求下放。你在學校讀書20多年，你走，大家也贊成你下去，我怕你學校離不開。你走了誰代替你的工作，你安排好了沒？”譚：“安排好了。” 主席：“你們五個大將，我都護住你們的。包括蒯，我們有偏向，比較偏向你們一面。你們要是回去這麼一講，北大并同山，4·14兵凰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不怕别人打倒。 4.14,4·14思潮必勝，這個文章，我不同意。說什麼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是4·14，井岡山打天下不能坐天下。4·14有個理論家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窝一篇 141 ==========第163页========== 王大賓回憶錄◆ 文章，人家一派的理論家，應該放了。（溫玉成馬上打電話放人)人家有意見，就讓他再窝，不然，不是就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我請你老佛爺，你北大要大方一點。 你北大井岡山幾千人，那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麼？你這個老佛爺。 不然就實行軍管，如果不行，就一分為二，就不住在一個城市。 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見面，打不起來。各人清理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爺老巢一捅，捅的你睡不著覺，你怕，他一怕，你們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樣緊張呢！怕人家打，不稍微留一點後手，人家一衝怎麽得了。 聽說有一個凶手戳了你，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去抓，算了，你以後注意一點，不要一個人亂跑。”江青：“有人給她保鳔。”聶：“沒有。” 主席：“人家說你哥哥姐姐都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有人進來報告說：找不到蒯) 謝副總理：“蒯他不理，删才派人去找，他不理，已經廣播幾次了，就是不來。” 主席：“蒯是好人，操縱他的是壞人，他後面的是壞人，很多，那些出面的一般都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江青：“是他自己不願來？還是出不來？”謝：“估計有人控制了他，不要繁。”主席：“王大賓，你內部有沒有打過仗？” 王大賓：“沒有。66年9月23日與保守派幹了一仗，是伯達同志派人救了我們。以後我們取得了勝利，以後保守派垮了。” 142 ==========第164页========== 王大賓◇著 主席：“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以後就沒打架。”“韓愛晶，你姓韓，是韓信的後代，聽說你很會出主意是個謀士。” 伯達：“聽說這次蒯是司令，你是政委。” 韓愛晶：“這個事與我沒關係。我老批評蒯大富，是他回去，別人左右了他。我們學校很好，一派很图結。”姚文元、伯達、康老：“靠不住！”(說韓壤話，首長都批評韓。) 主席：“不要把韓說得那樣壤，人家才二十幾歲。”主席：“譚厚蘭，文化革命一兩年了，你那一二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好了，也把你弄得睡不著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個女皇，今天四個，兩個是女的。你要給他們糧食，讓他們出入無限制。那些人也惨。那是‘省無聯’式的大雜燴，他們搞反套權，刷的有些學校也参加了，韓、蒯也有份。” (韓：“我參加了。”) 江青：“那個韓，去顛覆人家。” 主席：（主席對韓）“你有份，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的。 “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同志、總理、伯達、康生同志，3·24,3·27講話，開了十萬人大會。可是下面還打，好像事門給我們作對，我們說要文鬥，不要武鬥。第二條，要打也可以打，越大越好。你們這個打法實在不怎麽，雨方都有土炮，你們這麼打算什麼打。就像四川一樣，卡賓槍、大炮，那才叫打，高射炮對著天放。” (江青：“敗家子，炮彈對著天放。”) “你個老佛爺，這麽大神通。調起兵來也不過一、二百。還得靠工人，光復員軍人還不行，沒有那個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給你幾千幾萬，你就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 “這個間題也，不逼你答覆，回去開會開會商量。討論討 143 ==========第165页========== 王大賓回憶錄◆論。” 林彪：“給提出四個方案，首先還是要聯合。 一、軍管。 二、一分為二。 三、鬥批走。 四、要打就大打。” 主席：“一分為二就是雙方结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雨方都睡不著覺，就會爭地點，搬家可是個問題。我看大會堂、中南海，地方很大，接見四、五萬紅衛兵都在那住。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許你侯漢清來。你們不是叫殺牛宰猴墩羊肉？我衹認得楊克明，他還是青年人，還参加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字報，楊克明還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字報分成雨家，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要這樣打起來，這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革命原來認為半年，停課半年，我們還登了報。看來不行，以後又延長了一年，雨年。看來不行，要三年。現在看，要多久就算多久，反正人在長的。 一年级的到現在就三年级了，再搞那麼八年、七年、幾年，就像譚厚蘭那樣，不是就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要不要辦，要不要招新生？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餘地，我說大學還是要辩，講了理工科，但並沒講文科都不辦，搞不出什麼明堂就拉倒。我看現在高中比大學學習的課程還要多。上六年、十年頂多啦，高中重複初中的，大學重複高中的，基礎課都是重複的，專業課先生都不懂。哲學家講不出哲學，還學什麼。你不是哲學家，你講講哲學，聶元梓！” 聶：“我不是哲學家。”江青：“他是老佛条。” 毛主席：“哲學家不是大學學出來的麼，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學得出來？”林副主席：“越學越窄。 144 ==========第166页========== 王大蜜◇著 主席：“學文學不要搞文學史，要窝小說，每週窝一篇，寫不出來就到工廠去當學徒，每月窝一篇就寫窝怎麼樣當學徒的。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來文章，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窝了很多東西，以後像沒看到什麼。”總理：“進大學了，頭腦就僵化了。” 主席：“馬克思、列寧受過高等教育，列寧讀了一年哲學。恩格斯祇上了一年半，他當會計，管理工廠，接觸工人。自然科學怎麼學哩！他是在圖書館中呆了八年學的。根本沒有進大學。斯大林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祇小學兩年，比江青還差，江青是小學畢業，才六年。”葉群：“江青同志自學，很刻苦。” 主席：“你不要吹她，學問不靠教。從前我在學校，很不規矩的，我祇是不開除為原則，60分，70分，保留了六、 七十分。有好幾門課我就不搞，考幾何就畫一個雞蛋，因為就一筆，交卷最快嘛。” 林彪：“我讀中學，四年沒畢業，就自動退學了，又沒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或者是自學，中學文憑我都不要。” 主席：“現在辦的軍事學校，害死人，黄埔軍校你們知道 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一、二期才三個月，第四期才加長。” 主席：“就是訓練一下，觀點改變。學的也有一點，也不很多。” 林：“有一點學的都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在戰場上 一看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百聞不如一見。” 主席：“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靠孫子兵法。在遵義時，和一個姓何的爭論。我問他孫子兵法有幾章，他答不出來。我說：孫子兵法我還沒有讀過。” 林：“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主席：“我在窝戰略問題時，才馬馬虎虎看了一遍。孫子 145 ==========第16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兵法，英文叫AK。王大賓你學什麼外文？” (王大賓：“我學俄文。”) 主席：“地質沒有外文不行，還是學英文好。我不會俄文吃了虧。外文還要從小學學起。”韓愛晶：“讓我們當兵嘛，主席。” 主席：“當一年半年夠了，半年兵一年農民，雨年工人。那是大學校，那是真正的學校，工廠農村，那是真正的學校。林彪同志全是在打仗中學的，林彪同志算是知識份子啦，他上了初中，他上了中學。黄永勝同志，你上了多少年學？” 黄：“我就一年半。”主席：“你是什麼成分？”黄：“下中農。” 主席：“溫玉成同志，你上了幾年學？”溫：“三年。” 主席：“你是什麼成分？”溫：“貧農。” 主席：“你們都是土包子，就上這麽點學，也不防礙你們當總参謀長。黄埔軍校一個叫义×义的，蔣介石還獎給他金表，這人在南京。” 莱群：“他反對毛主席。” 主席：“世界上的人没有人反對也不好。反對就讓他反對。郭作的那個孫子兵法有缺點，沒有缺點沒有错誤的人很少。义××、王明，還有×××，還到蘇聯去學過哪。”林總：“我有個秘書，他根本沒打過仗，但在南京，軍事學院考試時得五分，還不會打仗。” 主席：“鬥批走，鬥批散也是個方法。潭厚蘭，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現在不是想走嗎？ “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要，學文的要改變，要窝小說窝詩歌，學哲學的要窝論文，要論述中國革命鬥爭的過程。法 146 ==========第168页========== 王大賓◇著 律，還是不要不學為好。 “我說砸爛公檢法，聽說天派，反對謝富治，不了了之。砸瀾公檢法，砸斕謝富治，實際上砸斕公檢法，是謝富治第 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部門二萬人，弄出900多個地富反壤右來。檢法部門有三千多人，現在祇留下八十人，其他人都 去辦學習班去！ “下面提出要砸斕公檢法，這很好，但是你們就是打倒謝富治。他是中央的負青人，人大三紅總部不講話，讓一個戰鬥隊去打倒謝富治。去追查責任哩！他就說我們總部沒有。你們說趙桂林是反革命，我看不出。趙桂林我不認識，但怎麼是反革命！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了。 “法律也不是一定要否定。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凰，聽了以後就不辦，可能不高興。要把學習時間减少了，要從工農兵中調人，說革委會沒有公檢法，靠群眾實行，就沒有大印，由群眾來事政，群眾他們消息靈通，多年沒破的案都破了，案子由群眾來審，又不打人，根據頭一步就是偵察，落實材料，這是對的，但是越打越審，就搞逼供信，於是抓人，囚綁，兵老爺抓人。我說，一不要毅，二判刑不要太長，兩三年就行了。現在軍隊沒有搞禁開吧！”黄永勝：“沒有。”主席：“逃兵還抓嗎？”温玉成：“不抓。” 主席：“鬥批走，叫他走，還不是鬥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他不舒服。人家想逃，抓他幹啥，他受不了了，要走就算了。軍隊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要關禁阴，逃兵反而還少了。你看解放軍犯了错，不搞禁開，你們這個學校，可是還到處捉人，捉俘虜，搞逼供信，打、打死、打傷。我看知識份子最不文明了。還是老粗，黄永勝同志文明。他那裡也不搞禁阴，也不去打，也不去鬥，也不捉俘虞，也不坐飛機，又不去捉逃兵。6噴氣式飛機”也不是我酸明的，我也 147 ==========第169页========== 王大賓回憶錄◆ 衹不過是窝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嘛。裡面我搞了戴高帽子遊行，但我並沒有說過‘噴氣式飛機’呀！這又就說我戴高帽子遊鄉，我就是罪魁禍首。 “蒯大富，你作風不好，工人進去你打死了，打死了四五人，還打傷了針織總廠五十多個，我看，這還是損失最小最小的。” 總理：“我早就說了文化革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主席：“如果以後有工人去，你們要採取歡迎的方法，不要採取蒯大富的方法。不要開炮，他們是工人，是中央派去的。” 總理：“66年下半年，你們去工廠串聯，人家還歡迎你們，還没有把你們打死嘛！” 主席：“人家來要歡迎，不能搞惠政。工人階级是領導階级，是工人階級事學校壞人的政，你們也要專學校壤人的政，不要去專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現在還搞什麽串聯會，在和平里，在清華，在北航開會，有廣西4·22，大同造反派，廣東旗派，遼寧8·31，聽說，北航你們還要開國防科委什麽會。” 韓愛晶：“那個我不知道。” 姚文元：“你們侯玉山不是還作了報告嗎？” 林：“我們沒開九大，他們就開了，我們沒有開會，你們還替我們開了，你們開了還說沒有開。”主席：“不要搞這一套。” 總理：“還說我們開什麽十二中全會。” 主席：“我們中央開了十二中全會。鬧得一塌糊塗，說中夹還很激烈，學校鬥爭，社會鬥爭是中央鬥爭的反映呐，而不是社會上的鬥争反映到中夹。 “找你們來解决點具體問題。聶元梓，為什麼我們不找你反對派，就是要讓你們有一點準備。我從來不搞錄音，今天 148 ==========第170页========== 王大賓◇著 搞了錄音，不然你們各取所需。你們如果各取所需，我就放錄音，這樣一來，搞得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麽多天，先是黃作珍講話，後來謝富治講話，你們都不算數，一定要中央講話。中央從開始管了一下後，後來事情多了，北京就由謝富治管了。過去找你們開會，我和林彪同志都沒有去，都沒有到，當官僚。這次怕你們開除我黨籍，又是黑手，又镇壓了紅衛兵。” 林：“昨天我開电出去的時候，街上的大字報都沒有人看，群眾要求制止武鬥的呼聲很高。” 主席：“這一條，我認為你們脫離群眾，他們都不願意打内仗。” 林：“你們脫離工農兵。” 主席：“你們說73体告衹適宜於廣西，不適宜於北京，不適宜其它地點，那就發一個全國佈告。如果再不制止，個别組織就要處理。如果還要打解放軍，還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物資，那就要消滅，那就是國民黨，是土匪。” 林：“現在有些是真正造反派，有些是國民黨土匪，打著我們的旗號造反。像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裡面也有一些是革命派啊！” 主席：“如果是學生也要講清楚，再不聽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就要圍剿。如果堅持不改那就要講清楚，不改，破壞交通，燒房子，打解放軍，那就要派兵圍剿。”林：“廣西燒了一千多家，不讓救火。” 主席：“國民黨還不像那樣，他們燒了房子就走了。這是 一種垂死的挣扎。燒房子要犯大错誤。” 林：“長征時，我們路過廣西，與白崇禧（軍閥)打仗，白崇禧就用這個計，現在是舊計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幹的？” 主席：“韓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應該幫助幫助，你潮潮他，你們要做政治上的朋友。” 149 ==========第171页========== 王大賓回瘾錄◆ 韓：“他騎在老虎背上下不來。他也不願意打。” 主席：“騎虎下不來，就把虎打死，你們還把4·22藏起來。” 康生：“不。不是那回事，還搞全國串聯，還想搞到全中國。” （韓：“會是廣東吳傳明發起的，蒯大富聽了一下，一下跑了，井岡山也嚇跑了，××表了態。”) （韓：“我們學校就是一派。”) 江青：“韓愛晶，你就可以把他拉下來。”主席：“有些廣西的學生住在北航。”溫玉成：“韓愛晶你講的不對。” 姚文元：“你那裡就是一派，我就不相信。” 總理：“廣西老多，也住在你北航。而國防口，你怎麽能去召集開什麽會。” 江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質、北大，都作了許多工作，你們把他們藏起來，我們也有委託，現在要把他們藏起來，就不對了，他們有的是反對解放軍，反對革委會。譚厚蘭，你那革委會是誰給你穩住的？”譚：“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韓：“我错了。” 謝：“那是江青同志，她立即就去給你穩住了。” 江：“譚厚蘭，你三伏天那樣怎麽行，就是衹十個也是群眾，三個月不見太陽，我都快哭了，就是反革命，青年人也要教育。當時蒯大富、韓愛晶去顛覆你們那是不對。”主席：“那是無政府主義。” 林：“没有政府的極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說無政府主義就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政府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對我們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江青：“你那個兵凰是反對我們的，我對他們是沒有感情的，是沒有好感的，你們把兵團放了，無產階級要講人道主 150 ==========第172页========== 王大窨◇著 義。老佛爺，你也是這樣。” 聶：“北大井周山，他們要油炸江青同志，有個反黨小軍凰。” 主席：“油炸也是在小屋子裡說一說，他那裡來油炸。”江青：“牛輝林有問題，也可以教育麼。聶元梓我還有沒有一點發言權，我躲著你們，很難過。你們現在是自己群眾鬥群眾，壞人卻藏起來，那後面有人。4·14又惠門反中央文革的，反總理，反康老的，但他還是群眾組織麽？蒯要搞掉它。” 主席：“4·14幾千人搞不掉，北大井周山有幾千人也打不掉，有壤人自己揪。” 江青：“我住的地方你們也知道，你們一同共患難的，就不能接受人家，將來還能治國治天下。主席回來就是團結反對他的人的，你們不很好地向主席學習。” 主席：“毅牛宰猴嫩羊肉。以後再不要提了，牛可以耕田，殺它幹什麼，猴子宰它幹什麼，有人要攻擊我，攻擊江青，攻擊中央文革，可以嘛，人家這衹是在小屋子裡講講，沒關係，沒到外面贴大字報嘛！”江青：“贴大字報也不怕。” 主席：“林院有個叫伊林，攻警林總。北外有個6·16，劉令凯是反對總理的，總理講把他們放了吧。有人說這是總理太宽大無邊了，我說總理這樣做，我同意。聯動開始就不應該抓，但當時我點了頭。” 謝：“這跟倖大領袖沒有關係，這個我捉的，這個事情是我捉的。” 主席：“你不要掩蓋我的错誤，我是點了頭。”謝：“我把人捉多了，這是我的错誤。” 主席：“放也是我叫放的麼。放出來後，有的在天安門，有的還要上八寶山去，這裡面有些不過搞些流氓活動，搶錢，搶女人。彭小蒙這個人也算很好的麽。” 151 ==========第17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姚:“他父母不好，跟伍修權有關係。” 謝：“他的父母不好。牛輝林很壞，他跟彭小蒙有關係。” 主席：“彭小蒙的父母是幹什麽的。”（有人說紅十字會的秘書長) 江青：“我對你們是負有政治青任的，政治上幫助你們。各派抓冬派的壞人，揪出黑手，聯合。” 聶：，“我們做了不少工作。井周山現在已有一千多人下山了，我們正在辩學習班。” 主席：“不要再去搞牛輝林他們。” 江青：“讓他們自己搞，抓出壞人搞聯合。” 主席：“你下山的人靠不住，人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漢，身在老佛爺，心在井岡山，還是要他們回山，不要勉強。不要污辱他們，要自由出入，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都犯過很多错誤，你們是初犯错誤，也怪不得。”江青：“侯漢清最近怎麼樣？” 聶：“侯漢清我們沒搞他，他與反革命集團弄到一塊。”主席：“他是一個學生，還是一個教員？” 聶：“他是一個研究生，他父親63年搞過投機倒把。”江青：“最壞的不是他們，他們是幾個組織聯合起來的，那裡面有特務，有壤人。” 聶：“他們是凰、零、飄、紅，聯合起來的。” 主席：“今天你們兩個天派、地派，我也搞不准，總而言之，你們五員大將，我們是要保護你們的，你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有的學校還有些頭啊！但著名的還是你們五個、五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你們做了很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難，文化大革命我也没有經歷過，你們也没有經歷過，你們工作也很困難。也沒有經驗，不管你們有多少缺點與错誤，都要保護你門。 “但是是在多數學校都没有打，少数學校在打，一打就 152 ==========第174页========== 王大蜜◇著 不可開交。今天，這麼多所學校，五十幾所學校，打的衹不過五、六所，清華、北大、人大、北工、石油、輕工還有電力。為什麼發生逍遙派呢？你們想一想，為什麽大炮那麼響呢？” 謝副總理說：“主席非常愛護你們，爱護你們革命小將，中央和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非常關心你們，這個事情說起來主要青任在我，幫助你們不夠。” 主席說：“學習班不能串聯，也得向中央彙報一下。不讓串聯呢，就引起聶元梓不滿。不讓串聯也不對，打倒謝副總理也不對。” 謝副總理說：“他們這樣對我幫助很大。”林副主席說：“一場大雨就下了。” 主席說：“北京有個習慣，說打倒，衹能采兩三天，打倒就被小孩撕掉了。” 謝說：“七分錢一斤，小孩要發大財！” 主席說：“就像紅海洋那樣，還不讓人家贴大標語。中國人有個好處，他有意見就一定要講出來。說不要串聯是對的，但一定不串聯也不好，天地派串聯一下也好，實際上他們是在串聯。” 江青同志說：“我們說串聯統一觀點，揪出壤人，搞聯合。” 主席說：“壤人總是極少數嘛！串聯大字報是好的。”江青同志說：“蒯大富還能接受點意見嗎？我還是要保護他。” 主席：“你叫黃作珍？你是哪裡人？”黄答：“江西人。” 主席：“江西老表，久開大名。黄作珍講話不算数，謝副總理講話不算數，市革委會開會也不算数，不知道我們中央開會算不算数。我祇好伸出黑手，把我抓到衛戍區去吧，我是黑手。” 153 ==========第175页========== 王大賓回憶錄◆ 謝副總理：“伸出來的是紅手。” 等 姚文元：“伸出來的是紅手，是去宣傳毛澤東思想。”主席：“要軍管；二是一分為二；三是鬥批走；四是要打大打，工人撤出，要打大打，上交的武器還給你們，跟四川 一樣，幾萬人大打，大炮對天放，無線電…。”江青：“真是敗家子。” 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聽打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麽，打四川才算打，雙方有幾萬人，大炮，有槍有炮有無線電。那個佈告要廣泛去宣傳，廣西率先廣泛去宣傳，陝西廣泛宣傳。再不聽就包圍消滅，是反革命嗎！文科還是要辦的。”譚厚蘭說：“師大還要不要辦。”主席說：“要辦。不辦誰來教中學？”譚厚蘭說：“大家都說要砸爛。”主席說：“批評也沒有關係。” 總理說：“你們要好好想一想，廣西佈告是主席戟略部署。為什麽說是主席戰略部署？現在廣西两個多月了，還停車，你們五個人也不發出一個電報，發個聲明，去支持這個佈告，就是廣西這個佈告。”江青：“你們不要分天地派。”主席：“不要再分派了。”總理、文元：“要跟毛主席走。” 王大賓：“我們教育革命搞了一年多了，還搞不上去。”主席：“我們也搞不上去，不怪你們。我們都搞不上去，何况你們呢？有的人很著急，我說不要著急，過幾年，想走了也就走了，也就算了。” 總理：·“這事不能怪你們，這屬於舊教育制度影響。”主席：“歷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學沒有畢業。馬克思學法律的，搞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哲學搞不下去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什麼不能出版，他的身體不好了。馬克思恩格斯創造的黨就那麽純？第一國際至少有三派，有馬克思，第 154 ==========第176页========== 王大賓◇著 二有蒲鲁束，另外還有布朗基。娜河爾，還有巴枯寧。第一國際為什麽搞不下去？還不是四分五裂？我，給你們講了幾條意見，最後一條就是想打就打。” 文元：“我傾向鬥批走”。“有些學校傾向鬥批走。”主席：“十年八年就走了，雨派都掃地，腾出地盤來，掃地出門。學文科要窝小說，要學詩歌，學哲學的要窝歷史，窝革命鬥爭過程，學政治經濟學。北大有多少出名的政治經濟學家？這些東西呀，不要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文元：“這是少慢差費。” 主席：“組織一個小組，自己讀書，不上大學，來來去去，一年半年都可以。考試呀，全無好處，一個書，考十個题目，一百個觀點，才十分之一，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不是就放過了嗎？我說考試沒有用，誰來考？馬克思思想是一個，誰來考列寧、斯大林？誰來考馬克思，誰來考列寧、斯大林？誰來教誰來考，林彪同志，黄永勝同志，誰來考我？還不是蔣介石，還不是實際？中學要删繁就簡。”文元：“要多辦圖書館，辦好幾個圖書館。” 主席：“要讓工農兵都有時間去。我在湖南時，在圖書館半年，在北大半年，我自己去讀書。誰來教，沒有教我，我衹上了一年新民學，在新民班裡，我算一個，我的同學，還有譚平三，陳金國。大學不要搞，教那麽死。”江青：“現在在搞武鬥。” 主席：“武鬥也有好處嗎？對武鬥也要作全面分析。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自己意志為轉移的。第一，打了仗，也有了經驗；第二，暴露了壞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中央的意志，我的意志，不以聶元梓的意志，不以牛輝林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再鬥它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塌不下來。” 江青：“我們真心痛你們，你們有怨氣，說不要大學生了，有的聽有的不聽，有的當面講一套背後又不聽，你們後 155 ==========第177页========== 王大賓回憶錄◆ 面的人，後面的東西還搞不清楚，有的人也聽一些。”主席：“不聽無產階級干涉，就镇壓！” 聶元梓：“我要求去解放軍，去幾十個也可以。”主席：“聶元梓，你是有選釋性，你要合乎口味的才要。你一定要63軍，别的都不要，38軍可不可以，那就從63軍、38軍選一些去，公社就派63軍。聶元梓你要去作38軍的工作，歡迎他來，38軍也並不像你們說的那樣壞，根子在楊成武，在北京軍區。北京軍區開了一次會，鄭維山作了檢討，譚厚蘭，你這個女將放了一炮，把那些將軍嚇壤了，到處找司令。鄭維山去山西去保定，解決問題了嘛！沒出來接見，譚厚蘭，鄭維山歷史上有些原因，沒有來找你的麻煩？”譚答：“沒有。” 伯達：“你們要緊跟毛主席的教導，要堅决照辦，照毛主席教導瓣事，來處理問題。北京大事院校，你們過去在全國煽風點火，以後，你們就腦子膨脹，要統治天下，韓爱晶、蒯大富到處伸手，韓愛晶的腦子膨脹得厲害。”主席：“不要膨脹起來，要冷静嘛！” 伯達：“你韓爱晶對主席指示、中央意見，不好好討論，個人第一，要走到危險的道路上去的。” 主席：.“我們官僚了，一直沒見你們，要不抓我黑手，我還不見你們。” 伯達：“蒯大富，你要猛醒過來，懸崖勒馬，道路是危险的。” 林總：“要懸崖勒馬，承認錯誤。”主席：“不要講错誤了。” 伯達：“蒯大富，你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你不尊重工農群眾，這是危险的道路。” 主席：“這是危險的道路，現在是小將犯错誤的時候了。” 總理：“主席早就講過，現在是小將犯错誤的時候了。” 156 ==========第178页========== 王大窨◇著 林總：“中央對你們的態度，通過中央文革、市革委會、衛戍區。你們不相信中央，今天主席親自關心你們，作了極為重要、極為重要、極為明確，作了最明確、最明確、最及時的表態，若你們置若罔開，再搞下去，就要犯極大的错誤。你們幾個學校過去起了好作用，但外面外地好多大學大聯合都超過北大、清華。” 主席：“上海、東北很多都超過了，西南看來還有點問題。” 林：“你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實現大聯合的方針。你們這些學校，沒有看到全國的需要，沒有看到運動發展的需要來做什麼，你們看不到革命的需要來做什麽。” 主席：“也不解决問題，譚厚蘭，你那兩百人，征服快要 一年了，北大、清華征服了這麼久，曹操要征服，孫權打了敗仗，劉備要征服曹操，也失守了街亭，司馬懿要征服諸葛亮，碰到空城計，也打了敗仗。” 林：“過去你們打走資派，搞牛鬼蛇神，搞文藝界壤人，搞社會上壞人，這是好事，現在呢？是學生鬥學生，群眾打群眾，革命性漸渐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被人利用，有的呢，就是壞人，這樣下去也要走向反而…” 主席：“全國工農兵，95%以上都是好人呀！你北京五十多所學校，也祇有五、六所學校在打嘛！中學也去一點人是幫助蒯大富的。” 林：“你們不但脫離工農兵，也脫離學生。” 謝副總理：“工人去清華，手無寸鐵，祇帶了三件武器， 一是語錄，二最高最新指示，三七三佈告。” 主席：“蒯大富，應該歡迎工人，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來。蒯大富你下來照樣作官僚，當老百姓。” 伯達、康老：“韓爱晶，你無自我批評，長期已是，蒯大富當司令，你當政委。” 謝：“韓愛晶，你無自我批評。” 157 ==========第179页========== 王大賓回憶錄◆ 江青：“韓爱晶，你有错誤。我的错誤就是對你太寵了。” 謝：“你比我還寵。” 江青：“現在先下點毛毛雨，不要作張家派作李家派，要做毛澤東思想派。” 主席：“他們也有困難，不要老是批評這幾個人，國防科委搞一個中心，楊成武搞一個中心，全國一萬個中心，就是無中心。個人天下第一，還有什麼中心，還不是無中心。”江青：“韓愛晶你還沒有表過態。” 主席：“我們要青備自己，不要青備人家，他們還是年輕人，年輕人還聽不進批評，衹要自己批評别人。我們年輕時也是主觀主義的厲害。” (這時蒯大富來了) 主席：“你們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你們毫無辦法，打下去又無群眾，要消滅4·14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一邊的，4·14必勝的思想，我不能接受，文章看了我不高興。主要口號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也要爭取中間群眾，包括他領袖中間的一些人。佈告明明宣傳了這麽多天。黄作珍，謝富治講話也沒辦法，你們仍然打，你們要打倒那一年去。工人去要歡迎，你們反對工人，開槍，工人是徒手，你打死打傷工人。正如北大一樣、師大一樣，是傾向聶元梓一派，傾向譚厚蘭一派的。你們五個領袖，我們都傾向你們的，都傾向你們五個人這派的麽！你們不知道幾萬人到你們學校去是什麽事情，五萬，沒有中央的命令他們敢？你們很被動，4·14歡迎。今天就沒有4.14，北大井岡山兵團的，4·14都缴槍了，4·14思想不對，井岡山當中壞人比較多些。”聶元梓：“他們說我們，反王、關、戚，開串聯會，要打倒我。” 主席：“反王、關、戚麼，反得對！學習班串聯一下也同意，我禁止不了。今天晚上很晚了，就回去睡覺，把包圍的 158 ==========第180页========== 王大富◇著 那些人，搞到一塊，商量商量麽！到北航去商量。”江青：“清華那個陳肓延，是個好孩子，要保護她。”主席：“是不是對抗中央，黄作珍，謝富治講話不聽，市革委會開會也不算數了，中央衹好出來，祇好伸出黑手調動工人制止武鬥。你們脫離群眾，你們脫離人民，脫離農民、脱離工農兵、脫離學生大多數、脫離居民，以及你們領導下的一部分，你領導下的也有講你的壞話的麽！”伯達：“你們不歡迎，就是對抗工人。” 主席：“沒有打招手，這是我們的错誤。黃作珍、謝富治去作了工作，4·14搞抬屍遊行，這樣是不對的，還有搞什麽電什麼，4·14為什麽沒與工人衡突阿！你們很蠢，你們被動。” 江青：“你不知道4.14，就是4.14裡邊的人也在講蒯大富是偏左的，沈如槐是偏右的，清華聯合沒有蒯大富不行。” 主席：“你們井岡山來雨個，4·14來一個，搞大聯合。蒯大富能不能當校長？”（蒯答：“我不能。”）“沈如槐能不能當副校長？” 江青：“急不得，先不要打，先不要打了。” 主席：“第一條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鬥批走…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了，你們集中打內戰；第四，要打就打，打下去，其他人都撤出，把槍都還給你們。文科還是要辦的，過去辦法不對，文科、理科也要辦，師範學院不辦誰來教高中。尤其是大戰，一打就四年，打得雞狗跳牆。但是我們辦了個西南聯大，辦了一下，但也辦得可憐得很，困難時候可憐得很。”(王大賓：“我們要出去也沒有錢。”) 江青：“教育革命是個艱苦的工作，要花很大功夫。”主席：“要好好安排，我們的學問難道是從黄埔學來的？黄永勝方念了一年書，也不妨凝當官，溫玉成才上了三 159 ==========第18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年半麼！也不妨凝他麼！社會是廣泛的大學，整個社會是最大的大學。列寧搞了一年半哲學，斯大林就中學，高爾基兩年小學，我們和林彪同志不比高爾基高明得多，我們上學多了。華羅庚是數學家，是自學的。蘇聯衛星上天那個鼻祖，也是中學教師，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發明蒸氣機的也是個工人吧！我看我那個孩子上學十多年，搞得神經衰弱，一個在北大歷史系，還不懂階级鬥爭，也讀了些社會發展規律的書。” 江青：“你的書和馬列主義的老祖宗，都是作為輔導参考，教授給你講的不是主要的。” 主席：“那樣怎麽能夠搞教育革命呢？小學六年，中學六年，時間太長，大學方法不對頭，又要考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誰來考？誰來教林彪同志，誰來考我，誰能來教？各種哲學、政治經濟學要辯論，好的就拿下來，壞的就去掉。杜林活了88歲（很長）。清華出來的學生一律都回到學校去麽，有的學生生了氣也不要勉強，因為一回去又打起來。現在八點多了，五個多鐘頭了，對四·一四要特别對待，對待戰士要圍结。”（韓愛晶：“如果要出修正主義怎麼瓣？”）“出了也沒有什麼大事，北洋軍閥段祺瑞搞下來，然後又是蔣介石。後來又是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五大領袖博古、張開天，以後又是高、饒、彭德懷、劉少奇，這些，搞了也沒什麽了不起。有了這次經驗總比沒有好。” 林總：“總要好一點，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雨黨的內戰。”主席：“你打我，就是打林彪同志，打在座的黄永勝同志，把這些人都消滅掉，把你們五員大將都消减掉，中國就會滅亡？總不會吧！中國總不會滅亡吧！不會把中國滅亡吧！學生啦！我看有嚴重缺點，就是脫離工農兵，脫離實際，非出修正主義不可，這樣搞下去，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到圖書館讀書總比上課好！” 伯達：“韓愛晶的思想還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 160 ==========第182页========== 王大賓◇著 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大革命。” 文元：“他這個問題去年就提過了，就講過，我們有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毛泽東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義。” 主席：“什麼不出，靠不住，還要進行幾次文化大革命。” 文元：“這話主席講過幾次了，現在不要再提新階段。”總理：“林彪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倖大紅旗，把毛泽東思想大普及，就是最了不起的貢獻，這是偉大的功勳。在過去，他們少數人壟斷馬克思，少數人壟斷馬列主義，陳獨秀搞壟斷，張聞天搞了十多年，還沒有經驗。” 主席：“還有什麽李立三，下來王明、博古，他們在搞，他們搞他的，我們照樣有軍隊，照樣我們有政權。像你們年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不過這個問題問得也好，問我我就答覆，要不說你們是幼稚吧！不要認為我們不在，天就會塌下来，天天就垮下來了。天地就塌下來，這也是迷信。”江青：“韓爱晶提這個問題，一個是脫離工農，一個是脫離實際。” 主席：“我們這些人有幾種死法：一種炸彈炸死，一種是病死，肝炎，什麽病，高血壓；第三是坐飛機摔死，我還喜歡游水，淹死，壽終正寢，劉少奇、薄一波這些人就要死了，糖尿病、肝炎，高血壓，搞了四、五個醫生、二個護士搶救他們。” 2.我對毛主席召見款話與批評我鬥錯誤的反思 現在回過頭來看毛主席召見我們5個人的談話，反思反省自己文革運動中的表現，有這麼幾點想法。 161 ==========第183页========== 王大賓回憶錄◆ (1)不是接見，是召見 對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見我們北京高校五個頭頭這件事，上節已述，我在地院全體師生大會上傳達時，將這一見面說成“接見”，視為“是對我們紅衛兵的最大最大關懷，最大最大鼓舞，也是我們紅衛兵的最大最大光榮，最大最大幸福。”將這次見面時，主旨為嚴厲批評我們的談話，僅說成是“對教育革命、執行七三佈告、制止清華北大武鬥，清華井岡山兵團開槍打死工宣隊員，革命大聯合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今天回想起來，當年的我是何等幼稚，何等淺薄，竟對毛主席這次談話後就是我們厄運的開始的真諦混然不覺！ 7月28日的見面，不是榮耀、幸福的“接見”，而是挨批、挨訓的“召見”。在我傳達毛主席見面談話後的當天下午，丁國鈺就給我打來電話，同時也給聶元梓等其他四人打了電話，要求將“接見”改成“召見”。一字之差，反映了毛主席對文革運動初期，曾全力支持過的反工作組造反派紅衛兵的態度變化。 時過47年，我看到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謝靜宜的回憶書《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該書176頁中寫到，毛主席對謝靜宜說：“現在工廠的形勢比較好，大多敷工廠都聯合了，形勢逐漸好起來，唯有學校的形勢不好。聶元梓、蒯大富這些人在搞武鬥，誰的話都不聽，市委的話不聽，中央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他們穿著盔甲、拿著長矛搞武鬥，不知道羞恥。”這時主席非常生氣，繼續說：“他們脫離了工人，脫離了農民，也脫離了他本派的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膨脹，全身浮腫…”主席把煙蒂往煙缸上一撳站起來，氣憤地來回踱步，加重語氣說：“有本事拉出來打，打它個 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樣轉。” 主席略微停頓下，面部仍帶著氣憤的表情說下去：“他們不是誰都不怕嗎？我看他們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眾，怕工人怕農民。”主席說這句話時，語氣是那樣乾脆、肯定、有力。 該書又披露了丁國鈺給我們鼋話，要將“接見”改為“召見”，其實是毛主席的指示：“當主席看到傳單上講毛主席接見了 162 ==========第184页========== 王大賓◇著 他們的五大領袖時，主席說：‘不是接見，是召見他們，批判他們’。” 毛主席在召見我們的五個頭頭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中，祗是將這對謝靜宜說過的對我們的嚴厲批評的話，以比較緩和、討論的方式，恨鐵不成鋼，失望的心情，當我們的面重複了一遍而已！這就是文革運動發展到1968年7月，毛主席對我們的真實態度，他要結束造反派對他在本階段，已打破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舊秩序、蕾權力系統後，要最後完成新秩序建設，完成新權力系統建設時，已轉化為已是起阻礙的作用。而頭腦膨脹的我們，當時竟沒有一人理解、領會毛主席的批評，沒有一人當場表態接受主席的批評，並進行自我檢討，自我批評檢討自己，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2)面對清華“團派”開槍，學生與工人流血衝突可能進一步激化的危險局面，衹有毛主席親自出面，才能擺平衝突雙方。 文革運動發展到1968年7月，已有24個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毛主席以革命委員會形式、建立新的權力系統的戰略部署已處在最後階段。至9月初，雲南、福建、廣西、西藏、新疆五省區革委會亦可望先後成立。9月5日新疆革委會成立當天，中央即召開大會，宣佈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 謝靜宜的回憶書中披露，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叫她回去，交待任務：為制止清華大學武鬥，“我的意見是臨時組織兩三萬工人和部分農民參加的隊伍，去同他們講理。去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宣傳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佈告’。至於先去北大還是清華，請北京市商量定。哪一個學校間題最嚴重，就先去哪個學校，捅它這個馬蜂窩。” 毛主席又補充說：“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聯合、三結合好的工廠，派性少的工廠，與大學沒什麼聯繫的工廠去，否則，你門還沒動，他們就知道了，這就不好辦了。” 毛主席預見：“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要警惕。” 事前不給蒯大富打招呼。有三萬工人開進清華大學制止武鬥，可能會發生流血的預見。這就是毛主席當時事前的思考。 163 ==========第185页========== 王大賓回憶錄◆ 謝靜宜忠實執行毛主席交待安排的這一任務，雖有警惕流血的預見，嚴重的流血事件還是發生了。清華團派以武力抗拒三萬工人制止武鬥的行動，打死5人，特重傷20多人，較重有一百多人，皮肉輕傷有幾百人。 事態的嚴重性，學生與工人衝突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性，蒯大富當時的表述就已說明。蒯大富當天見到吳德時說：“誰把幾萬工人派到清華來？一進校就抓人打人，把我們學校打得一塌糊塗！我和你們說如果把清華井岡山當上海柴聯司來砸，我們就以死一拼！” 崩蒯大富從吳德處回清華後，對團派各武鬥隊的指揮說：“我今天跑出去以後，到市革委見到吳德。吳德同工人站在一起。我們打死了工人、打傷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醫院已經住不下了。我們今天已經闖了大禍，若不死人，還好辦；打死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現在，工人對我們恨極了，要和我們拼命。擺在我們面前的衹有兩條路，要麼留下校內繼續和工人打，要麼就是退出清華，别無出路。與會者大多反對逃跑，要與工人拼到底。” 文革運動中，毛主席始終在幕後。此次他親自安排導演制止清華大學的武鬥行動，其目的顯然是要借此進一步讓高校的學生運動退出政治舞臺。事前不打招呼，工人與學生會發生衝突，可能會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但衝突局面發展到如此嚴重，毛主席不得不親自走到台前。衹有他親自出面才能安撫擺平雙方要拼命和討還血債的激憤情緒。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常要靠吃大量安眠藥才能入睡，因此睡後的毛澤東是不能輕易去叫醒他的。28號凌晨，不能不叫醒已經入睡的毛主席，從未有過的親自召見五個學生頭頭，實在是事態嚴重緊急。毛主席明確說：“黑手就是我麼，他又不來抓，抓我就好，來抓我嘛。”聽了毛主席這麼說，蒯大富他們就是有天大的膽，當時還敢與毛主席派到清華的三萬工人對抗嗎？ 毛主席召見談話似一盆冷水，讓蒯大富及北京高校學生們的情緒慢慢冷靜下來。至8月5日，毛主席又借巴基斯坦外賓送給他的芒果，轉送清華大學，給八個團的工農宣傳隊的同志們。工人們被感動了。8月15日，毛主席又在人大會堂分两次接見了進清華的三萬 164 ==========第186页========== 王大窨◇著 多宣傳隊員。此舉標誌著工宣隊走到文革運動政治舞臺的中央，造反派紅衛兵退出了文革運動的政治舞臺。隨後面來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鎮壓，更有一場所謂的清查“5·16”運動將我們五個頭頭 一網打盡。 (3)實踐證明我們沒能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 文革運動中有最時髦的一句話，就是要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幹革命。親歷文革運動的我，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真的是搞不清楚的，跟對的是盲從的；沒跟上、沒有跟、搞反了等種種情形，則是自己頭腦膨脹，常常自以為是。毛主席在召見談話中批評我們：“不要膨脹起來，要冷靜嘛！”1967年後，毛主席的總的戰略部署我就沒有認識，沒有緊跟，沒有冷靜處理，以至在1967年4月，在民族文化宮展覽問題上，發生了地院東方紅支持一派群眾、與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眾的嚴重對抗與肢體衝突，首次引發了北京紅代會內主要負責人、和部分學校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與對立，造成極壞的影響。對此事，作為當年地院東方紅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 1967年6、7、8月，社會上出現的將鬥爭矛頭指向周總理，指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的浪潮，北京發生了如揪劉火線、火燒英國代辦處等群眾性的極端事件，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干擾他由亂轉治、重建新秩序的大局的。事態發展到1967年8月底，毛主席果斷地隔離了王力、關鋒、林傑等人。對當時的錯誤浪潮我沒有認識，對毛主席處置糾正錯誤的鬥爭方向，我不能理解，還在部分群眾組織召集的會上發出抱怨。 不但是我，我們這幾個頭頭都沒有政治的敏感性與政治智慧，毛主席都轉向了，我們的思想還停在過往。毛主席在召見談話中批評說：“包括蒯大富，現在還搞什麼串聯會，在和平里、在清華、在北航開會，有廣西4·22、大同造反派、廣東旗派、遼寧8·31，聽北航說，你們還要開國防科委什麼會。” 儘管韓愛晶當場辯解說：“那個我不知道。”但毛主席和當時的中央領導林彪、周總理、江青等人都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周骢理 165 E. ==========第187页========== 王大賓回憶錄◆ 說：“廣西老多，也住在你北航，而國防口，你怎麼能去召集開什麼會。”江青說：“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質、北大，都做了許多工作，你們把他們藏起來，我們也有委託。現在要把他們藏起來，就不對了，他們有的是反對解放軍，反對革委會。” 毛主席又批評了1967年9月7日，蒯大富、韓愛晶帶人去北師大，支持師大造反兵團顛覆譚厚蘭的師大革委會。不是不能抓譚厚蘭，但當時是不能抓的。時過境遷，以後不就給譚厚蘭扣上“5·16”的帽子照抓不誤嗎？問題是當時不能抓。毛主席不是要保護譚厚蘭，而是要保護刚剛建立的新生革命委會員，不會由此引發各地反對顛覆革委會的連鎖反應。對這種政治大局的掌控與處置，我們當年都是不懂的。 (4)文革運動的實踐證明我們不行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時說：“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两個人，我們是在那裡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裡頭。” 到了1975年、1976年，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中，毛主席說：“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1966年，毛主席用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用紅衛兵運動、大串聯，用蒯大富對抗劉少奇親自派出王光美坐鎮指揮清華大學的工作組這一典型案例，發展到撤底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鬧亂了劉少奇在一線掌控的全國上下的權力系統。在這大亂的局面中，毛澤東一直在看，不但在看著聶元梓、崩蒯大富，也在看著我們，看著文革運動中冒出的各路群眾組織頭頭、各級幹部和解放軍的各級領導人的形形色色的表演與動作。他期望在其中選出他認可的接班人，保證他的社會主義路線傳至千秋萬代。 我們北京高校的五個頭頭，的確都讓毛主席失望了。文革運動的實踐確實證明我們不行，正如7·28召見談話中，江青所說以當時我們的水準與表現，怎能擔當治國治天下的大任！ 166 ==========第188页========== 王大富◇著 謝靜宜回憶書中披露： 1969年3月，毛主席對聶元梓的批評與評價：“你‘老佛爺伸手伸到石家莊，伸手伸到華北局，不知道羞心！” “你們自稱是紅色政權。你紅在那裡？你就沒有黑的嗎？你們就是有黑的！” “你們是大學，是有知識的人哪，才沒知識呢！”“你們是文明單位呀，才不文明呢！穿著盔甲，拿著長矛搞武鬥，不知道羞恥！” “你們說你們是聽我的話的，你們聽了嗎？我叫你們文鬥，你們就搞武鬥。我叫你們大聯合，你們就搞分裂。我叫你們嚴禁逼供信，你們就把人往死裡打。你們打的是好人還是壞人阿？你們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壞人；你們打的是階级兄弟，而不是階级敵人。” “你們今天，又翻起過去的小本子來壓人。人家一批評，你們就翻開小本子說，誰誰講話肯定過你們，這個人承認過你們，那個人承認過你們，我就沒承認過。翻那個小本子幹什麼？若是你們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們自然會承認你的。現在又翻起過去的小本子來，說明群眾對你們不滿，你們做的事不得人心，無非拿過去誰誰講話壓人。現在群眾對你們幹的事不滿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沒用。” “即使過去誰誰肯定過你們，那是肯定你們以前做得對的地方，沒有肯定你們的错誤。” “你‘老佛爺’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還革什麼命啊？我看你們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鬥的6文革’胃” 很清楚，經文革運動實踐檢驗，毛主席已經不滿意我們後來的表現了，毛主席當然“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了，當然也不要我這樣的。後來還要用一個清查“5·16”運動，把我們全部清查出去。 167 ==========第18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八、周恩來叫我改名，里業分配去了四川；换了馬甲别人就放過你了？ 1.周恩來我改名，畢業分配去了四川 我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應是1966年大學畢業，分配工作。因文革運動，畢業分配未能如期進行。拖至1967年8月，中央下達了66屆畢業生進行畢業分配的文件。當時出任地院水文系革委會主任的任永堂同學、地質系革委會主任劉佛興同學、物探系革委會主任郭侃同學、院革委會常委地質學朱德瑜同學都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四個面向，參予畢業分配，帶頭分配去了西藏、西北等地基層地質勘探單位工作。 看到中央畢業分配的文件後，我亦立即向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央文革，遞交了辭職參予畢業分配的報告。我請求辭去北京市革委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和地質學院革委會主任的職務，分配到最艱苦的西藏或大西北基層地質單位工作。收到我的報告，謝富治、丁國鈺就找我談話，說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央文革都不同意我的辭職申請報告，暫時不能參予畢業分配，還不能走，強調這是革命的需要。 168 ==========第190页========== 王大賓◇著 我堅持說，地院的形勢很好，很穩定。老領導原黨委書記王焕、院長高元貴等人都已解放，參加了三結合的院、系革委會。學校師生未分裂，基本團結，己復課鬧革命，鬥批改、教育革命都在正常進行。我辭職分配不會影響地，院的文革運動。 這樣，過了幾天，周總理和謝副總理又找我談話做工作，對我說，你暂時還不能走，要我顧全大局。還說，你要求到基層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暂時留校，繼續參加文革運動實踐也能出真知。我又向他門檢討自己的錯誤，帶頭與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打了派仗，干擾破壞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影響極壞。周總理說：你知道錯了，改了就好，年青人難免犯錯誤。你暫時不忙走，還要安心留下工作。你身體不好，注意治療。 謝富治也要我安心留下工作，依靠結合的老幹部，發揮他們的作用，把地院的工作搞好。 這樣我就暫時沒有參加這一年的畢業分配，但我還是因身體不好，1967年10月請假去了鞍山海城湯崗子療養院治病。 7·28毛主席召見我門五個頭頭談話後不久，1968年8月25日，由北京空軍政治學院和北京東郊橡膠總廠組成的軍宣隊、工宣隊進駐領導地院文革運動，先進行了三個月的整風。我代表革委會作檢查後，再次要求參加畢業分配。 1968年8月25日，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京地質學院 169 ==========第191页========== 王大賓回憶錄◆ 軍宣隊、工宣隊將我畢業分配的請求，上報了北京市革委會和地質部軍管會。為我的分配問题，軍宣隊的副指揮長趙釗和我，還親自去過兩次北京市革委會和一次地質部軍管會彙報請示。最終北京市革委會批准同意了我的畢業分配申請，並決定我分配到四川工作。我本人是申請帶頭分配去大西北最艱苦的地方工作的，但市革委會的謝富治、吳德、丁國鈺等人都認為我身體不好，不適宜在大西北那樣艱苦的地方工作，最好去南方地區。上面商量的結果，由地質部軍管會為我下達了一個分配回四川的名額。 得到分配回四川的通知，我表示不同意，有思想顧慮。我向領導彙報說，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師生，過往較多地介入了四川地區的文革運動，回四川怕處理不好四川對立兩派的關係，造成不好的影響，能否改派分配雲南或廣東。為這事，謝富治、吳德、丁國鈺專門將我和趙釗叫到市革委談話，做我的工作，並對我提了五條規定指示：(1)要認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堅決落實毛主席的 一系列指示；(2)要堅决擁護省和各派革命委員會；（3)不要介入派性鬥爭；(4)不要隨便表態；（5)不要和被拉去照相、講話等。 就在謝等人和我們談話後不久的一天，市革委通知地院軍宣隊，要我去市革委。接到通知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了，軍宣隊就安排地院車隊的林保慶師傅，開車送我到了市革委會。我就直接去了謝富治的辦公室，他正在辦公室等我。這時已是七點左右，已過晚餐時間。謝見我就說：，“你就要畢業分配離京了，我向總理彙報後，總理要我今天帶你去見一面。這是總理對你的關心。我們快點吃碗面後就去見總理。”說話間，市革委會食堂的師傅送來兩碗面。我們很快吃完，謝就帶我去人民大會堂。到了一個小會客廳，周總理正在這裡休息，可能也是剛吃完晚飯。 一見到總理，我非常激動，向總理鞠躬，握著總理的手，含著熱淚向總理問好。我對總理說：“您這麼忙還不忘關心我。您太勞累了，請多多保重身體。”總理很親切地讓我們坐下說話。謝富治先向總理說：“王大賓畢業分配要求去大西北，不願去四川，有思 170 ==========第192页========== 王大賓◇著 想顧慮，怕處理不好四川兩派關係。我們對他提了五條要求。”謝將五條要求述說了一遍。 周總理聽謝說完後說：“市革委會的這五條要求很好，很全面。到了四川，不要介入派性鬥爭。王大賓，我建議你回四川後改 一個名字，隱姓埋名。” 我馬上回應總理說：“改一個名字好。去年我到北京小湯山醫院和鞍山海城湯崗子醫院治病時，就改了一個名字叫王毅。”周總理說：“好，就叫王毅，這個名字改的好，有利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你在小湯山和湯崗子治病的事，我知道，聽說效果還好。你到四川後要繼續把病治好。” 謝又講了一些表揚我的話。總理說：“是的。7月28日主席召見他們五人時，就說了王大賓日子好過些。” 我馬上又對總理講自己做錯的事，檢討自己的錯誤。總理說：“年青人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認識、改正錯誤就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衹有在大風大浪中才能鍛煉出來。”最後總理又說：“市革委會對你的五條要求很好，你要認真執行。” 周總理與我們見面談話大約有二十多分鐘，起身要去參加別的會議了。謝即帶我離開小客廳。出門後謝叮囑我說：“今天總理見你的事，不要對任何人講。這是總理對你的關心。”我記住了謝的話，總理的這次接見，我除了對我的女朋友古寶琳說過外，當年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講過。 分配離校前，地院軍宣隊、工宣隊以地院革委會的名義，對我作了畢業鑒定，照錄如下： 最高指示 無產階级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别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對王大賓同志的鑒定 171 ==========第193页========== 王大賓回憶錄◆ 王大賓同志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家庭出身貧苦，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學習努力，工作積極負責，生活上艱苦樸素。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能察覺，並作了一些抵制和鬥爭。在無產階级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情况如下： 1.在無產階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繁跟律大領袖毛主席，敢字當頭，敢想、敢幹、敢革命、敢造反，被劉鄧工作隊打成“小右派”，受到大字報圍攻，有一定路線鬥爭覺悟，在鬥爭中表現較好。大膽起來造舊黨委修正主義路線的反，造劉鄧工作隊的反，造劉鄧黑司令部的反。 2.工作積極負青，在鬥争中廢寝忘食。 3.民主作風較好，比較能聽取不同意見。 4.保特了艱苦樸素的作風。 5.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期，尤其是後期，未抓緊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在鬥爭中表現出知識份子的動搖性。 6.階级警惕性不高，缺乏階级鬥爭經驗，不善於識破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階級敵人。 7.革委會成立後，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看自己成績多，看自己的缺點和問題少。 希望王大賓同志認真加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注意階段敵人糖衣炮彈的襲擊，永遠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九日 我是1969年1月離開地院，按總理的意見改名王毅、到分配單位四川川成都地質修配廠報到的。離開地院的頭一天，軍宣隊的副指揮長趙釗因回北京空軍政治學院開會，不能送我，又給我寫了一封信，囑附我到新單位後，一定要按市革委會五條要求辦，並再次複述了市革委會的五條要求。在成都地質修配廠我先後工作幾年，一 172 ==========第194页========== 王大富◇著 直牢記總理的教海和北京市革委會的五條要求，亦一直以王毅為名示人和與他人交往。一年多工廠裡除了少數領導知情，沒人知道我這個王毅就是北京地院的王大賓。 趙剑副指揮長給王大賓的信，再次複述了市革委的五條要求 2.周恩來主持清查“5·16分子”運動。我换了馬甲，照樣不放過我 前面說過，1967年6、7、8月，北京出現了一股背離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將鬥爭矛頭指向周總理的思潮。更有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劉令凯，北京商學院的學生程鎮華等人為頭，成立了一個成員不到20人的“5·16兵團”，公開炮 打周總理。對這個一小撮人组成的“5·16兵国”炮打周總理的行●： 173 ==========第195页========== 王大賓回憶錄◆ 為，北京高校各個造反派組織，都立即旗職鮮明地表態反對和堅決反擊。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還帶人抄了“5·16兵團”的活動窩點，將抄收的材料都報送了中央文革，並將其首要分子扭送到公安部門收押。 那段時間，我正在小湯山醫院住院治病。1967年8月14日早晨，我在醫院內散步锻煉時，發現醫院內大字報蓆棚上竟然張贴有轉抄的反周總理的大字報。這可是大事，我立即找到醫院的負責人追查此事，並要他們馬上覆蓋這張轉抄的反周總理的大字報。 回到病房，我立即給周總理和鄧穎超寫了一封信，彙報社會上出現反總理大字報的情况，並表達我們地院東方紅全體紅衛兵、地院全體革命師生、幹部，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保衛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决心。寫好信，我就給地院革委會辦公室打電話，請他們派人派車來醫院有要事虑理。不久，地院革委會副主任聶樹人就到了醫院。我向他講了情况，要他負責組織追查反總理大字報的來龍去脈，對一切反總理的行為活動堅决予以反擊。同時要他將我寫給周總理和鄧疑超的這封信，馬上直送國務院周總理。聶樹人立即回城照辦，將信和有關材料送到了國務院。 8月18日下午，我就收到了鄧穎超的親筆回信。用的信封是用全國婦聯用過的舊信封翻面粘贴作成的。這種處處厲行節約的艱苦樸素作風使我深受感動。我一直珍藏著鄧穎超的回信原件。在1978年4月29日，在華國锋等人簽字抓捕我時，：被他們從成都地質修配廠我的家中抄走，至今也沒有歸還我。我想這封信的原件，現在可能應保存在武漢市中級法院有關審判我的案卷材料中。好在，收到鄧穎超的回信，我就向地院革委會成員傳達了，當時許多人都有抄件。現將他們保存的回信抄件照錄如下：王大賓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給我們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對無產階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對我門都很關心，你所表現的無產階级革命感情，真使我們感動，我們也希望你利用這次療養機會，好好治療，早日恢復健康，儘早 174 ==========第196页========== 王大賓◇著 重返戰鬥崗位。 特此專覆致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鄧穎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我們紅衛兵群眾將其扭送公安部、被謝富治批准關押的“5·16兵團”的頭頭劉令凯、張建旗、程鎮華等人，不久就被周總理下令釋放了。我記得，當時，周總理在接見造反派組織代表講話、說起放人這件事時，大度地表示：“我有錯誤可以批評，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就要抓人家，這不行。是我下令將他們放了的。”我們當時都對周總理的這種寬容大度表示無限的敬佩，亦天真地認為，“5·16兵團”已被打垮清除，“5·16兵團”問题已成過去。我做夢也沒想到，在我換了馬甲、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改名王毅、畢業分配去到四川一年之後，我這個曾經堅决反對“5·16兵團”的人，一個對周總理效忠、得到總理特别關照的人，反總理的“5·16分子”的大帽子，竟也會強加到我的頭上。 事過境遷。時至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說：“5·16”反革命陰謀集團，從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會上，存在於機關、司令部內，劉少奇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動，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小撮，他們有的人原來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5.16”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5·16”反革命集團，對清查“5·16”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 翻案，是完全錯誤的。 全國性的清查“5.16”分子運動就此展開。運動初始即以追查“5.16”組織，追查填表宣誓發展的“5·16”分子為重點。追查一個完全因逼、供、信而搞出來的，被擴大化的虚構的“5·16”組織的運動，很快就陷人僵局，走進了死胡同。 175 ==========第197页========== 王大賓回憶錄◆ 為了打破僵局，繼續推動與擴大清查“5·16”分子的運動，1970年11月，周恩來說： 是不是參加組織，填表沒有，不是主要的。要查本質，罪行就是本質，形式是第二位的。當然也要弄清楚。黑會都開的，就等於組織關係了。彭德懷、黄克誠的活動就是反黨的，還需要成立什麽組織？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組織，他們背著中央開會集會這種行動就是罪行，有集會就是有計劃的行動。衹要罪行確實，抓住幾件事就可以。 “抓住幾件事就可以”給造反派頭頭與骨幹扣上“5·16”分子的帽子，關押審查，我自然是在劫難逃，換了馬甲也是跑不了的，躲不了的。 1971年3月9日，軍宣隊李凡茂等人派專機到成都，將我從成都地質修配廠抓回北京地院關押審查。這一天，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的未婚妻古寶琳，這時亦從地院畢業分配到了成都地質修配廠，原準備1971年5月1日結婚，婚禮正在籌備中。不料禍從天降，3月9日將我抓走。那天凌晨，當我被抓押上汽車時，古寶琳緊追過來，強忍眼淚，痛苦地目送我離去。我緊贴車窗口見到此情此景，不知此次分離何時才能相見，心似刀割。 我被抓住的幾件事，最大的一件，且“罪行確實”的，就是“為彭德懷翻案”。軍宣隊指控我和王大來一起，與彭德懷密謀，反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反對從四川揪彭德懷回北京。而東方紅公社在其小報上，不加批判地全文登出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寫給毛主席的“萬言書”，就是别有用心為彭德懷翻案製造輿論。 軍宣隊抓住我的主要還有三件事：(1)指控我與楊成武、傅崇碧關係密切，支持軍隊“衝派”，揪軍內一小撮，反對林彪，企圖讓楊余傅上臺；(2)指控我在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一次接見時，在江青批評我時，頂撞江青，說江青的批評不符合事實，反對攻擊了江青；(3)指控地院東方紅支持參予了1967年7、8月發生的“揪劉火線”活動，是圍困中南海，揪劉是假，是幌子，目的是要 176 ==========第198页========== 王大賓◇著 搞反革命政變，反對周總理，要揪出周總理，讓劉、鄧上臺。指控我在地院保護了鄧小平的弟弟鄧墾，就是證據。 吳法憲傳旨，1971年3月9日，軍宣隊李凡茂、劉永珍“奉旨”用專機將我從四川工廠抓▣地院後，就把我關進了他們在地院私設的牢房，鐵欄、鐵門，嚴加看守。在這私牢中，我被關了近二年之久，期間車輪戰，不讓休息，不斷逼我承認反對總理，並參予組織了地院反總理的“5.16”組織。對他們的指控，我是堅決地反駁、抵制、對抗。而為製造一個所謂“地質學院5·16兵團”大案，他們不但關押了我，還長期關押了地院許多無辜的師生。張海濤、李貴等人在劫難逃可以理解，連高元貴、王煥也要被打成“地院5·16兵團”的黑高參，可見其荒唐！ 他們為了製造大案立功，公開的逼供、誘供、串供、軟硬兼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竟成為他們逼人就範的卑鄙手段。一方面，他們樹立所謂的從寬典型，用高音喇叭對著關押我們這些死硬分子的私牢，不斷播放某某人的坦白交待材料，地院水文系教員專案組長朱思貴、童榮金等人親自泡制的所謂材料，放賈振遠的交待，思想如何從不承認是“5·16”到承認，後又“翻案”，又“承認”的轉變過程的錄音。另一方面，又放處理“抗拒從嚴”典型的大會錄音給我們聽，不但放校内的還放校外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戰鬥隊的頭頭敖本立，作為“抗拒從嚴”的典型，在71年5月31日财貿口群眾批鬥大會上，被宣佈公開逮捕的大會錄音也放給我聽了。還放了一個衛生部副部長的錄音，和北師大批鬥譚厚蘭的錄音。 朱思貴、李凡茂給我訓話說：“除了聶元梓不是‘5·16”外，所有的大小頭頭都是‘5·16’。”原張海濤專案組長朱思貴說：“你住的這間房子，原是張海濤住的。他出身也很好，你是知道的，一個貧農孤兒，14歲參軍人關的解放軍小戰士，頑固到底，臨到逮捕他之前一天，他還說，他不是‘5·16’，說以他的黨籍擔保，地院不存在5·16兵團’，不要搞無辜的師生們呢！現在好了，關在牢裡，頭髮長得很長，後悔了，你別走他的老路。逮捕 177 ==========第19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張海濤那天，李貴跳樓摔斷腿了。唐威正也當場赫得站不住了。陸炎德識時務為俊傑，他承認了，學習班也沒進，地院‘5·16’的蓋子就是這樣揭開的。已一年多了，你現在不要頑固，沒好下場的。” 對他們的這一套，我不為所動。我對他們說：“外校的情沉我不知道。地院的情况，我知道，賈振遠錄音中講的是假話。地院根本不存在‘5·16兵團，我不是‘5·16’。李貴、王煥、高元貴也不是，地院各級革委會的成員都不是。你們千萬別上當，把問题搞錯了。” 關在他們私設的地院私牢近二年時間，不給我放風，不准我曬太陽，也不准我去醫務室看病。前後開了我幾十次大小批鬥會。最難忘的是1971年10月和1972年春節，兩次押我去地院江西幹校批鬥的情形。我的老師宋祥彥已被關押460天，也是一個“死頑固”。春節前夕那次批鬥我的大會，也將他押上臺陪鬥。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見又拉宋老師陪鬥，他的愛人劉照明老師上臺發言，勸他承認了吧。並說：“小牛牛（他們四歲的完子)很想你回家過年。牛牛說，爸爸你就承認是‘5·16’吧，你就能回家過年的。你承認了吧，為了小牛牛。”劉老師聲淚俱下的發言，讓我有撕裂心肺的痛。四歲的小牛牛，叫爸爸投降，承認自己是“5·16”。也許是小牛牛的話，太刺痛了宋老師的心，被朱思貴稱為“臭狗屎”的他，為了小牛牛，違心地承認是“5·16”了。“5·16”冤案就是這樣製造的。因“5·16冤案，地院李思田老師被逼用電自殺未死、李明哲老師長期被關押批鬥，逃出到山上吊死山中。李明哲在被關押在地院江西幹校，二個月後被上山農民發現，正是冬天，屍體己開始腐爛，目不忍睹，朱思贵們說，李明哲是畏罪自殺。被迫害自殺的還有魏小平、李仲學、王海洪等學生。 抓我“5·16”，還株連到我無辜的親人和鄉親。我的未婚妻古寶琳是我大學同系同學，是學生會優秀幹部，從小受嚴格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也是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但我當東方紅公社的 178 ==========第200页========== 王大賓◇著 把手，當地院革委會主任，並沒有安排她擔任過任何職務，她什麼事也沒幹過。衹因她是我的未婚妻，他們就不放過她，也成了抓“5·16”的重點清查對象，多經折磨，幾乎將她整死。 我的媽媽沒有文化，大字不識幾個，山溝裡的婦女，懂什麼“5·16”?他們追問、審問她時，可憐的媽媽說：“我虚歲剛過 五十，還沒有五十六。”真是天大的政治笑話。 我成了地院紅衛兵頭頭，沒有給家鄉的任何親人帶來過什麼“好處”。“福不連人禍連人”。當時擔任縣商業局長的舅父，照樣被打成“走資派”戴高帽子遊街，舅母和我的母親照樣被打成保縣委的“老保”遭受打壓。而因抓我“5·16”，全部親人都受到牵連。他們說我家鄉德昌縣是我的老窩，將縣、公社、大隊、小隊的一些幹部全當成“5·16”來整。為此，德昌縣辦了一個名叫“王大賓學習班”，將40多位幹部抓來辦五不准學習班。不但我當商業局長的舅父首當其衝被關押，我少年、青年時的小學、中學的同學，甚至我光屁股時的放羊、放牛娃娃夥伴，也受到迫害，要他們交待什麼“5·16”問题。這個抓“5·16”的冤案，讓我體會到了什麼叫株連九族！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而亡。地院軍宣隊的頭頭牛潤五、李凡茂、趙剑等人，因是吳法憲控制的空軍政治學院派出的骨幹，也受林彪事件章連被抓。人們都對我說：“王大賓呀！林彪完蛋啦，你少了一大罪状啦。”抓我“5·16”的人被抓了，抓住我的反林彪罪行沒有了，莫明其妙的是林彪又成了“5·16”的總後台。而整我“5·16”一切照舊。朱思貴們總是正確。1972年3月，朱思貴們押我到已遷到湖北丹江的學校批鬥。當時我正發高燒，專案組有邵錫昌老師提出不同意批鬥的意見，朱思貴們根本不理，堅持召開了批門正在病中發高燒的我。 1970年，北京地院外遷到湖北荊州江陵。空政學院軍宣隊頭頭出事後，改由湖北省軍區、湖北省革委會，派出荊州軍分區政委李德清和劉慶芳為首的軍宣隊，接替空政學院的軍宣隊，繼續依靠朱思貴們壑持其製造的地院“5.16兵團”冤案。地院人人自危， 179 ==========第201页========== 王大賓回憶錄◆ 四分五裂，已處於癱瘓状態。到1972年12月28日，國務院、地質部軍管會，衹得請出原高元貴院長出任地院臨時黨委書記，來湖北收拾殘局。這時我也從地院私牢轉移至湖北江陵的學校，繼續隔離審查。 1973年元月，已被關押兩年之久、蒙受冤屈的我，實在不能忍受，且已病重，路都不能走了，不知何時就會失去生命。為了留下遺言，把歷史的真相告知中央和群眾，告知後人，我寫了七條內容的“嚴正聲明”，交給學校軍宣隊領導李清德、劉慶芳，並請同情我的老師準備回京後寫成大字報贴出，要贴一份到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的辦公室門口。我還託人到江陵郵局，掛號郵寄二份我的“嚴正聲明”給吳德、丁國鈺和湖北省的張玉華等領導人。而朱思貴們拿到我的“嚴正聲明”，又給我扣上攻擊偉大的“批清運動”，攻擊“宣傳隊”的罪名，以此整我鬥我。時至1974年夏天，朱思貴們又背著我，不將他們寫的關於我的所謂結論材料與我見面，就上報了北京市革委會。其上報材料内容還是他們抓住的所謂幾大罪狀：對抗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為彭德懷翻案；反江青。衹是去掉了反林彪這一條而已。搞了好幾年，用盡了心機手段，“5·16”的帽子無論如何也扣不到我的頭上。對地院清查“5·16”運動，以高元貴院長、王煥為首的地院臨時黨委的結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北京地院也沒有一個‘5·16’分子”。但整人的人，抓“5.16”有功的朱思貴等人照樣升官重用，無一人因此被追責。這就是政治。 時隔三十多年，2004年，吳德在他的回憶錄《十年風雨紀事》中如是說：“就是通過這次清查，把‘五大領袖’拿下來的。把‘五大領袖’搞下來，批判、查清了他們的罪行，然後把他們下放去勞動改造。張鐵夫他們寫了材料，寫了報告。我傳達了毛主席對這幾個人區别對待的意思：譚厚蘭是不行了；韓愛晶是蒯大富的軍師；聶元梓的問題牽涉到林彪的問题，沒有查清，放一放；·王大賓可以作為人民内部矛盾處理，可以安排工作，給出路。” 為了把所謂的“五大領袖”拿下來，就要在全國搞一個批清 180 ==========第202页========== 王大賓◇著 “5·16分子”的運動，製造一個涉及千萬人的大冤案？吳德的說法應是迴避了製造這一大冤案的幕後真相和這一運動的主要推手與責任人。但我要謝謝吳德的是，他承認，他們查了幾年，也沒查出能將我定性為敵我矛盾的罪行證據。但他不敢承認整我為“5·16分子”是錯誤的。他更不敢承認，以逼、供、信，將全國千萬人打成“5·16分子”的所謂清查運動，是文革運動中人為製造出的最大的一個冤案。 181 ==========第203页========== 王大賓回憶錄◆ 九、陳雲說：怎磨衹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1。鄧小平、陳雲執掌中共中央後，我由6“5.16分子”變成了“反革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華國锋、汪東興、葉劍英等人聯手，抓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這時人們又都對我說：“大賓呀！江青們完蛋啦，壓你頭上的大石頭落地啦，你該撤底解放啦！” 當時，我還留在李世忠教授領導下搞人造金鋼石鑽頭研究，等待北京市委吳德他們給地院指示。在湖北地院的我，也是這麼期盼的。如何處理我沒有結論，我就不好▣工廠。 政治上幼稚、天真的我，真的沒有想到，重新上臺、實際執掌了中共中央最高權力的鄧小平、陳雲等人，是決不會放過我的。1978年4月29日，武漢市公安局向我宣佈：經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紀登奎等五位中央領導簽字批准，正式逮捕我王大賓。隨即我被戴上手銬，關進了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民主路415號、位於蛇山下的湖北省看守所。抓我前一天，我還在武漢地院、漢口地校實驗室在地院李世忠教授領導下搞地質部下達的人造金刷石鑽 182 ==========第204页========== 王大蜜◇著 頭研製，已搞了一年多了。 我被毛主席逝世後的中央，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關押，其所依據的“罪行材料”，亦如吳德在其回憶錄《十年風雨紀事》中所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市又把這些人抓起來，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當年的那些，沒有新的。”湖北、武漢的公檢法部門對我的處理，完全是奉命行事而已，决定權在上面，他們衹能照辦。 看到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幫”後，鄧小平、陳雲執掌的中共中央，在處理文革運動中紅衛兵問題上：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對我在文革運動中的表現完全瞭解、而時刻為我的命運檐憂，已與我結婚生子的古寶琳，心中的不平是可以想像的。不平則嗚。1980年1月，為上面對我不公的處理，她疾筆而書，投函國務院信訪部。回覆自然不會有。今天将這信函照錄如下，還會有意義嗎？ 國務院信訪部： 打倒“四人幫”以後，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於1978年4月29日被關押至今。這種長期關狎是違反法律的，是錯誤的。說“王大賓跟著四人幫幹了很多壞事，破壞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說法是言過其實的，是沒有充分的事實作為依據的。 法律是應依靠事實來作證據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來作為依據，並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應把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否則，法律又怎能取信於民呢？對文化大革命中王大賓自己幹的事情，應負起政治青任，但是要把當時地質學院學生所幹的壞事情都歸為是王大賓的错誤和罪行，那麼，王大賓就是一死也難以承擔此罪了，况且，在那誰也管不了誰的年代裡，這種歸罪法又是多麼地横蠻無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國的十年災難又該歸罪於誰 呢？ 183 ==========第20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如果說，玉大賓衹須對自己的幹過的事情負法律青任，那麼現在的這種開押是缺乏事實和證據的，是错誤的。 現實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著“四人幫”幹了大量壞事的人，現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們所幹的事情可以算是難以饒恕的，可是被饒恕了，而對於王大賓這樣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誤卻密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後還關押起來，這是為什麼？難道就因為王大賓無槍無權，地位低賤嗎？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是怎樣發生的，中國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誰也不會相信是幾個學生在那裡興風作浪而掀起的文化革命。文革初期，王大賓跟所有青年學生一樣，抱著一股革命熱情，響應黨的號召投入到運動中去，由於當時對中央所發生的错綜複雜的路線鬥爭認識不清，因此，單純的政治熱情被“四人幫”利用了，犯了些错誤，但是這些错誤是跟當時的歷史背景難以分開的。不是嗎？在67年68年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到底有多少幹部和群眾能識破“四人幫”的陰謀呢？又有多少幹部和群眾抵制了“四人幫”的横行呢？中國共產黨許多共產黨員中到底有幾個為正在被洗劫的中國人民說句話呢？要是當時大家都認識到這個問題，“四人幫”就不可能在中國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當時的歷史事實是這樣，那麼為什麼對還是學生的王大賓要求那麽高呢？要求他當時就能去抵制“四人幫”的横行呢？ 並且，十年來，王大賓一再表示願意改正自己的错誤，但為什麼一直不允許他改正错誤最後還要置他於死地呢？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不是經常說要允許人犯错誤，允許人改正错誤嗎？但為何對一個當時還祇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學生，就不能有這種寬恕的氣度呢？ 古寶琳 80年1月 184 ==========第206页========== 王大賓◇著 2.陳雲說：怎麼衹判天派？地派池要判 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 1982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後審判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 對已在看守所關押四年多的我，負責處理我的間题的湖北方面内查外調，正如前面所述吳德的說法：“材料就是當年的那些，沒有新的。”過往中央且已定我作人民内部矛盾處理，現在又沒有找到新的證據罪行，實在不好對我定罪判刑。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廳七處周處長和負責我專案的徐科長對我說，他們刚從北京回來專門去為我事。他們對我說，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許多錯誤，有的錯誤是嚴重的，但屬於人民内部矛盾，和聶、蒯、韓不一樣，你安心等待結論，不用急。一直等不到。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專案人員，又通知我，他們到北京找中央彙報請示後，回到武漢告訴我：“對你的問题，有人說：怎麼衹判天派？地派也要判！”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陳雲。他們做我的工作，要我顧全大局，要我理解不能不對我也進行審判。他們還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且保證量刑時會區别對待的。 當時的我能說什麼呢？這就是政治。 185 ==========第207页========== 王大賓回憶錄◆ 3.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為了開庭審判我，1983年7月，把我由湖北省看守所，押送至武漢市漢口寶豐路81號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羈押。 湖北省看 湖北省看守所 1983年8月10日，我收到1983年8月8日簽發的《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83)武檢二字第32號。內容如下：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 起訴書 (83)武檢二字第32號 被告人王大賓。男。四十二歲。漢族。四川省德昌縣人。 186 ==========第208页========== 王大賓◇著 原系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青人之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後為該組織總負責人。並任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反革命一案，由湖北省公安局依法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王大賓反革命一案，經武，漢市公安局偵察終結。於 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移送本院蜜查起訴。現查明。被告人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他幹部，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等犯罪活動。其主要犯罪事實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賓在重慶時，得知“東方紅公社”總部電話傳達的戚本禹關於要將彭德懷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後，王立即帶領北京地質學院在重慶的部分學生，趕到成都。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同志挾持到北京地質學院。同時，對彭德懷同志的住處非法進行抄查。將彭德懷同志多年保存的珍貴資料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並運到北京地質學院。 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賓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旨意，積極策劃批鬥彭德懷同志。成立了以地質學院物探系為主的“鬥彭聯絡站”。捏造誣陷彭德懷“陰謀政變”、“裡通外國”的材料，廣為散發。並派人與北京航空學院聯合對彭德懷同志進行批鬥，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王大賓於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還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多次對原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夏克、教授馮景蘭、楊遵儀等人進行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四月十日，王大賓先後主持策劃並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總部和革委會的名義發 187 ==========第209页========== 王大賓回憶錄◆ 表了聲明。誣蠛“余秋里充當了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先锋人物”、“何長工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煽動“炮轟余秋里”、“打倒譚震林”、·“打倒何長工”等領導人。 被告人王大賓所犯上述罪行，有大量的證人證言和書證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本院確認，被告人王大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應追究刑事青任，特依法提起公訴。 此致 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 (章〉) 檢察員，胡文濤 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 附注：1.被告人王大賓現羈押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2.被告人王大賓預蜜卷宗册。 4。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書 1983年8月1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我。法院當庭就對我作出判决，宣讀了《判决書》。我想這是他們根據上面的旨意早就凝定好的，開庭不過走一程式罷了。因而儘管我在庭上還盡力為自己辯護，是不能改變他們已定的判决的，對我的《刑事判决 188 ==========第210页========== 王大窨◇著 書》照錄如下： 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市法(83)刑初字第96號 公訴人：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胡文濤。 被告人王大賓，男，現年四十二歲，四川省德昌縣人，漢族，“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青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地質學院苹命委員會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現在押。 辯護人：武漢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孫先義、姚啟超。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王大賓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胡文濤、代理檢察員周忠武出庭支持公訴，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王大賓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人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苹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賓在重慶得知“東方紅公社”總部電話傳達戚本禹關於要將彭德懷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後，立即帶領在重慶的北京地質學院的部分學生趕到成都，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住在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挾持到四川省地質局，並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押到北京。同時，非法抄查了彭德懷的住處，將彭德懷多年保存的珍貴資料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並運到北京地質學院。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王大賓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图的旨意，精極策剖批門彭德懷，成立了以地質翠院物探夏 189 ==========第211页========== 王大賓回憶錄◆ 系為主的“鬥彭聯絡站”，並與北京航空學院聯合對彭德懷進行批円，誣陷彭德懷是“陰謀政變”、“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日，被告人王大賓先後主持策劃並分别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總部和革委會的名義發表了聲明，誣蠛“余秋里充當了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先锋人物”，“何長工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煽動“炮轟余秋里”、“打倒譚震林”、“打倒何長工”等領導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被告人王大賓還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對原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夏克、教授馮景蘭、楊遵儀等人進行人身迫害。 被告人王大賓的上述犯罪事實，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審查了與本案直接有關的證據，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完全屬實，被告人王大賓當庭供認全部罪行，表示悔改。 本庭確認，被告人王大賓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參與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陰謀活動，以及誣陷迫害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根據被告人王大賓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並考慮到被告人王大賓的認罪表現，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九條的規定，判處被告人王大賓有期徒刑九年，剝套政治權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執行之日起計算，判决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至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上訴於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190 ==========第212页========== 王大賓◇著 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審判長：成厚勝人民陪審員：陳昌堯人民陪審員：蔡金保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湖北省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 (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書記員：曹永萍 5。實缘法庭出示的證據與我的辯護 1983年8月18日武漢中院對我的庭審，我作了要點記錄，亦轉錄下面留存，留予歷史明鑒。 武漢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審記錄（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上午8時開庭) 參加者：審判長、二位陪審員、檢察院二位公訴人、書記員、二位律師及省市有關領導，地院代表總計約五十人審判長問：籍買、年齡、民族，曾任何職務？ 被告答：四川德昌縣，42歲，漢族。曾任小學少先隊大隊長，初中任學生會學習宣傅部長，高中三年任班長，大學 五年任班長、團支書、系團總支委員。文革初期66年8月8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大隊”成立，8月17日“東方紅公社”建立，朱成昭（苹幹之子)同學任一把手，我為二把手。1967 年3月5日始，我往一把手。“首都大亭院校红代會”核心組鬟 191 ==========第21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副組長。1967年4月2日任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檢察院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法庭調查。審判長問：起訴書指控你参與揪彭回京是否有此事？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對揪彭的，並向中央報告過我們不同意揪彭的意見。 宣判長宣佈：由法庭宣讀證言如下： (1)戚本禹供詞：…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說彭是修正主義頭子，在成都不老實，决定要揪彭回京。根據中央的决定與上面指示，我派閻長貴當面給地院朱成昭傳達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2)閻長貴證言（闇是江青秘書，中央文革辦事組成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甸，在中央文革辦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朱成昭傳達中央的指示，叫他負責揪彭德懷回京。我給地院東方紅負責人朱成昭打過電話，在地質部找到朱成昭，當面向朱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3)朱成昭證言：中央文革指示，閻長貴叫我們地院東方紅負責將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聯絡站和在南充的聯絡站打電話，·下達中央揪彭指示。後來王大賓到成都了，曾給王通過電話叫王揪彭，因王不執行，後又派胡樂成坐飛機去成都揪彭。 (4)費安琪（重慶地院東方紅聯絡站負責人)證言：總部朱成昭給我，南充聯絡站電話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電話。十二月十五日東方紅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賓由武漢到重慶，得到我傳達的指示後，就帶地院在渝的部分學生（除了瓣紅衛兵展覽的人之外），於十八日到成都，張家聲等同往。 (5)玉大來（幹部，地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之一）證言：我們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說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 192 ==========第214页========== 王大賓◇著 盡辦法不惜代價，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當地批鬥後也要锹回京。我們從南充於16日趕到成都，在成，都聯络站負責人錢新、鄭文卿我們同去與彭長談話後，到底揪不锹這是件大事，我們作不了决定，要等公社主要負責人之一王大賓到成都後，由王大賓作决定。王大賓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們向他作了彙報。决定打電話給朱成昭，要朱向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彙報，我們認為上面黨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瞭解彭總一年来的工作、思想情况，彭是擁護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對劉少奇的。現在揪彭，上面判斷可能有誤，所以我們决定暫不執行揪彭的指示。王大賓派我和鄭文卿次日立即坐飛機回京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彙報。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罵了一頓。後來，過幾天朱成昭派公社負青人之一胡樂成坐飛機專程去成都揪彭。 (6)費安琪證言：12月22日胡坐飛機到成都，傳達上面指示，堅決揪彭回京。在地質局開會，王大賓參加了會議。决定23日揪彭回京。23日上午七點，發現彭已被北京航空學院駐成都地質學院聯絡站的人，奉韓愛晶的指示於23日凌晨將彭揪到成都地院。胡樂成、王大賓等人，胡帶隊去成都地院與北航學生談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邊談判，張華清等同學從彭所在的屋裡將彭擁出來，坐上車就到了地質局。12月27日傍晚回到北京火車站，北京衛戍區拿上面指示來，要把彭交衛戍區。指令拿到火車上給王大賓了，朱成昭不同意交衛戍區，當晚就到了地院。 審判長問：以上證言是不是真實的？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說明一點，27日到北京站後，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後，我是和谷萬才首長商量過，要堅决執行上面的命令。周總理給我和谷首長的指令，“把反黛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說明：在講到周總理對揪彭的指示時，審判長打斷我的回答，要求我迴避提及周總理對揪彭的指示，包括胡樂成到成，都時碑達的周總理的指示)。是别人（指：朱 193 ==========第215页========== 王大賓回憶錄◆ 成昭)趕到車站，不同意交衛戍區的。所以當晚到了地院， 》次日才由衛戍區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漢回四川，是生病後 回家治病，在重慶得到傳達的朱成昭電話內容的。18日上午到成都，聽了有關彙報，看了他們同彭總的談話長篇回憶記錄後，我動搖、猶豫過，决定暫不同意執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電話請示，和派王大來、鄭文卿次日下午乘飛機回京向毛主席，黨中央面呈我們的看法的，是去請示彙報。後來朱派胡來成都傳達上面指示後才揪的。關於費安琪說，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實，我沒有去。胡雖也是公社負青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負責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總回京 一事，由我承擔主要青任。 法庭出示證據：我筆記本記有朱成昭電話指示（是別人在我的筆記本上抄的指示)。答：這是我的工作筆記本。 出示證據，還有“18日派王、鄭乘飛機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彙報”的我的筆記。 (7)綦魁英（彭的秘書)證言：12月20日北航學生××和成都地院紅成××等學生，以找彭瞭解劉少奇等人問題為藉口，到了彭總住處，23日凌晨他們把彭揪到成都地院。7點北京地院學生譚保華、盧慶生等人瞭解到彭已被別人揪去成都地院，他們和王大賓就去成地，在屋子裡揪彭總擁上汽車到了地質局。鄭文卿等人12月16、17、18日曾到彭住處與彭談過話。23日彭被北航揪走後，北地學生虚、譚等抄查了彭總的東西，王大賓去後，還翻看了一些書籍材料和看過我的筆記。抄查的東西装在两個皮箱中，他們带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單給我，我把清單交給了解放軍成都軍區後勤部了。被告說：我要說明一點，抄查東西時，我到場時已收拾完畢，兩個皮箱已鎖好，錢新給我看了清單。二份清單，錢和綦秘書都签了字。我問綦，清單是否準確，他說已寫清楚。我並沒有看過什麼材料的事。 194 ==========第216页========== 王大窨◇著 審判長問：1967年7月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鬥彭？被告答：有。中央文革辩公室給地院有電話指示。還送來批判材料幾份。 法庭出示證據：中央文革電話指示：“與北航聯合批鬥彭，不要軍事院校参加，要文用，不要武鬥，但也不要太限制群眾，要批鬥時與北京衛戍區傅司令員聯繁要人。” (1)賈振遠（常委）證言：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禮堂召開各大事院校、機關部門負責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對劉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動員會。7月16日晚王主持常委會，貫徹執行15日會議精神，對劉鄧陶彭羅陸楊一小撮開展大批判。會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組和領導班子。 (2)侯力平（常委）證言：大批判，物探系×班為主成立了批鬥彭聯絡站。 (3)李貴（副主任)證言：革委會貫徹執行過中央15日會議精神和有關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法庭念：7月16日常委會記錄和有關參加會議人員名單。念7月28日東方紅報大批判文章，“誣彭總裡通外國”“軍事政變”等話。 王大賓：15日中宣部禮堂會議後，我主持過常委會，衹研究買徹執行一事，是說的大批判，並沒有研究過要批鬥誰的事。中央文革辦公室電話指示批鬥彭，我沒接到電話，是别人向我傳達的。我沒有參加過關於研究批鬥彭總的會議，也沒有参加北航召開的批鬥大會。當時，我身體很不好，工作已交給別人，然後我就去小湯山治病去了。“東方紅”報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寓的，我也沒有叫别人窝過，其稿件，我也沒審查過。但，我是革委會主任，在地院出現的問题，我都應負領導人應負的青任。 審判長；地院把聶克當走資派批鬥，把楊遵義、馮景蘭當資產階级反動學術權威批鬥，有無此事？ 答：有此事。但我需說明一點，是在1966年6月地質部 195 ==========第217页========== 王大賓回憶錄◆ 派的以鄒家尤副部長為首的工作隊，將地院原黨委書記高元貴等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派，正式宣佈罷了官，聶克副書記，楊、馮教授當反動學術權威批判。我們保高元貴等領導人，認為地院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工作隊執行了打擊一大片的資反路線，就幾進地質部，要鄒作檢討。聶克等人當時被保工作隊的鬥批改兵團遊街批鬥，我們東方紅公社未参與。後來，我們掌權後，我當革委會主任，在密查幹部，清理階級隊伍中错誤地批鬥過聶克，系裡批判過楊、馮二教授。但，革委會都未給他們定案，作為群眾運動，揭發批判，當時是搞過的。但，革委會派出大量人力四處調查，歷經半年時間，查清了工作隊強加在聶克頭上的最大罪狀一參與其父殺害一位地下黨幹部問題，我們的結論是聶克不但無罪，而是有功，因此地下黨幹部已投降日偽成為漢奸了。因此，1968年的六月，我們决定要解放結合聶克，報告已送北京市革委，後來軍宣隊領導學院，我們的願望未實現。楊、馮等人的事，當時保工作隊的一些紅衛兵抄了他們的家，抄出有的人家有國民黨黨徽、黨證、變天賬等東西，他們在教工之家舉瓣了展覽會，此事，地院的人都是清楚的，另外他們都是有海外關係，是英、美上學回來的。因此，我當革委會主任後，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曾審查過一些人的問題。 法庭摘錄念1967年5月一次常委會記錄：王大賓發言說：“清理階级隊伍，要穩准狠，不要放過了真正的壞人…不要心慈手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批判。”東方紅報說，“聶克走資派還很倡狂”。 證言： (1)賈振遠證言：革委會曾開會决定要批判走資派和資反權威。 (2)秦玉林（幹部、辦公室工作人員）某月某日在大飯廳開大會批鬥舞、馮、楊，要他們在會上自報姓名，“走資派聶克”“反動學術權威楊、馮”。批判完後，從主席臺上 196 ==========第218页========== 王大賓◇著 押下來時，有學生跑過去推打人。這就是王大賓這樣在迫害幹部。 王答：我從來未打過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打人。 審判長問：地院有沒有發表過聲明打倒譚震林，炮轟余秋里，打倒何長工的事？ 王答：確有其事，這些都是错誤的。是“批二月逆流”時，表熊性質的。這原因大家都是清楚的。 法庭念：1967年4月10日“東方紅”公社作戰部會議記錄和出席會議人員名單（王、楊、李、夏、陸、張、賈、柴、黃、田等人出席)節缘念：公社總部“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譚，炮轟資本主義復辟急先锋余”的聲明。王參加並主持了會議。聲明說：“從上到下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余充當先锋。” 法庭出示：1967年4月20日革委會《東方紅》總部《關於地質部文化革命的聲明》其中一段：“何長工在地質戰線17年轨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打倒三反分子何長工”。 王答：確有此事。這是错誤的。說明一點，當時總理指示地質部是先行官，要抓革命促生產，叫戚本禹過問地質部運動，儘快成立新的領導班子，好抓革命促生產。戚給地質部有信件，並要我們支持礦伏兆、李四光等站出來成立領導班子。因此，我們表熊。聲明中，按當時慣例，提了“打倒何長工”。這還因為，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上面點了李范 五、汪锋、何長工三人的名，說何是三反份子。因此，革委會聲明中用了此話。 審判長宣佈：法庭調查完畢，開始法庭辯論。被告你有什麽話說？ 答：揪彭總回京是事實，·主要由我承擔青任。我現在認識到，這是犯罪行為，黨和人民的功臣彭總，是一心為老百姓利益奮鬥的老帥，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但當時，我參與揪他回京，我很對不起他老人家，一直心裡內疚，痛悔不已。我 197 2 ==========第219页========== 王大賓回憶錄◆ 已作了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彭總的事了，黨怎樣處理，我都沒有意見，我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服從黨的决定，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地院工作中許多左的错誤，使一些人受到了错誤的打警，我向他們表示道歉，對不起他們，因我是革委會主任，所以革委會的错誤，由我負主要責任。具體的問題，我不必多說了，你們已為我指定了武漢市法律顧問處主要負責人、武漢市有威望的律師當我的辯護人，我就沒啥說的了。 律師姚啟超辩護：尊敬的庭長，陪審員，我們是王的辯護人，我們查閱了有關起訴指控被告的檔案材料，證人、證言、證據，我們两次會見了被告，聽取了他的陳述，我們的辩護如下：首先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還在65年底，姚文元窝《評海瑞罷官》大毒草，矛頭直指彭總。後來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割迫害彭總的，罪魁禍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總是上面的指示。這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個環節的組成部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王大賓衹是一個執行者，而且在執行中他曾有過動搖猶豫，不同意執行，請示過，並派王大來、鄭文卿坐飛機回京請示、彙報的情節；第三，王大賓應當同韓愛晶在揪、批彭總的問題上有原則的重要的區刷，這點，我們也要提請法庭注意。（姚律師摘要念韓的判决書有關韓迫害彭的部分)說：“可見，7月19日北航開小會批鬥彭總，是韓首先帶頭拳打腳踢彭總，彭被打倒在地，然後其他打手又打，頭撞地，揪起來又打，將彭肋骨打斷三根、頭部也重傷；7月26日韓主持在北航召開聯合批鬥彭總大會，地院是有人参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賓都沒有參與。反革命分子韓愛晶是殘酷直接傷害到彭總的，是在當時也是不允許的，情節是惡劣的。再次提請法庭注意，這是王和韓的原則的重要區别。” “批二月逆流”問題，審判林江都不起訴，王是個學生，我不必要說了。 198 ==========第220页========== 王大富◇著 王大賓是一個窮學生，一買表現很好，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罪，而且覺悟較早，有痛改前非的表現，實踐證明，王從大學畢業分配後並沒有任何達法犯罪行為，在彭總問題上，早有痛悔表現，他很內疚，感到對不起彭總老人家，在公安機關審查期間，他如竇交待了自己的問題，熊度是誠懇的，是好的。因此，我們提請法庭，從輕處理。 檢察院周忠武發言：（先聲討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大賓紅衛兵串聯到武漢，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體本來很不好，有病在身，可是當他在重慶聯络站接到叫锹彭的指示後，就放棄回家養病看望母親的打算，便積極行動帶領在重慶的學生於12月18日趕到成都參與揪彭。於12月27日將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認不諱。我們認為，王參與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們要區別罪青的大小和情節，我們同意律師的辯護意見，請法庭考慮，王是一個學生，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罪，請法庭酌情處理。 審判長宣佈：法庭辯論結束，被告有何陳述？ 被告王答：尊敬的密判長、陪蜜員、檢察員和律師：首先感謝您們在今天的法庭上，對起訴書對我指控的幾件事進行了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查證，對我一買良好的表現的確認，周檢察員同意律師為我所進行的辯護並請法庭從輕處理的意見。我還要在此感謝在我收到起訴書之後，法庭的有關領導曾耐心、認真地聽了我長達二個多小時的傾訴和看法，我出生在一個大山區貧苦農家，是黨和毛主席使我母子翻身解放，從初中起就用助學金哺養我上學，把我培養教育成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聽黨聽毛主席的話，是我家的宗旨，我知恩必報，信仰馬克恩，崇拜毛主席，時刻準備著聽從黨和毛主席的召喚，為實現全人類解放，為共產主義倖大理想而獻身。我立志要成為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紅色地質票家，為祖國尋找豐富的 199 .、 ==========第221页========== 王大賓回憶錄◆ 礦藏。為反修防修，我必然回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入無產階级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初期，我犯了許多错誤，有的错誤是嚴重的，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很早我就深感內疚和痛悔。起訴書把我這個十六年前跟著黨中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犯错誤的紅衛兵頭頭說成是反革命，把黨內路線鬥爭刑事化處理，是適用法律不當。對我的傾訴，法院有關領導和律師都耐心、認真地聽了我的意見。這個問題，我們不爭論，争也無用，是上面的事。對我的問題的處理，在法院權力的範圍內，你們已經盡力了。我再次表示感謝。黨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已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哺育，現在仍然聽黨的話，如何處理我的問題，我都服從。在有生之年，我要盡全力為黨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事，以彌補點在文革中我的過失。我的話完了。 審判長宣佈：休庭。十多分鐘後又宣佈複庭。宣讀判决書後，宣佈密判結束。 十點過幾分結束全部審判。 法庭上沒有提供聶克、楊、馮等人的證詞。 200 ==========第222页========== 王大賓◇著 十、我的生命 還在過程中 1.我生命中的兩個女人 生命是什麼？生命就是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我想，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都可能有自己永遠難忘的記憶。文革運動的經歷，我終身難忘。還有兩個女人也永遠留在我生命過程的記憶中。一個是我的前妻古寶琳，一個是陪伴我後半生的老伴劉玉芬。 (1)我的前妻古寶琳 我與古寶琳早年留影 201 ==========第22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古寶琳是我們地院的學生，文革運動前我們就相識相愛。因為受我牽連，無辜的她也受盡磨難。在我被關押時，她對我的那份情意，給了我最大的安慰、希望與勇氣。古寶琳寫有《江陵舊事》、《探監》等回憶文字，今天讀來，還是那樣令我感動。在這裡就將古寶琳寫的照錄吧。 我與古寶琳早年留影 1969年，我、古寶琳、小瓊妹和我母親合影 202 ==========第224页========== 王大賓◇著 江陵舊事 (說明：北京空軍政治學院派到北京地質學院的軍宣隊，從1970年開始製造了“地院516兵凰”冤案大抓“5·16”， 二千多教職工大多数受到牽連，被扣成反革命“5·16份子”，地院人心惶惶，名存實亡，遷校湖北荊州江陵。)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突然收到了地院黄振群（注：原北京地院圍委書記，革委會常委)，從湖北江陵寄來的一封短信，告訴我江陵的地院，自林彪事件出來後軍宣隊的頭頭都被抓了，人心已亂。大部份被監禁在江陵的老師和幹部，都陸續跑回了北京。王大賓被監禁在江陵五普地質隊。這是自 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王大賓被吳法憲派來的票機從成都抓到北京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下落。這封信尤如是一顆起死回生的靈芝草，使我那壓抑、沉悶和絕望的生活重新燃起一絲希望。我立刻開始籌劃赴江陵。我知道，地院是不會同意我去探望王大賓的。七二年八月，我曾通過組織要求看望他，地院回電說：“王大賓沒有病，不必探望。”所以我要見他，不可能通過正式渠道。我窝信給工作在藏北的我班同學丘采菱，尋求他的幫助。丘采菱立即回信說，陪我到江陵。與此同時，他窝信給在江陵地彍部綜合研究大隊工作的我班同學張寄良，請他先到江陵五普地院，秘密探明王大賓被關押的具體地點。七三年二月，丘采菱從西藏坐了一個星期的汽車到達成都，然後我們從重慶坐輪船到達湖北沙市。到沙市後，丘采菱先去託張寄良找到沙市我們下塌的小旅館。張寄良畫了一張五普的地形草圖，說王大賓被關押在左邊最後一排房子的最後一間，二十四小時有值班士兵輪流看守。張寄良要我記住方位後馬上把草圖燒掉，以免惹麻煩。然後，張寄良從沙市把我送到江陵五普的門口。 203 ==========第225页========== 王大賓回憶錄◆ 那天，冷風叟叟。我穿著在北京買的處理的舊軍大衣，戴上大口罩，肩上背著地院的地質包，裡面装著都是帶給王大賓的食品：奶粉、罐頭等。走進了五普，真有“風簫簫兮易水寒”的一片凄凉景象。已沒有幾户人家在那裡居住了。我按照記憶中草圖上指引的路線，急急走到五普左面房子的最後一排。那裡有一個士兵在值班，他低著頭在事心地做木工活。當我走過他身旁時，他稍微偏了偏頭，大概衹看到我的軍大衣，以為是他的戰友吧，便又低頭繼續幹活。我僥倖的心像要跳出胸膛。我不敢再回頭看他，怕他看出破綻，衹顏趕緊向前找到最後一間房子。我輕輕叫了二聲“大賓”，無人回應。再看看這幾間房子全是上了鎖了。我心一凉，是否他們知道了我要來，已把王大賓轉移到别處去了？一股冷氣，從心一直凉到胸後跟。我絕望地站在那裡大喊：“王大賓！”王大賓突然從中間的一間房子衝了出來。他臉色蒼白，形容憔悴，骨瘦如柴。這時，正在前邊做木工的士兵也轉身衝過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地院軍管會特設的監獄，是禁區，不經批准是無法進入的。難怪張寄良無法探聽到王大賓的碓切關押房間。是禁區，但我已進入。我乾脆馬上走進王大賓的房子，坐下賴著不走了。值班的士兵怒冲冲地命令我跟他到辦公室去見他的領導。我想這是他的調虎離山計，我若去了就不可能再回來見王大賓。於是，我問他：“我不是地院的員工，我為什麼要去見你的領導？”單純的士兵搪得憋紅了臉也回答不出“為什麽”。急忙轉身快步跑去彙報這突發事件。這時，我急忙把帶來的食品和日用品交給大賓。因我多次通過組織寄給王大賓的食品地院都沒有交給他。我看還有時間，就趕緊簡單地描述了林彪事件發生後外面的各種變化。我不知道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如果我在這裡堅持坐著不走，軍管會會把我怎樣？他們要是強行把我拖出去，難道我需要使出女人最後的一招：躺在地上，跺著腿，哭著撒潑？不過，地院軍管會决策人還沒這樣蠢。五分 204 ==========第226页========== 王大寧◇著 鐘以後，來了一位不知什麽级别的軍人，客氣地對我說：“我們已經為你準備了一間房子，並準備了被蓋和臉盆。”我回答說：“晚上我會過去。”我沒有感謝他們的寬容。晚飯時間到了，我不知如何到食堂買饭。通常，玉大賓的三餐都是值班士兵去買。現在我來了，他的飯不可能也由士兵來“伺候”吧。王大賓說带我到食堂去買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竞沒有人反對。於是，我和王大賓拿著饭盒走在前面，兩個士兵跟在後面。到了食堂，一進去，所有的人和食堂的大師傅，都變得鴉雀無聲，默默地看著我們。我想，他們肯定猜到我是誰，所看到的這一種奇特的情景，會使人浮想速潮：到底是王大賓多了點自由，還是古寶琳少了點自 由。 晚上，王大賓送我到軍管會為我準備的房間。當然，後面依然跟著兩個士兵。二月的江陵，潮濕而又寒冷。他們走了以後，我一人留在冰冷的房子裡。不知是由於黑夜的恐怖，還是因處境所缺乏的安全感，我不由地打冷顫。那怕把薄棉被緊緊地裹著身軀也無濟於事。當晚，我整夜未眠。窗外的寒風透過破舊的玻璃直往屋裡灌，快要掉下來的門栓隨著薄門板一起被風吹得“梆梆”作響。漆黑的夜，不時傳來一聲狗叫。我反復地想，在這塊土地，有多少冤魂迴蕩在這漆黑的夜空。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像王大賓這樣一個手無寸纖的學生，難道需要軍隊24小時輪班監守？記得七一年三月九日，北京派票機到成都抓王大賓回京時，成都衛戍區把成都地質修配廠和成都雙流機場包圍得水泄不通。這種大陣仗是用來對付一個刷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可笑的是，這個青年還盡心盡力地想去效忠這個政權。二十四年的紅色政權為此顯 得如此虚弱！ 第二天天亮時，一夜的恐怖，寒冷，暇想，憤怒已把我折磨得筋疲力盡。我拿起簡單的行李，離開這房子。决定不再回來住。 205 ==========第227页========== 王大賓回憶錄◆ 我拿著碗自己到食堂買早餐，尋覓著我曾認識的人，可惜沒有。事實上，在地院我認識的人很少。膽小、靦腆的性格加上非红五類出身的自卑感，使我任何時候都是低調行事。食堂大師傅見我一人進去，很高興地跟我打招呼，並到廚房裡拿出最熱的馒頭來給我。我很感激地看著他，衹想落淚。是的，在艱難困境中，那怕有人給你一個鼓勵的眼神，也會使你感激涕零的。我端著碗，拿著馒頭，向王大賓的房子走去。經過食堂的後面，看見一堆煤，旁邊還有一個獨輪小車和鐵鍬，是食堂備用的。真是天助我也，這都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在這裡，除了被開押的“罪人”，每户留駐的人都生著火。 一吃完早餐，我就跑到食堂後面，毫不遲疑地拿起鐵鍬把煤一鳅敏鏟到獨輪小車上。我壓根就沒去考慮應不應該這樣做，祇知道：要生存。我等待著誰來干涉我，可竟然沒有。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不是偷，就叫搶吧。我推著一小車的煤，歪歪扭扭地沿著小路推到王大賓房間前的空地。幸好獨輪車在路途沒歪倒。我在讀小學時，大煉鋼鐵浪潮中曾推過獨輪小車，這點小技術竟然用在偷煤上。接著，我用小車又去運了些黄泥土。王大賓就開始在門前做煤餅。這個工作對他來說很熟悉，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他已爭到了在户外活動的自由。之前，他是一直被禁止踏出户外一步的，那怕是去買飯都不行。 很快，王大賓房間的爐子被生起來了。在原始社會，火的發明使人類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時期，而現在，有了火，不但带來溫暖，還將使生活大大改善。 我開始尋找商店，想購買些鍋盆什貨。還沒走出五普的大門，看見一間房子的門口站著一位女同志，向我不斷地招手。仔細一看，是老崔。上校轉業地院、探工系黨總支書記、地院革委會常委、系革委會副主任李一民的妻子。我高興極了，終於見到一個我認識的人。我環視一下四周，確認 206 ==========第228页========== 王大賓◇著 沒有人在跟蹤我後，快步向她走去。老崔激動地拉著我的手，流著淚說：“太好了，你來了，大賓就有救了。我一直站在門口等你經過。”站在一旁的李一民也不斷地流淚。這幾年大家所經歷的痛苦，辛酸和磨難都不知如何互相傾訴。但我不敢久留，害怕率連他們。離開前老崔給了我一籃雞蛋，還有一個小鍋。在那個物資奇缺的年代，買米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買油要油票，買糖要糖票…。主要的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限量供應。在江陵，我們沒有户口，也不可能有購物票。衹有自由市場是我們的唯一選擇。老崔告訴了我這個重要資訊。我匆匆地離開了老崔家，高高興興地提著雞蛋回到大賓房間。一進門，值班的士兵見我這麼快就提著雞蛋回來，憤怒而又無奈。他當然知道我並沒有出五普的大門，也許是因為我串來串去，使他們失去了隔離王大賓的實際意義而感到憤怒吧。 下一步要解决我的住宿問題。我已下决心不再回昨晚那裡住，太遠而且沒有安全感。王大賓告訴我，隔壁房子的主人已走，不知還回來否。我立刻跑到隔壁房，透過前面小玻璃窗向裡窥探。裡面有一張單人床，上面放著一捲铺盖，一張舊書桌上放著幾本铺满灰塵的書，還有一張舊椅子。門上吊著一個小鎖。看來主人離開這裡已經多日。我徵求王大賓的意見，準備撬開這個小鎖。我想，江陵五普當時衹是軍管會，把地院部份員工趕到這裡臨時居住的“集中誉”，沒有什麼個人财產。况且，如果隔壁的主人回來住，我會立刻把房子還給他，並向他道歉。就這樣，小鎖被輕而易舉地撬開了，我搬了進去。儘管如此，我心還是感到不安。七二年在成都地質修配廠，所發生的撬鎖風波還歷歷在目。 七二年初，成都地修廠為配合地院的“抓五一六”運動，專門為我開設“學習班”，目的是迫使我認罪，並揭發王大賓和其他地院人的罪行。他們為了打擊我的氣焰，孤立我，便勒令我搬家。令我從四樓搬到一樓，與一個抓“五一六” 207 ==========第229页========== 王大賓回憶錄◆ 積極分子住在一起。這樣軍管會就可隨時掌控我的動態。我拒絕了。因他們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這樣僵持了雨個星期。一天我正在上班，軍管會馬副主任带了兩個工人撬開我住房的門鎖，把我的所有物品從四樓搬到一樓他們安排的房間。四樓原住的房子他們馬上借給了一個來探親的家屬。如此侵犯人權和尊嚴的舉動竟發生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我怒不可竭，但沉默了三個星期。等待來探親的職工家屬離去後，我又把四樓房間的門鎖撬開，把我的個人物品搬回了四樓。廠軍管會勒令我為撬鎖行為向全廠職工做檢查。我同意做檢查，但有一先决條件：軍管會馬副主任必須先做檢查。我衹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最後，此事就不了了之，我依然住在四樓。這就是成都地修廠人盡皆知的撬鎖風波。 如今在江陵，我們又撬了一次門鎖。不知是否有人要求我們做檢討呢！ 住下後，就真有一副打持久戰的樣子了。我經常跑到江陵自由市場買魚、蛋、菜等回來做飯。也不時從老崔或其他老師處拿回來些餃子、鰻頭之類的食品。石油部綜合大隊的張寄良，也幫我們收集到一點油票。這樣我們就過起“美滋滋”的小日子。衹不過是屋裡總有看守的士兵，依然是24小時輪流值班。開始，我確實難以適應這種天天被看守，被監視，沒有自由的生活。說話小心翼翼，衹能說冠冕堂皇的“紅”話。這種空氣令人室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慢慢地習慣了。我調整了自已的心態，逐漸能置若罔開，旁若無人，而且膽子越來越大。我很想氣走這些士兵，於是從記憶中找些有趣的事情來談笑風生，故意談些社會上的八卦新開。這種状况是值班的年青士兵最難堪的。他們既不能忘記自己的職責，也不願意坐在那裡，近距離地面對我們這對未婚男女的嘻笑和眉來眼去。逐渐地，值班的士兵也不願呆在屋裡，他們撤退到王大賓的門口值班了。當然，這種值班形 208 ==========第230页========== 王大賓◇著 式也是經岛他們的領導批准的。 到了江陵幾天後，我才知道老李貴也被關押在另一排房子的第一間。原來我還以為這一排房子中，除王大賓的房子和我住的房子，其它房間全是空的。而我到任何地方去都要經過李貴的門口，可我竞然不知道還有人被關押在那裡。他們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一旦知道了，我就故意經過他的門口，來來回回，看能不能見到他。但門始終是關著的，沒有任何聲音和動静。一次，我經過李貴門前忍不住大聲說：“老李貴，到外面來曬曬太陽吧！”依然沒有動靜。終於有 一天，我看到老李貴撐著拐杖，倚在門口，蒼白的臉上毫無表情。他一看見我，很驚訝。我跟他說：“我去給你拿些雞蛋。”他連說“不，不”。他像急著要跟我說話，可能害怕沒有機會了。我趕緊走到他跟前，等待著他要告訴我些什麽，或要我轉告什麼給他的家人。但沒有。他祇是用顫抖的手艱難地從口袋摸出一張照片給我看，說是他的孫子。我鼻子一酸。也許這個小孫子是他生活在這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是這個小孫子令他支撑到今天。這個受人尊敬的老長工，老幹部，老黨員，被自己一生為之奮鬥的黨置於如此修境。悲呼！ 有一天，不知是什麽日子，當時的日子對我們來說，好像都沒有特別的意義，因此也不會去注意什麼日子。我們墩了 一隻雞，我還去買了一瓶白酒。晚上，我們坐在爐子旁邊， 一邊吃飯，一邊喝酒。對於一個關押了近兩年的人來說，是難得的享受了。王大賓百感交集，多喝了兩杯，就開始發酒瘋。他揮舞著拳頭，哭著，罵著：“狗日的，說我反毛主席，你們他媽的才反毛主席呢！”“說我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你們軍管會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你們關押了幾百教職員工，你們是真正的反革命！”“朱思貴，你這個王八蛋！”…。他越罵越起勁，像要把這幾年的委屈和憤怒罵個夠。我潮也勸不住，拉也拉不了，拼命用手去捂他 209 ==========第231页========== 王大賓回憶錄◆ 的嘴，怕他酒後口無遮攔，惹出更大的禍。但無濟事事。我哭著求他安静下來，他根本就像沒聽見，還拿起椅子向門外砸。門口值班的士兵不知是聽到鬧聲跑了，還是去彙報王大賓的“酒後真言”，我無法知道，祇是擔心這麽罵，使他罪上加罪。這一鬧，驚動了沉悶安静靜得像一片荒地的江陵五普。有幾個好心人大著瞻子來到王大賓門前，並拿來了醋，潮我給王大賓喝些醋，說可以解酒。我想這些善良的地院職工，可能從來沒有踏進這個被軍管會用來關押“犯人”的禁區，不管他們在江陵五普住了多長時間。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去買酒了。 某天，我興奮地從外面跑進大賓的房間，告訴他一個好消息：王大賓門口已經沒有士兵在值班。他們撤退到這排房子的進口處。這意味著，又進一步擴大了王大賓活動的空間。自由的空氣對人來說是多麼可貴！難怪古今中外多少志士，為“自由”二字前赴後繼地戰鬥，那怕是付出血流成河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一天，我們正準備做飯，看到一隻狗在門前徘徊，久久不離去。我們猜測牠是家狗，還是野狗，是在寻找食物，還是尋找主人，不得而知。再一想，江陵五普這裡没有常住人口，應該不會有人養狗。王大賓提議，不如殺掉它。那種想吃肉的饑餓感在我們腹中昇華。我也同意，但顧慮重重：它要是有主人怎麽辦，它要是汪汪叫被人聽到了怎麼辦，要是…。但又想，困難時期，饑腸轆轆的人們為填胞肚子去偷食物，不叫偷，叫為生存而鬥争，何况我們也沒有肉票可以去買肉。再且，狗是自己送上門的。馬上動手！再猶疑狗就跑了。於是乎，半小時删過，這條可憐的狗就已經下鍋了。當時，我心虚的站在門口“望風”。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王大賓是怎樣使那條狗一聲不響地被勒死，又怎樣迅速地扒掉狗皮，把狗剁開下鍋的。第一鍋狗肉煮熟後，我首先就装了半銻鍋給在前幾排住的老李貴送了過去，請他品嘗，問 210 ==========第232页========== 王大賓◇著 我狗肉來源，我笑而不答，他也就不問了。他做這件事內行使我驚訝：乾淨、俐落。總之，這隻狗肉讓我們飽餐了一個星期。這是王大賓被關押以來最開胃的時候。衹是那一陣子，我心總是忐忑不安，看見有人走到附近就猜想是否來找尋失落的狗，吃狗肉時，就猜想這狗肉的香味會不會傳到狗主人的鼻子。真是做贼心虚！事隔幾十年，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愧對於狗的主人，如果這狗真有主人的話。難怪常人所言：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盗心。 不知又過了多少天或多少個星期，雖然我們為王大賓爭取到了一丁點的自由。畢竞，生活及苦悶、壓抑。漫長的等待，國家動盪，個人前途無望。想為這批懷著忠於領袖的政治熱情，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學生平反，真是遙遙無期。在那個沒有人敢說真話的年代，沒有事實，更沒有歷史真相。唯有謊言彌漫了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那種背景之下，連高官權貴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這批祇在政治舞臺上，風光了幾個月的青年學生呢？ 就在這無望的苦惱等待中，我們又意外地發現，在這排房子進口處守衛的士兵消失了。這叉給了我們一絲新的希望。我們開始嘗試走出五普的大門，儘管沒有人允許王大賓這樣做。一天，陽光普照，曬太陽和散步是我們最好的藉口。我們從容地走出五普的大門，沒有阻攔。我興奮的心咚咚直跳。走出大門十幾米，發現我們高興得太早了。後面已有二個士兵繁跟著，也不知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不過我們沒有停下腳步，一直走向江陵的城牆。江陵，是我見過保留著最完整城牆的古城。除了有一個缺口之外，沿著古城牆上面的路可以繞著江陵走一圈。我們就沿著城牆散步了約兩小時，回到五普。對於玉大賓來說，近兩年的關押和非人能承受的精神壓力，已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這種散步和曬太陽能有效地幫助他恢復體質。自此以後，衹要天氣晴朗，我門都到城牆散步、，後面緊跟著“尾巴”。開始是兩個尾巴， 211 1- ==========第23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後來可能看到我們確實構不成任何威脅，就换成了一個。這是一幅很滑稽的圖像：前面走著一雙青年男女，後面跟著士兵做“保鏢”。如果有人看見這情景，不知會有何感想？可惜，沒人會看見。那個時代的江陵，貧窮、阴塞而又安静，像西安一樣到處散發著木乃伊的氣味。加上，人們忙於生計，忙於永無休止的運動、鬥爭，沒有人有閒暇去欣賞古城牆的“遊客”。 在古城牆上，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夏國、戛民、憂自己。我告訴王大賓，去年（七二年）我窝了無数封信給國務院秘書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給吳德，給北京市委，給地院，給中央文革小組，給周總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反響。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一件一件事情的發生，一批一批高官的落馬，接下來是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這一切使人摸不著頭腦，理不清頭緒。在這動盪的形勢下，有誰會顧及到，我們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和安危呢？我們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沒有其它選擇。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會喜歡別人的拘禁和管制，何况這種貌似理所當然的跟蹤和監視。我們渴望能甩掉這個“尾巴”那怕是獲得短暫心靈上的安寧和滿足。因此，我們有時中途會走下城牆，到一間小飯店去用餐。用餐時“尾巴”依然會耐心地等待我們用完餐，繼續跟隨。可憐的士兵寧可餓著肚子也要盡忠盡職。後來，我們又想出了新招：看電影。那時，全國衹有廖廖可数的幾部電影可看。於是，上午我借買菜之機到了江陵電影院去預早買電影票。下午和王大賓散步到江陵，路過電影院，我們進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士兵在電影院外面。我真擔心他會在外面堅守崗位凍上兩個小時。幸好沒有。這一招確實有效。看了兩次電影之後，從此再也沒有士兵跟著我們外出了。 七三年六、七月，高元貴院長來到江陵。聽說這是高院長恢復工作以來第一次到江陵。在江陵，高院長接見了我。 212 ==========第234页========== 王大窨◇著 他問及了王大賓的身體狀沉，也問及了我的情况。當然，我很焦急地向院長問及我們最關心的問題：王大賓還要關押多久？高院長對此沉思不語。我便清楚，王大賓案是高元貴院長所不能左右和决定的。高院長知道我到了江陵已好幾個月了，問我有什麼困難。這時，我才猛然想到回單位如何處理我離職幾個月的事情。高院長那全面、周密的思維令我驚歎不已。後來高院長為我窝了證明給我的工作單位成都地質修配廠，證明我這段時間留在江陵是事出有因。由於這封信，才使成都廠沒有停發我的工資。那個時代，大家都很貧窮，對“錢”的概念是模糊而淡泊。不像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人們富裕了，有錢了，錢反而成為人們明確而堅定的追求目標。也許應該因果倒置：因為人們明確而又堅定地追求錢，才會變得富裕。在江陵的幾個月，我從來沒有去考慮會不會丢掉工作，會不會失去生活來源，今後如何生存，什麼都不考慮。不知是幼稚，單純還是愚昧。總之是從“大鍋飯”中獲得的最大的好處了。 沒有值班士兵跟蹤和監視我們外出了，是否整個形勢趨向更好了呢？是否會慢慢結束對王大賓的關押呢？我們開始在幻想、希望、等待。但像以往一樣，希望一失望—絕望—又希望又失望一又絕望，永遠在迴圈。我們已沒有耐心衹限於去江陵的城牆了，何不再去遠些呢？回四川吧。我向王大賓提議。他沉默了，他還不敢奢望。說實話，王大賓早就想回去看望他的老母親，回去看望那些日夜關心他而且被他株連的父老鄉親。我繼續鼓動他：“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他終於下决心了：走！我們開始行動。首先，我到沙市去買船票。那裡，從沙市到重慶的輪船東方紅號是一星期兩班船，提前三天預售票。買到船票回去後，我們很快就把行李装成一小袋，儘量减小目標，並可隨時带走。三天等待的時間太漫長。我們既興奮，激動，又緊張。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上船的那天終於到了。提前三 213 ==========第23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小時，我們拿著一小包行李，向五普的大門走去，準備坐公共汽車到沙市碼頭。還沒走到大門口，一個軍官（不是士兵)飛快地跑來追上我們，並大聲地警告：“王大賓，你不能走！”“你要走了，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王大賓站在那裡愣住了，還沒來得及做决定。我便說：“能有什麼後果，現在我們除了腦袋之外，還能再失去什麽！”劍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們决定不回頭。王大賓便回頭對那軍官說：“後果我自己負責！” 40多歲，高瘦個司機（現在忘了他的名字），不知是誰，估計是江陵留守處管後勤的趙克讓老師預先安排，原在北京地院汽車隊的×××司機開的解放牌貨車，停在江陵往沙市的五普門外30米處，王、古上駕駛室，立即先往江陵方向開走，又返回直開沙市客運碼頭，王、古馬上上船。 就這樣，我們到沙市碼頭登上了東方紅輪船。當船離開沙市碼頭時，王大賓一直站在船尾，久久地望著沙市和江陵。這個曾給他帶來屈辱和絕望的土地。明天，不知道是什麼命運在等待著他。當然，當時我們誰也不會想到，在江陵的關押衹是今後長達五年牢狱之災的前奏曲而已。 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巨浪推向舞臺的時代驕子，政治光環衹在他們頭上晃了幾個月，就被他們的倖大舵手投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盡心盡力地效忠這個政權，也不是他們没有能力去肩負歷史重托。而是，他們的領袖從來就没有信任過他們，也不準備去依靠他們。衹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歷史階段，暫時需要他們的熱情去助燃群眾運動的熊熊烈火。企望達到他發動這次大運動的目的，企望把中華大地引向他苦心設計的烏托邦藍圖。但他失敗了。那怕是一度被鼓吹得像神一樣的太陽也無法跳出自已一手設計的政治和社會怪圈。他的大膽嘗試带給養育他的祖國無窮的災難和痛苦。當然，對於發生在中華大地，又震驚了全世界的，長達十年之久的一段歷史，如果能簡單地用某决 214 ==========第236页========== 王大賓◇著 議中“動亂”“浩劫”幾個字就能描述清楚的話，當權者就不會設立長達三十幾年的“文革禁區”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跡象。 古寶琳 窝於2011年2月8日-2011年2月23日 江陵後事（續江陵舊事） 七三年冬十一月，我和王大賓一起離開江陵，從沙市乘坐輪船到重慶，再轉火車從重慶到達成都。據後來所知，我們還沒有到達成都，地院軍宣隊和湖北省委已發電報到成都。內容是：“王大賓已潜逃回川。”回成都後我們僅休整了兩 三天，就馬上起程到王大賓的家鄉四川德昌。去看望他的老母親，還有那些由於抓“五一六”運動而被率連受罪的鄉村父老。我們不敢奢望有多少時間，那怕有僅僅一天的時間也心滿意足了，起碼了了王大賓的一樁心願。衹要追兵不馬上把王大賓押回江陵，祇要王大賓能看到他母親一眼。事實上，我們在德昌縣和王大賓生長的山村停留了近一個星期。看著王大賓長大成人的鄉親父老們看到我們回去，無不激動，感慨落淚。和王大賓的母親一樣，老淚縱横地訊問著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對於玉大賓的大起大落，速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們也很難解釋得清楚當時的處境。更不用說這邊遠山區的農民了。不管怎樣，親人們能團聚，能見面，就已是在享受天倫之樂了。沉且，看看這貧窮的山區，已在不斷地改變，山上的村子裡已安装上電燈。 七二年間尼克森訪華之後，中國已在悄悄地改變，政策變得鬆動了，農村也開始多種經營，使農民逐漸解決溫飽問題了。 想起70年我第一次來到這邊遠山區，它給我留下了許多永世難忘的深刻印象。從德昌縣城乘坐每天衹有雨班的長途公 215 ==========第23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共汽車，經過王道山的山腳下，然後徒步上山，道路彎彎曲曲，全是爬山的路，一坡一個臺階地，九曲十八彎，累了在大樹下的青石板上休息一會，綠樹成蔭，鳥語花香，流水咚咚，清澈見底，雙手捧起來就喝。走了近二小時，掩蓋在大樹林中的王大賓的家就在眼前，在村口王大賓的堂兄嫂們首先發現我們，王的母親、弟妹及村裡的親友們用大山裡特有的那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真誠、純樸的熱情歡迎我們的到來，都來看，低聲在說：我們村的王大賓带來了一位大城市的那麼漂亮的媳婦回家來了。我被這種熱情感動得不知所措，衹有向他們彎腰行禮致謝。 王道山是橫斷山脈中的一座大山，海拔二千多米高，半山腰呈大椅状，群山中的一個大坐椅似的地貌，王道山村分為上、下堡子，以王姓家族為主的山村。山頂左方是彝族，右方是傈傈族的村寨。漢族住大山的中間，山頂住傈傈族、彝族。三個民族世代友好相處。上堡子的後面就是原始大森林。大山的另一面就是有名的雅聾江大峽谷。一條大瀑布從山岩直瀉而下，流經山村，滋潤山民，層層梯田繞宅，小河灌溉這些田地，種植水稻，山地種植玉米、土豆等耐旱作物。據介紹，大山中常有豹、熊、狼、鹿、獐子、野豬出沒，有的還要來吃玉米、小銮等莊稼。幾乎每户人家都有火藥槍，有石有光、石雲青石氏兄弟，王德周等獵户。男人上山多帶刀、槍，民情淳樸強悍，以防猛獸。王大賓告訴我，他年少就常参加大人的打箴活動。狗是這裡每卢人家的好朋友，他要到幾裡外的周家堡子小學去上學都是他最愛的大黑狗在護送。 王大賓給我講了許多他童年、小學時捕鳥、捉魚、洗澡、打獵等有趣的往事，他學會了捕鳥和給野山羊、獐子等下套的技巧，都是長輩們傳授給他的。山上、村子前後，到處都生長著桃、梨、李等水果樹。王大賓說，那一條溝叫核桃溝，又深又長，生長許多核桃樹，每年秋天，成片的核桃 216 ==========第238页========== 王大賓◇著 樹的果子成熟了，是我們小孩們大豐收的季節到了，大風大雨過後，成熟的核桃紛紛落下，我門用背簍去背回，曬乾储存慢慢吃，我們山裡的小孩沒零食吃，桃子、梨子、李子、橘子等還未成熟，我們很饞，就開始摘來吃了，核桃未成熟就用竹杆打下，怕核桃殼汁損傷眼睛，就開著眼睛，在河溝中用石頭砸外殼，取核桃仁吃，一雙手都被核桃殼染成了黑色，嘴唇也染成紫紅色了…我在想，我們生長在大城市的小孩真是幸福，但卻沒有他們大山中的小孩那樣有趣，自食其力的那種款樂。 我在村口玩，兩次看到早、晚經過的彝族、傈傈族婦女戴著花帽，穿著長裙從山上背著特產下山趕場交易，他們的服飾，特別是傈傈族婦女的服装太美，太漂亮了，我非常美慕。據介紹全是她們親手製作的，用麻、火草等天然纖維、羊毛作原料，用手檸線，染色到編織，缝製，都是幾千年古老的手工操作而成。我特别注意觀察，有兩位婦女她走路雙手都在擰線團，太勤勞、聰慧了。聽說，姑娘從小就學習，女能編織後才能出嫁。 我提出去彝族、傈傈族村寨看看，瞭解他們的生活。刚好，一天徐大德書記從二十多裡外的一個公社趕回來看望我們，王大賓介紹說，徐大德書記原來是王陳氏大伯母家的長工，土改時分的就是王陳氏大伯母家的房屋和土地，現在是 一個鄉的公社書記，他從小就看著我長大的。1961年我高考後，因王道山交通不便，錄取通知書收件仍然是西昌高中。61年8月下旬了，母親為我收拾行装，幾件舊衣服，一床舊被子，凑了幾十元路費，在送我回西昌之前，徐書記趕回來送我20元路費，他認為我一定能高考上大學的。當時的20元是非常值錢的。1斤大米也衹7分錢，是300斤大米的錢，是重禮。兩個少數民族，都有我的們家的好朋友，决定先去彝族村寨，徐書記陪同，他的熟人多，出門沿小山梁上的路通向上堡子，小山梁全是幾十米高的针葉松，有幾棵要三、四 217 ==========第239页========== 王大賓回憶錄◆ 人牵手才能圈一圈的大羅漢松大栢樹，這是樹中之王了，路經上堡子穿過王家墳園，穿過密密的松林，二個多小時才到達距山頂還遠的一片較大坪地叫鬥甘海子的地方，住有姓陳的漢族請我們喝茶休息，所說的“海子”，實際衹有六、七畝面積的一個山泉山積蓄的一個小湖泊，湖水清涼，長滿水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說水中有魚，不便多看，急著前行，翻過一個大坡就到了彝族村寨，一眼望去，有十多户木屋错落有致，各户成一個用2m左右的木頭圍成院落，我們首先要去李伯伯家，圍攔門關著，衹有狗在叫，主人不在家，徐書記又带我們去百米外的另一家庭，為了好奇，我想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的。走進矮屋子，幾十平方米的屋子裡面好像什麼都沒有，沒有床，沒有椅子，凳子，沒有任何傢俱，衹有1張矮桌子。三個大石頭支的爐灶上放著一隻大鐵鍋，木柴燃燒著，正在煮豬食，這個大火堂三個方向地面上都铺著竹子編的垫子，這是2公分左右粗細的金竹编織的垫子。靠牆，還有幾床牛羊毛毯似的棉被一樣的叠放在一起。幾張大羊皮也堆在垫子上，這大概就是他們的床和被子了。山高、夜濕冷，太陽一落山，就涼了。徐書記介紹說，就用大木頭燒火，堂圍著取暖、睡覺。小屋外面掛滿了玉米棒子和圆根蘿蔔，屋子內堆了一大堆土豆，我想，大概這就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了。屋裡有一個十二、三歲的赤足男孩，還有他的母親，認識是徐書記带人來了，一見我們進來，母親高興得要馬上去捞起豬食，為我們做飯。我們說馬上就要離開去另外地方，王大賓遞了一根香煙給小男孩，他高興得跳起來，並立刻到爐灶火堂徒手拿起一塊燒紅的炭給王大賓點煙。這舉動嚇了我一大跳，難道他的手就不是肉長的，為何不怕燙？再仔細一看，這男孩子手上長著厚存的繭，是從小勞作磨出來的，難怪不怕燙。我心靈受到震動，心想，中國的農村不知有多少這樣從小操劳而無法接受到教育的孩子，他們活著衹是為了生存。回來的路上，徐書記見我是初次進到山區和 218 ==========第240页========== 王大賓◇著 彝寨，他啟蒙式地對我說，彝族同胞是從奴隸社會一九五七年民主改革，推翻奴隸制度，奴隸解放了，一步就進入社會主義，奴隸的生活非常困苦，生死大權都掌握在奴隸主手中，現在德昌瓣了民族小學，西昌辦了民族幹部學校，慢慢來，一步一步地改變落後面貌，並介紹說，傈僳族人口少，他們平等生活，没有奴隸、奴隸主之分。住在王道山黄草坪，十多卢人家，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還未全改變過來，他們和漢族的習慣較相似，有自己的語言、無文字。原路返回，我心裡極不平靜，彝族生活條件太差了。 不用說山頂上的彝族山寨了，像王大賓老家這樣邊遠的山區也是很貧窮的。冬天，海拔2000多米的王道山，王大賓的小弟弟春祥去放羊，衹是穿著一件像硬殼一樣的羊皮襖。沒有經過任何加工製作的硬羊皮，不知如何能抵擋風寒。也許，全靠山區的太陽的熱量來取暖。幸好，德昌的太陽離地面特別近，連太陽也對這些貧窮山區的農民有一種厚愛。太陽一下山，熱量消失了，大家就升起柴火，圍著火爐取暖。否則他們那些單薄的衣裳如何能度過寒冬？反正山上到處都是樹木，不怕沒柴燒，祇怕懶。我想城市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歡到野外露營，點起篝火，無非就是美慕這種近乎原始的浪漫情懷吧。那確是令人一生難以忘懷的黄昏和晚上，親人們圍著火爐聊天，啃葵花子，說笑話，講故事，談天說地，烤地瓜，烤土豆…。多溫馨，多熱鬧。這是真正的天倫之樂。為歡迎王大賓和他的女友同學古寶琳到王道山村，生產隊長王大榮還專門毅了一條黄牛，將牛肉分給全生產隊20多户人家。親友們請我們吃飯，看著他們“磨刀霍霍向豬羊”。吃飯時喝的是大碗酒，吃的是大塊肉，使人覺得好像回到“武松”年代。這裡的農民就像大自然一樣的純樸、憨厚和好客。這是在喧嚣的大城市，尤其是處處以個人為中心的美國無法尋覓到的。當然，這裡交通不便，阴塞、貧窮，缺醫少藥，甚至沒有雷，沒有燈。晚上一離開火爐，到處就 219 ==========第241页========== 王大賓回憶錄◆ 是一片漆黑。·到衛生間還要點燃松明照路，松明是一種極易燃的木材，用火柴就能把它點燃。拿著一根松明照路，就像拿著一個小火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逍遙期，我所學到的針灸技術在這個邊遠山區還真的派上了用場。我用針灸幫鄉親們治病。看到用我一根小小的银针能為別人解除病痛，我還真後悔為何當初我不聽我父親的勸告去學醫，而自作主張跑去學地質呢。 王大賓和他的堂妹王大春，還带我到下堡子的老房子、下房子兩個王家大院去看看，王大賓家在新房子。王的老祖有三個兒子，就修了三個王家大院，每個大宅院都有幾個天井，全是木結構框架二層小青瓦房，衹有大院的外牆是土磚，內部全是木板装隔，走馬轉角樓式的，樓板、樓梯全是木材作的。王大賓家分有三間臥室，加廚房两間廁所是關牛羊圈。廂房樓上，堆了許多古書，都是“四書”“五經”之類，王大賓和我翻閱，線装書上都窝有讀者的名字，有王大賓的策爺、伯伯們的名字。我們就選擇了王大賓的父親讀過的十多本帶回了成都，至今可能還保留在王大賓處。王家 三個大院都很漂亮。可惜的是，就在71年王大賓受審查後不久，王大賓住的這大院失火，大部份被燒毁了，我們70年带回成都的十多本古書成了唯一的紀念物。我還參觀，仔細看了這麼古老的用水作動力，衝擊木制的葉片带動用木頭做的軸的大園古碾子在石槽上轉動的碾毅子成米的碾坊。王大賓說，這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從清朝到民國，到現在都屬於全村民的共同財產，共同維護的公用財物。 讓我最難忘的還有一件事，我看到村裡的小男孩都騎在水牛背上吆喝著去放牛，一時心動了，也想騎牛去放著玩， 一個七、八歲的小孩，給我拉來一頭大水牛，長著一米左右的兩隻大牛角，小孩摸摸牛的頭，牛也就溫順地站在一個坎下，我像在學校體育運動一樣，一抬右腳就騎在牛背上了，小孩將牛繩交到我手中，我雙臂高舉，多麼得意快樂！牛開 220 ==========第242页========== 王大賓◇薯 步走，幾頭牛組成的隊伍就要去村外山坡上放牧吃草了，見状，幾位大嫂們哈哈大笑，有的笑得彎下了腰，一位大聲喊：“大妹子，古寶琳大妹子，快把牛繩拉好，把脚腳夾住牛背，爽繁點，别摔下來了，要小心！”當地風俗女孩子是不能騎牛的，婦女是不能犁田的，我破了風俗了。 “山高皇帝遠”，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那個年代，搞自留地那麼多是大逆不道之事，我發現這個山村裡許多人家都在大山之中，開墾了不少自留地。大賓家院子裡的王大德，叫大賓為哥，可是個能幹人，在院子裡编織的竹器產品精巧竇用，每天很早就出門去開墾種他的自留地去了，很晚才回。我就給他家的房門上窝了（陶淵明)一首古詩中的一句對聯：“晨星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横聯：“勞動致富”貼在門上，大家都來看，說古寶琳表揚王大德了。我在想，真是老話說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衹要人勤劳，是餓不死人的。 我觀察，王道山村，住的人家較分散，但上、下堡子相對集中，是王家的那麼多個大院都是木框架結構二層瓦房，出於對這個王家家族的好奇，我問大賓王家的歷史，他說，滇西地區，冕寧、西昌、會理等地的王家，都是王觀、王子綱總兵的後代，老祖宗和朱元璋打天下後，從太原郡，在應天府，江西吉安洪武二十五年奉旨鎮滇西來的，王觀、王子綱的墳場完好，還在冕甯菩薩渡。我們一支王玉昌是清朝雍政年間才從冕寧移到德昌的，冕寧的墳墓，王道山王玉昌的墳墓上墓碑都刻的明白。明史也有王觀、玉子綱的記载。王家許多人是歷代統治階级使用的工具和維護者。上堡子的王德光、王德潤、王德宏都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首幹，解放後都被镇壓了，王大元和我們下堡子的王德普、王大貴都去勞改 十多年，衹有出川抗日的我們這院的王營長戰死沙場，王大舉（下房子）和我的么叔王德高抗日戰爭勝利後投奔了解放軍，王大舉三哥成為解放軍烈士，他們家劃為富農，是烈士 221 ==========第24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家屬優待、保護。王德高幺叔又去抗美援朝，55年才轉業回德昌縣武装部。下堡子，衹有我家，大银兄家劃為中農，大榮哥家劃為貧農，其他都是地主、富農成份。我父親才二十歲就病逝了，幾畝田，母親带著我相依為命，在當時，封建意識是非常強的。寡婦有家族背景的婦女，是要守節的，每當插秧、打谷時，我外公家的幾位舅舅們就要來幫助插秧、打穀。解放前六七歲我也在王道山的一家私塾發蒙讀過書，也到外公家去在宋氏的私塾上過學。為了减輕母親的辛勞，選了幾隻母羊來分養，母羊生下的小羊羔，多数歸我家，我也放過羊。大賓的外公家宋氏大家族也是明代洪武二十八年從蘇州到西昌的，外公家住王道山的山腳下的大壩子馬鞍山村。王大賓的母親他們八個兄妹，王大賓有三個舅舅，四個姨媽。外公家解放後評為富裕中農。 我發现，王大賓家在村裡關係很好，人人都尊敬王大賓的母親，解放後是婦女主任，又是區、縣婦女代表。據說是區的薛桂英書記、縣的縣長要王大賓的母親带頭去封建，带頭婦女解放，做工作，後在1954年王大賓的母親才决定要和復員的軍人，現在的徐叔結婚的，這時，王大賓已在巴洞上高小了。徐叔也是位勤劳、厚道的農村農民。54年之後，王大賓才有了同父異母的弟妹。 這幾天，幾位婦女都拿著布料來請王大賓的母親裁剪衣服，大賓母親能裁剪和繡花，針線活是全村最有名的。用畫筆在白布上隨手就能畫出山、水、鳥、默、花、草圖來，再用各色的繡花線繡成圖，什麽花圍裙、枕頭、鞋、帽上都是她親手繪畫、繡出來的精美作品。我在想，大賓的母親是在城市，能上學，有文化，可就是了不起的文化人了。 如今，七三年，文革已進入了第七個念頭。這個邊遠的山區也被文革的烈火燃燒了七年。尤其它是王大賓的故鄉。人怕出名豬怕壯。文革中的大起大落震撼著這個曾沉睡的山村。現在人們的思想和關係變得複雜了。儘管招待我們的依 222 ==========第244页========== 王大富◇著 然是大碗酒，大塊肉，但掩盖不了鄉親們困惑的神情。 在德昌度過不到一星期，離開前，王大賓提出想去德昌中學看看他的恩師班主任劉正順老師，高放括校長。德昌縣城古稱“鳳凰城”，德昌中學是唯一的一所中學。“鳳凰城”飛出了王大賓、李永祿（均是劉正順班主任的得意門生）是全縣的榮耀。李永祿北外畢業分在外交部工作，在國內當外交官，王大賓則是隻折斷了翅膀的雞了，還給親友師長們帶來了不幸，受到了牽連，因時間太繁又怕再給老師們帶來麻煩，就未去德昌中學。王大賓對我說，上初一時，因交不起每月4元的伙食費，在家膏柴凑錢，幾天未到校，班主任劉正順老師走了四十多里的路到王道山将我找回學校，為我交了欠的伙食費，並為我申請了助學金，才能繼續上學，王大賓是個有良心、知感恩的人。 我們回到了成都。在成都，尚未發現有任何人來為難我們。在這種情况下，我們突然靈機一動：結婚吧！於是，我們跑到八裡莊街道辩事處（還是八裡莊派出所）去登記。辦事員聽說我們要登記結婚，愣了一下看著我們。當時我想糟了，他肯定要找我們麻煩。王大賓被隔離審查在四川，在成都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正在隔離審查的人怎麼能結婚呢？結果，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那個小彩夥子接著一笑，就給我們盏了章。紅色的章。一句話也沒有說，也沒有請示他的上级。這已經意味著批准我們結婚了。不料想到這麼簡單，這麽順利。一旦順利，反而覺得奇怪了。也許，被隔離審查者禁止結婚，還沒來得及列入他的工作條例裡，也許他很同情我們這些年的遭遇，也許，他也是造反派？也許就沒有也許。 幾天以後，我們購買了5斤（還是10斤）糖果，這是我們結婚的唯一籌備工作。然後就在那十四平方米的單間房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我們沒有發請束，也沒有任何通訊設施可通知大家，可前來參加婚禮的朋友，同學，工人擠滿了小屋和 223 ==========第24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屋前長長的走廊。消息是不脛而走，很多朋友是不請自來。笑聲和祝福聲響微了小小的成都修配廠沉悶的夜空…。人們是真誠地祝福這對六七年風雨同舟，歷盡磨難的青年終成眷屬。當夜，慢慢地恢復了寧靜，王大賓和我都在感款，這一切好像是夢幻之中。衹是不知道，明天又將會發生什麽？！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一早，我們刷起床。來了两位“客人”，地院軍宣隊的×××，彭××，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陳立國。我很清楚，他們是為何而來，我馬上端出果盆，請他們吃喜糖，來者都是客嘛。他們向王大賓傳達了明碓的指令：馬上離川回湖北！我提出了抗議，我們是新婚，那怕不給我們度蜜月，起碼也應該給我度蜜周的時間吧。最後他們同意我可以隨同王大賓到武漢一周。於是，七四年元月初，王大賓又被押回湖北武漢。伴隨同行的是新婚的妻子我。在武漢地質學校，我和王大賓在監视下，度過了十多天左右的“蜜月”，大概是二月初，高元貴和他的秘書徐乃和老師安排，在他暫時住的武昌飯店熱誠地接待了我和王大賓，長談了二個多小時。然後，我從武漢回廣州去探望我的父母親。大賓回江陵五普。 雖然我結婚了，可我沒征得父母親的同意，也沒有得到父母給我的祝福。這是使我感到很傷心的。尤其使我最傷心的是，由於我不聽父母的潮告，生氣的父母很久很久都沒有窝信給我了。遠在王大賓紅極一時的時候開始，父母親就反對我和王大賓的關係。他們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去選擇 一條坎坷的人生道路，他們更不願意我被捲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渦之中。父親年輕時留學東歐，49年被蔣介石列入遷往臺灣的高科技人員名單，但戰亂中晚到的通知書耽誤了他的行程。後來留在大陸成為永遠被改造的舊知識份子。母親年輕時曾參加國民黨，抗戰時，在重慶國民黨後方醫院當政治訓導員。父母親的家庭在解放後都被評為地主成份。由於這 224 ==========第246页========== 王大窨◇箸 樣的政治歷史背景，使他們戰戰兢兢地度著解放後的一個又 一個政治運動。他們絕不希望自已的孩子去充當“暴風雨中的海燕”。况且，我有一個出色的堂哥，已在文革初期被打成蘇修特務而自絕身亡。 而現在，我已結婚。嫁給一個被抛上政治浪尖的人，一個正在隔離審查，被關押著的人，况且不知何年何月能結束這種政治厄運。我如何向父母親解釋我的這種選擇？父母親怎樣去接受這個已成事實的婚姻？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廣州。 回到家，我硬著頭皮把結婚的消息告訴了父母親。父母親都沒有感到驚訝，祇是看著我沉默了許久，許久。最後母親長長地款了一口氣說：“明知道是火坑，你偏要往裡跳。你自己去承受一切後果吧。”是的，我是應該自己去承擔這種選擇的後果。但話雖這麼說，那些年，我父母為我承受了多少後果。他們為我操碎了心。經濟上支援我，為我們扶養女兒，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幫我帶孩子。最主要的是，大家日夜擔心我的安危，提心吊膽地害怕我像我堂哥哥那樣，受不了外界的壓力而去自盏。我父親有心臟病。後來速看報纸的勇氣都沒有。八二年，父親死於心肌梗塞。 到廣州沒有多久，我知道我已懷孕。不穩定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壓力，使我先兆流產。母親堅持留我在廣州休息。經過 三個月的臥床保胎之後，我才從廣州回成都。七四年十月八日，誕下一個女兒，取名古弋。 兩次逮捕與抄家 七一年三月九日，清晨四點多鐘，我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鷔醒。與我同宿舍的室友潘紅琴睡得迷迷糊糊地嘟啷了一句：誰這麽早吵醒別人！然後又翻過身去睡了。我匆忙穿上衣服起床開門。進來的是王大賓。一臉的凝重，後面跟著兩 225 ==========第247页========== 泰 王大賓回憶錄◆ 個人（好像是軍人，我記不清了）。王大賓是來向我告刷的。我心裡很清楚發生了什麼。近月我們都不斷收到北京老師同學來信，說地院在大抓“5·16”，王大賓說，不用怕，北京5·16就劉令凯北外、北鋼那十多個學生搞的“首都516兵團”早就全部清查，抓起來周總理又叫放了。當時，我們地質學院就是堅决保衛周總理的，鄧穎超老媽媽還給我寫有回信。大家都知道。頭一天“三八”婦女節，廠裡組織職工去參觀劉文彩地主莊園時，王大賓跟我還在談論著蒯大富、韓爱晶等人最近已先後在北京被捕（來源於“参考消息”）的消息。也許，下一個就輪到了王大賓了。不過王大賓還存在僥倖心理。他說：“我沒有他們做那麼多事情。”我夾著尾巴作人、作事。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地院就撤銷了“作戰組”“動態組”，不再介入校外事。要發生的終究會發生，衹是沒想到發生在第二天，這麼快。跟隨王大賓進來的人命我把箱子打開，把屬於王大賓的東西拿出來，讓他們带走。當時，我的全部“財產”也就衹有雨個箱子，其中一個箱子是王大賓從中學住校時，就跟隨他的一個小木箱，装的是一些文革資料。這個小木箱是最近才存放在我這裡的，以防王大賓會隨時抓走。'另一個箱子是我父親留洋時用的皮箱，装著我的一些衣服。衣服下面放著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文革資料和信件，照片等。我告訴來者，衹有這個小木箱的東西是王大賓的，皮箱裡沒有王大賓的東西。於是我把小木箱打開，他們翻騰著，带去了他們認為有用的資料。很僥倖的是，他們還算客氣！沒有強行要我打開屬於我的皮箱，抄完了東西，王大賓要求他們到門口等著，他要跟我單獨說兩句話。他們猶疑著不敢决定，王大賓笑著對他們說：“你們怕什麼，我又不會怎麼樣。於是他們半信半疑地離開房子站在門口等著。王大賓無非就是告訴我保重自己，照顧好他的母親等等。沒說完兩句，外面就催著王大賓趕快離開。我把王大賓送到馬路邊，一部軍用吉普車停在那裡，待王大賓上車後 226 ==========第248页========== 王大窨◇著 就馬上開走了，不知往哪裡開。沒有眼淚，也沒有哭聲。待吉普車從我眼中消失後，我轉身走回宿舍，去收拾被翻得亂 七八糟的東西，並擦乾淨跟髓王大賓多年的小木箱。這時，眼淚再也忍不住撲撲地往下淌，接著就大哭起來。這時，東方已開始發白。 後來，我才聽說，三月八日我們隨廠職工去参觀劉文彩地主莊園時，就一直有人在跟蹤和監視我們了。三月九日是吳法憲從北京派來的專機把王大賓抓回北京的。那天，由成都衛戍區包圍了我們所住的成都地質修配廠和成都雙流機場。真是殺雞用牛刀！如此大動干戈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可笑！ 七八年四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個朋友，钳工車間的龍萬治，急急忙忙地拿著當天的“參考消息”來告訴我，說蒯大富、韓爱晶等人已正式被北京公安機關逮捕。我一看參考消息，逮捕的時間是兩天前。我馬上警覺到，也許像上次那樣，現已有人在監視跟蹤我了。於是我叫龍萬治趕快離開我家，不要讓他受到牵連。這樣，龍萬治匆匆地離開了我家。這一整天，我關起家門，清理並燒毁了很多文革時期留下來的寶貴資料。包括很多首長與王大賓一起的照片，一起開會的照片，還有一些信件，還有文革的重要資料。這些資料都是七一年王大賓被捕時，放在我的皮箱裡倖存下來的。那個年代，我已無法辨清黨內的路線與派系，也無法判別誰是誰非了。因此無法判斷這些資料被抄對王大賓是福還是禍。沒有任何人可代替我來保管這些資料。再說，現在所有東西都不宜帶出這個房子，誰能保證外面沒有眼線？我很清楚，這些都是極寶貴的歷史資料。為對歷史負青，就應保存它們。不管它們是好是壤，是黑是白，是對是错，終究是真實歷史的窝照。可退一步又想，歷史為何不對我們負責呢？僅參加了兩年的文化革命，被炮轟、審查、關押了七、八年，現在還要被正式逮捕。從學生時代一直到現在，女兒都 227 ==========第249页========== 缕 王大賓回憶錄◆ 四歲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亦無休止。自己都無法自保，又談何去承擔歷史責任呢？於是我心一狠，把資料全燒了。就燒在我家唯一的下水溝。為了不發出煙味，我不斷用水沖刷下水溝。就這樣，寶貴的歷史資料竞成了一堆灰燼被冲到了污水溝。唯有一封鄧穎超窝給王大賓的信我保留了下來。後來，每每想起此事，我就覺得後悔不已，覺得自己太短視了。尤其是今天，地院的老師，同學們為了還原地院文革一個真實的歷史，嘔心瀝血地到處奔跑收集各種資料窝回憶錄。我就更為我毁掉那些資料而痛心和自青了。 燒資料後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有幾個人來到我家來抄家。他們向我宣佈王大賓被公安機關正式逮捕。當時我不知他們是來自北京，來自湖北，還是來自武漢。反正也沒有什麼區別，况且我也無權過問。 這次的抄家可沒有上次那樣客氣。他們把我們這個十幾平方米大的家翻了個底朝天。這些年來，我已被磨煉得麻木了，既沒有火，也沒有氣。可看見他們抄家翻東西如此不客氣，我真的生氣了，問他們：“你們到底想要什麼？”其中一人可能是他們的小頭目，見我話中带刺，狠狠地瞪了我雨眼。這個小小的家讓他們抄了幾個小時，仔細得連針都能翻出來。樓下圍滿了好奇和看熱鬧的群眾。熱鬧得像四年前我們結婚時一樣。不同的祇是四年前是結婚，這次是抄家。最後，他們帶走了一些他們認為有用的資料，但我相信，裡面不會有任何有真正價值的東西。衹有鄧穎超給王大賓的信是我自己交給他們的。我想這封信也許可以洗刷說王大賓反對周總理的罪行吧。天曉得有沒有作用。也許，任何證據都不可能改變他們的命運。政治和歷史的進程都需要他們去坐牢，衹要不把牢底坐穿。 抄家時，小女兒繁繁地用小手拉住我的衣服，被赫呆了。上天不公啊！我瞭解王大賓，文革中作過错事，但他有良知，不會幹壞事，一個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屍骨未寒還躺在水晶棺中，追隨他的一個學生落得如此下 228 ==========第250页========== 王大賓◇著 場！今後誰還敢聽領袖和黨的話？ 古寶琳 窝於2011年5月30日-2011年6月4日 探監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我带著四歲的女兒到武漢探望王大賓。我們從成，都經過鄭州轉車到武，漢。當然那個年代那怕是坐上幾天幾夜的火車，也都是硬座。沒有人敢有坐上臥铺的奢望。一是沒有錢，二是買不到臥铺票。經過三天三夜的路程，火車快要到達武漢，車箱裡響起了廣播：“漢口站快到了，請下車的旅客準備下車。”我女兒一聽到是武漢站，高興得從座位上跳起來，興奮得滿臉通紅，笑著叫著：“我爸爸就在武漢。”“武漠到了，武漢是我爸爸住的地方。”火車慢慢地靠著月臺停了下來。女兒根本沒顧著下車，衹是透過玻璃窗到處尋找著月臺上的爸爸，儘管她不知存有幾分對爸爸的回憶。我拖著她下車後，她就像脫韁的小野馬，車站臺上亂竄，去尋找她的爸爸。好不容易把她抓住，幸著她走出月臺。她不斷地發問：“我爸爸為什麼沒有來接我？”“我爸爸不是在武漢嗎？”“你不是說帶我到武漢看爸爸嗎？”“為什麼？”“為什麼？”她的話一刀一刀地刺割著我的心。淌著血的心緊缩著，我一言不發。我能說什麼呢？女兒僅四歲。她當時那失望的臉神和委屈得想哭的樣子，至今三十一個年頭了，我還記憶猶新。自此，就不再經常向她提及她的爸爸了。我不想讓她那細小的心靈再失望和受傷。 到了武昌車站，我寄存了我的行李，帶上給大賓的日用品和食物，毫著女兒，按照地圖的指引往民主路走去。自王大賓在武漠被正式逮捕後，我所知道的聯繁地址是武漢市武昌民主路415號。寓信和寄東西全是通過這個地址。那天，武漢刷下 229 ==========第251页========== 王大賓回憶錄◆ 過一場大雪，不知下了幾天，路上的積雪足有一尺厚。從地圖上看，民主路離武昌火車站沒多遠，慢慢走過去吧。路上的積雪太厚，我女兒邁著艱難的步子，才沒走多遠，腳上的棉鞋濕了，她說腳很冷，不願意再走了。當時我又不可能有備用的鞋子，附近又沒有任何壹鞋的商店。我衹有背著她。她穿著一件我給她缝做的厚棉大衣。背在背上，像一個大包袱，越走越重。路越來越長。民主路怎會這麼長，我一個個門號数著，數著。不知當時為什麽竞會產生一種天真、愚蠢而又奇怪的幻想。這條路都是民間住宅，不應該有監狱或看守所吧。也許，王大賓不是在坐牢，而衹是像在江陵那樣，隔離關押而已。要是這樣，我們應該能看到他。當門牌號数到81,82,83，突然出現了一個凹進去的空地。空地後面就是高牆，電網。我兩腿 一發軟，跌倒在地上，女兒從我背上滚到雪地裡。在雪地裡女兒還一個勁地內疚：“媽媽，是不是我太重了，把你壓倒了。”“媽媽，我聽話了，我自己走吧。”“媽媽，你跌得痛不痛，讓我來背你吧。”… 到了看守所門口，我要求看望王大賓，值班室士兵去請示，研究。女兒和我站在門口的雪地等待回話。開始，女兒很高興，看到带槍的士兵。電影裡帶槍的解放軍都是英雄。所以女兒笑著跑去跟他們說話。被大聲地呵嘖：“走開！”士兵那兇神惡煞的樣子把女兒嚇哭了。我憤怒地朝那個士兵嚷嚷：“她還是個孩子，何罪之有，值得你這麼凶。”那士兵輕蔑而又不屑一顧地“哼”了一聲。那 一聲，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是的，我們現在是囚犯的家屬。囚犯與囚犯的家屬是同等待遇的。衹不過是一個在牆内，一個在牆外而已。 四十分鐘以後，有人來告訴我，不准探監。我再三請求，說我是遠道而來。沒有用。我退一步，說讓女兒一人去見爸爸，也不行。没有人為此而動心。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把帶來的食品和日用品請他們轉給王大賓。他們把食品退給 230 ==========第252页========== 王大賓◇著 了我，留下了日用品。我拖著麻木的身軀，依然背上女兒，像幽靈一樣離開了看守所。女兒在我背上又開始不斷地發問：“為什麽他們不讓我們見爸爸？”“為什麽他們要這麽凶？”“這些解放軍是不是壤人？”“我們下次還來不來武漢？”“我們能不能叫爸爸回成都。”…我無言以告。衹聽見鞋子底下的積雪“吱，吱”地響著，化為冰水。 古寶琳 1971年3月9日，我被軍宣隊抓走後，78年4月29日我被逮捕關押後，古寶琳都寫有多首表達其心情的詩作，現也照錄兩首： 春歌行（逮捕） 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吏令催賓曙光寒，冷眼離顏不曾看。籠鳥方見春色瀾，章法碎落露未幹。天涯墨幹知音難，艱心顧影同患難。 三十海內風凤塵蕩，不堪悲歌横面彈。千秋功罪為纓光，黃梁月夢何能返？！凶吉浮雲那月散，苦心傻女極目然。 江城子（探監） 七九年元月十五日 231 ==========第253页========== 王大賓回憶錄◆》 十年相知倆茫茫。書音絕，容難忘。千里探監，蒼蒼知悲凉。幽門暗碧隔重陽。畏電網，恨高牆。可憐醉魂回故鄉。驚小女，依身旁。無言以告，祇有淚千行。衹隨落花埋紅浪，斷腸年，愁難當。 1983年10月底我出獄一年後，古寶琳已調去深圳工作。還是因為我的原因，古寶琳多方努力也無法將我調過去。無奈我們雙方 2013年，我与女兒、女婿、外甥女在美國全家照 2013年，我的天伦之乐 232 ==========第254页========== 王大客◇箸 協議離婚了。我們1974年出生的女兒古弋跟了古寶琳。現在她們都在美國生活工作。我們還是朋友，常有來往。我也去美國看望過她們。我衷心地希望她們幸福。 (2)我的老伴劉玉芳 在我還背著沉重的文革歷史包袱，孤身一人的時候，也許又是上天有眼，老天爺也同情弱勢的生靈，又賜我一個現在的老伴劉玉芳，陪我走過後半生。 我與老伴劉玉芳的晚年生活 1987年夏天，在灌縣教小學的表嫂王建芬，經她的同事陳惠英老師的介紹，我認識了灌縣醫院的劉玉芳醫生。她是位善良、能幹勤奮、善於持家而且心直口快的農村姑娘，文革初正上衛校中專，沒有參加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她反對學生揪鬥老師，是一個“逍遙派”。衛校畢業分到醫院工作，入黨，並被四川省衛生廳評為先進工作者。離婚，有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她年龄還小我八歲。在那個處處講政治的年代，看看自己的文革歷史和處境，我心裡平衡 一下，可能這個對象談不成。見面之前，劉玉芳都從介紹人那裡知道了我的情况，我和劉玉芳都是農民的孩子，自然好溝通，一見面 233 ==========第25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就認為這個人很好，不便多說什麼，我就把帶來的被關押審判的材料，包括法庭的辯論材料，雙手捧著交給劉玉芳，請她拿回去看後，想好後我們下次見面再談。這就是初次見面我給她的一份見面“禮”o 很快，表嫂就通知我，你快來灌縣，劉玉芳說你是個好人，她喜歡上你了。這樣我們就正式交往了。結婚後，我聽她說，衛生局的林德蓉副局長是劉玉芳原醫院的領導，個人關係好，林德蓉和她的丈夫吳維政醫生都是好友。當劉玉芳和林醫生談她和王大賓準備談戀愛的事，林也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事，一個學生的參加出點什麼問題，怪罪誰？誰也講不清當中的是與非，歷史已成為過去，責任不在王大賓，一看材料，一目了然是怎麼回事。這也可能，為了和我往來、戀愛，劉玉芳是在向上級徵求意見吧！看來，劉玉芳是下定心要和我結婚了。 1988年3月18日，我們登記辦理了結婚證。就在劉玉芳的單位家屬區宿舍舉行了簡樸熱鬧的婚禮，新婚家俱全是劉玉芳的積蓄置辦的。 1989年我調到都江堰市後，成探廠的都安華司機用一輛貨車為我搬家，將我的幾大箱子書，幾隻掉了瓷的飯碗，老式的鍋，兩套舊被褥補了大塊小塊補丁的床單和德昌老家堂姐夫唐和光大姐夫過去做的那套家俱—櫃子、桌子、書桌、床等結實又古老的家俱拉來都江堰。這時一看，全是些古董。這就是我在成都的全部家當了。後來我們又搬到了劉玉芳單位新修的，分配到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這樣，我就有了一間盼望已久的書房了。我沒有什麼財產，唯有書一大堆而已。 結婚後，劉玉芳不願離開都江堰，這樣我就調到了都江堰。幾年後，我們先後下海打拼創業，經歷風風雨雨，但也平穩安定。轉眼我們-一起生活至今已有27年。 現在的我已退休在家多年。身體健康的我們，晚年生活還是蠻幸福安康的。 234 ==========第256页========== 王大膏◇著 2012年我與老伴劉玉芳在荷蘭 2.與時俱進，我在改革開放大潮中 1983年10月26日刑滿，地院派二人從看守所接出我，直接到武昌火車站，送我回成都原單位，在火車站政所我給古寶琳發了電報，郵政所女營業員一看電報內容，睜大雙目看著我，堅持不收電報費，她說：“我給你塾上，不用你花錢，衹要活著出來就好，多保重吧！”每想起這件小事，還是讓我充滿對這位素不相識的營業員感激之情，永難忘懷。二天一夜的火車，他們二人把我送到工廠家屬區，交給了古寶琳後，說就去四川省地質局，為安排我的工作之事離開了。 一家三口總算團聚了，我無工作，無收人，全靠古寶琳微薄的工資艱難地維持生活。省地質局向省勞動人事廳打了報告，因 235 ==========第257页========== 王大賓回憶錄◆ 勞動人事廳的頭頭阻撓，因1978年4月29日我被逮捕之後，工廠就開除了工職，到了1984年的一月了，還未能落實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地院派的二人接出漢口看守所時就講清楚了，文革案件和其它案件不同，中央專門發有82年9號文件，像我這樣的規定回原單位安排工作。1969年元月我就畢業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地質修配廠，我所接觸的師傅、師兄弟們關係一直很好，這時見我如此的處境，就出主意要幫我度過難關了。首先是我的師傅機修老工人范松雲和師弟蔣國安出面，一車間主任軍隊排長轉業的梁懷倫，還有何 一林、李澤民、李宗憲、張國良、鄧富泰等工人，從他們低少的工資中為我凑了近千元，他們說：“我們窮工人，衹有這點能力幫你，我們已為你作了一輛手推車，用車間換下來的大軸承作的輪子的賣貨的推車，馬永康已為此事奔走，給商業局下屬單位的朋友講好了，我們的辦法是，用大家凑的這點錢作進貨的本錢，你就把批發的香煙、瓜子、花生等装車上推著去人最多的，如火車北站，天府廣場叫賣，會有許多人照顧你的這個小生意的…”我和古寶琳對工友們的這種真誠幫助非常感動。轉念一想，這確實也是謀生的手段和辦法。工友們讓我去看看他們為我作的手推車，真是太適用、漂亮，特別是事門作了一格擺香煙的小貨架。鉗工師傅們的好手藝。當一個小商小販，走街串巷，還必須有合法的營業執照，馬永康帶我找到辦執照的相關的府青路辦事處和工商分局，辦事人員為難了，情況特殊，要我找省地質局蓋個章，申請辦執照的申請書，一定要地質局蓋個公章。我立即去地質局，他們為難了，說不是地質局不給我安排工作，是上面沒有批示下來，要我再耐心等一等。等了一個月又無音訊。這可急壞了鉗工師傅吳文才，1984年的 二月某天的晚上，吳文才師傅很是高興的樣子來到我家，對我和古寶琳說：“大賓的情况我和女兒、女婿講過，女婿的弟弟何青柏是下鄉西昌的知青，回成都後，自謀職業，開了一個‘成都舒樂五金百貨商店’，生意不錯，女婿告訴我，何青柏歡迎你到他商店去工作。”工人師傅們為我的謀生之路，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上面無義，百姓間有情。 236 ==========第258页========== 王大賓◇著 第二天早飯後，吳文才師傅和我騎車從八裡莊進城，在草街和平電影院對面的小街就是何青柏的辦公室，首次見這個標準的城市出生、返城的知青，生氣勃勃、英俊、熱情，開口就以“王大哥”相稱呼，何經理和他的愛人朱虹並立刻帶我去幾百米處的西王龍大街看他的門市，認識門市的營業員。回到他的辦公室喝茶，並來徵求我的意見，他就封我為“舒樂百貨商店辦公室主任兼出納”，“工資暫定每月120元”。我表示感謝，雪中送炭，回鄉知青夠哥們的了。我次日就上班了。很快就熟悉了商店經營的五金、百貨品種。我早出晚歸，騎一個小時自行車，每天早上8點路過成都肉聯廠，該廠的一些工人認識我後，過兩天都為我先準備了七、八斤豬肉骨頭，價格便宜，又不用肉票，當時是要憑油票、肉票、糧票等購物的。八斤肉骨頭拿回家煮湯，還可撕下幾兩瘦肉，以此改善生活。我深深記得，古寶琳出差後，僅九歲的女兒放學後，在家用蜂窩煤爐灶蒸好飯，坐在房屋外走廊上做作業，待我從城裡下班回家。一次她竟然高興地說：“爸爸，飯早蒸好了，我把菜都煮在鍋裡了，我們吃飯吧！”我揭開鍋一看，早上我買回的幾塊豬骨頭和 一個未切的大蘿蔔在鍋中轉動著，真讓人心酸。女兒說，可忘了，蘿蔔要切成塊了。暑期放假了，舒樂五金百貨店剛好要到二十裡外的新都，去參加一個壩鄉廣場上的商品交易展銷會，會期三天，是用帆布等搭的臨時商鋪，女兒也去幫忙銷售產品，引來不少顧客，何青柏經理夫婦都誇她是個好銷售員。兩個晚上就住在帳篷裡。在成都我們無親戚，我又無正式工作（鐵飯碗)，古寶琳的家在廣州沙面，親戚們都在廣州、深圳等地。廣東是個較早開放的地方，我們商量，古竇琳带著女兒還是先回廣東，以後我才想法過去。古寶琳的大姐、兄弟們為她聯繫了幾個單位都說，有夫妻關係的不可能衹接收一個。當時我還未回工廠工作，根本談不到單位之間調動事。十多年來，古寶琳已為我吃盡了苦，受盡了反革命家屬的罪，都是受我的牵連，就讓她帶著女兒去逃一條生路吧。衹有離 婚才能讓她調離成都，我們1984年11月17日辦理了離婚手續，她調复清到深圳一公司工作。 237 ==========第259页========== 王大賓回憶錄◆ 1984年12月，我向“舒樂五金百貨商店”的何青柏請半月假，送古寶琳和女兒回到廣州娘家。古寶琳去深圳報到上班去了，我就帶女兒去清遠縣古寶琳的大姐古寶成家。寶成是清遠縣副縣長，女兒來大姨媽家同表哥、表妹一起上小學。我女兒是投靠到大姨家來了，插班上小學。 夫妻分離，帶給孩子的是痛苦，女兒小弋在廣東上學，在深圳上中學，又非常想爸爸。因此，高三時就到都江堰市來插班，上高三。1993年高中畢業考入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在成都、都江堰期間，劉玉芳細心地照料她。1996年去美國華盛頓大學繼續上學，畢業後就留在美國生活、工作。古寶琳後來也去了美國。她們回來看望，我也去美國看望她們。 當時我的思想還是非常傳统保守的。一次古寶琳在香港的王波表哥給我十多隻電子手錶，當時在成都是非常緊缺之品，一隻可賣二十元左右，表哥送給我時我間他在香港要多少錢一隻，他說就五、六元。我帶回成都後，不敢拿出去賣，怕犯了投機倒把罪，走私罪。最後，悄悄地以六元一隻價格賣給了别人。還擔心有人揭發！ 再一件事是，一位廣東汕頭姓陳的經理，來成都推銷他的五金工具，我們熟悉了，也在销售他的產品。他通過管業員知道了我的身份，他兩次到我家。後一次來他對我說，我們汕頭造反派的同志也商量過了，想把你偷渡到香港去，你就別在成都受苦了，已經有不少受不了迫害的人都是偷渡過香港的，坐船很安全。他勸我去香港，我謝絕了汕頭朋友的好意。我說，我不能去香港，這不是我個人的事，這會給千千萬萬紅衛兵臉上抹黑的。實在不能在成都生存，我就回大山溝我老家去種地，鄉親們會接納我的。 1985年的夏天，成都軍區離休的徐躍明處長，文革初期是四川省地質局的軍代表，在離成都軍區不遠的西玉龍街何青柏經理的成都舒樂五金百貨店門市，突然見我正在門市上收當天的營業款（我是出納)，問了我的情况。他說，真是大材小用，你在這個商店做事。我說何經理對我不错。第二天，他就找到辦公室來了，徐處長 238 ==========第260页========== 王大蜜◇著 說，我已同軍區在紅星路口的通訊總站的同志說過了，卓處長也同意了，你就到這個部隊下屬的一個公司去工作，這是個做絲绸等進出口業務的大公司。何青柏也說，沒關係，徐處長介紹你去，就去，剛好可以讓我這裡的商店和他們掛上銁，今後好合作做生意。過一周我就去了紅星路口軍區通訊總站大樓，在下屬的名叫樸湖公司上班去了，叫我當了副經理，工資也增加了，並到南充市等地聯繫了兩笔生意，有空閒我也去何青柏的辦公室聊聊天。 1986年春天，當時身為中辦主任的王兆國到成都時，問起王大賓的去向。有關部門頭頭緊張了，王大賓還在社會上飄蕩，在打臨工為生。這次是地質局領導出面找我落實政策了。我已妻離子散，心情不好。我說，我有一雙手能勞動，不回工廠工作，也餓不死人，我不願回廠安排工作。刚好，地質部有一個會議在成都召開，探礦工程學老系主任李世忠教授等人來參加會議。地質局領導就請李世忠教授做我的工作。李教授說，“你是我教過的專業技術基礎好的學生。78年抓你之前，你還在同我一起搞人造金鋼鑽頭科研項目。黨和人民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你是搞技術的，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你還是聽從局黨委的安排，回原單位去搞技術工作。”我沒有馬上回答李教授的勸說，我說還要想想再决定。 文化大革命，我一個不懂政治是什麼的學探礦工程的學生，捲入了這場政治運動，這並不是我的志向。我在家鄉上高小時，教生物的鄒紹龄老師是位留學日本回來的學生。他有一台從日本帶回來的顯微鏡，讓我大開眼界，在顯微鏡上看了肉眼看不見的那麼多微生物，生物界太神秘了。上初中我參加了鄭允中老師領導的課外生物小組的工作，學會了嫁接技術。我們把番茄枝嫁接到土豆杆上，成功了，地面上結的番茄，根部長的是土豆。還養了幾種小動物，我還異想天開地將山上的茅草背到學校幾棵，想搞茅草與水稻的雜交，想讓滿山坡上的茅草都結上稻穀，因花期不相同，未能搞成。我是迷上生物、動物的實驗了，崇拜米丘林、巴甫洛夫這些生物學家、動物學家了。我準備以後報考農業大學。1958年上高中後，寒假暑假期間，因四川省一個地質勘探隊在王道山黄草坪勘探鎳礦 239 ==========第261页========== 王大賓回憶綠◆ 勘探隊部就設在我家大院内，有北京和成都地質學院的畢業生，還有兩位年青的蘇聯事家和他們接觸，又去勘探工地看看。這一下，我就對地質勘探工作感興趣了，我的志向又變了，不想搞生物研究了，要想成為一個為祖國尋找礦藏的地質專家了。 這就是1961年高中畢業高考填志願時，我的第一志原願就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原因，軍事院校放在第二志原願。當時，我認為國家急需的是建設人才，實現共產主義要消滅三大差别，搞地質工作，既是腦力勞動，又是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正是要消滅的三大差別之 一，共產主義的理想之一不是在自己身上先實現了。 我的志向在山川大河，要為祖國建設找礦藏。現在有機會回到探礦機械廠搞我所學的專業，還是不能放過，最後我還是决定回工廠去工作，每月衹有68元，比我在外打工錢少多了。 回到工廠，仍然在老技術科長鄧運鴻工程師領導下，在車間負責技術工作。中國地質大學掘進研究所所長張國櫸教授正好在此搞科研。我攜著科研出的新產品，在成礦廠二年多時間，我又高唱著地質《勘探隊員之歌》，在攀枝花鐵礦的山頂上，在遼寧省的弓張嶺鐵礦的山坡上，在深圳的採石場上工作著。遠離城市的喧鬧和花花世界的煩心，高唱《勘探隊員之歌》，遠離紅塵、清靜，也是種快樂。 我和張國櫸教授為了我們研製的新型釬頭超過國外同類品種的品質水準，從配方、設計多次改進，並多次去冕寧西昌交界的瀘沽鐵礦實驗。這裡的鐵礦山中…個礦脈的鐵礦石是品位最高達75%，是最堅硬最難破碎開採的礦脈，我們和鑿岩開採工人一起早上進礦洞，午餐在井下，下班才出洞，艱苦實驗。我又在爬山、涉水，置身於大自然，大山之中，又重新喚起了要實現高中時立下的志向的希望，為祖國尋找豐富的礦藏，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探礦地質專家。1989年我調入都江堰市後，當地政府為我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平臺，後來巴西季先生提供了資金，一心為公，為大家，為實現自己的初衷、理想、志向去拼搏奮鬥。 和劉玉芳結婚後，為調動工作的這件大事，我表哥宋立清就去 240 ==========第262页========== 王大寳◇著 找了灌縣縣委常委、副縣長張甯生同志，請她幫這個大忙。張甯生副縣長就將我介紹到灌縣經委，建議接收我到經委屬下縣辦的一個技術學校去教機械或數學，當教師。但當灌縣組織部門從成都省地質局調來我的檔案、在灌縣常委會議上討論時，許多常委持不同意見，不同意接收我。最後，時任中共灌縣縣委書記徐振漢表態，力排眾議，堅持同意調我來灌縣工作。徐書記是南下的老幹部，文化革命時也被批判過，但徐書記心胸開闊，政策水準高，思想解放，是一個有擔當的領導幹部，他在縣委常委會上說：“我看了王大賓的檔案，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都是紅衛兵在文革運動初期的問题。他當時是個學生，一個優秀的學生幹部，他當時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黨中央的話，他聽誰的話？我同意調他來灌縣工作，若出了什麼問題，由我徐振漢承擔責任。”都懂的，中國的事， 一把手表了態，拍了板，很少有辦不成的事。這樣，我就調入了灌縣。以上我調動的情祝，是多年後聽四川省政協常委離休的徐書記講的往事。 2015年，我與張甯生、彭倖的合影 介紹我來灌縣工作的張甯生副縣長，是江蘇省泰興人，她的父親也是位老斡部。後來任都江堰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市委書 241 ==========第263页========== 王大賓回憶錄◆ 記、市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都市政協副主席。 2014年我與彭偉看望徐振漢夫婦時的合影 我記得，縣委常委會決定後，就派了縣委組織部一位姓雷的中年女幹部，同我去了四川省地質局為我辦理了調動手續，調取了我的人事檔案材料。 調到灌縣後，經委、科委考慮到我的專業特長，不安排我去教書了。市科委楊淑芳主任找我談話，搞一個钎具生產科技項目，選擇了灌口鎮所屬的街道辦的五金工具廠作為基地。因五金工具廠屬於灌口鎮政府。市科委楊主任又去找了成都科委的熊主任，為此，爭取了成都市科委的支援，為我們的項目提供了二十五萬元低息科技貸款。其中五萬元為無息扶持資金。中行的李志誠行長也表示支持。兩年時間我就把科技貸款還完。五金工具廠就那幾台落後、陳舊的車床、鑽床、鋸床和一台壓力機。我就用這筆低息貸款，添置設備，最貴的高頻加熱設備就花了十一萬元。我請來了成探廠退休的技術科長，鄧運鴻老工程師為我把關，並與中國地質大學掘進研究所所長張國櫸教授聯繫尋找科研單位的支援。1989年7月試生產成功，當年就實現盈利。後來，中國地質大學又分配來探礦工程系畢業生肖鵬甯、李啟祝和研究生潘祖龍。從資金、技術和技術的 242 ==========第264页========== 王大賓◇著 後備隊伍一應濟備，產品市場已打開，市上和灌口鎮政府就希望擴大生產規模，離開五金工具廠獨立建廠。灌口镇政府出面，以每年1200斤大米價格一畝的租金租用建新村近十畝集體用地，建了一幢 二層樓的辦公樓和三個生產車間，水、電花錢建通，潘祖龍副廠長負責基建。半年後新廠建成，遷入。還掛了地質大學都江堰釬具廠的牌子。我集中精力開拓市場。在全國行業上，我也小有名氣，1992年被評為高級工程師職稱，被推選擔任中國纤具纤鋼協會和中國岩石力學與工程學會理事。 天有不测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也許是壞事又變成了好事。釬具廠正蒸蒸日上，全廠職工奮力工作。我和潘祖龍副廠長在灌口鎮政府拿工資，廠裡衹發點補贴，沒有一分錢獎金。真是艱苦奮鬥，一心為公。 1994年5月28日上午9點，突然接到灌口鎮政府的通知，馬上到鎮上開會。召開什麼钎具廠董事會（籌）擴大會議。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開一天會，搞了一個“董事會（籌）擴大會會議紀要”附全文照片如後。 我身為钎具廠廠長，還不知道工廠有什麼董事會。工廠是屬於灌口鎮政府的企業，我和潘祖龍都是鎮上下派的幹部，掛地質大學的牌子是借用名聲，衹給了張國櫸教授為所長的掘進研究所給予技術支援的獎勵，每年交一笔資訊費用，工廠從來就不是股份制企業。工廠是每畝1200斤大米按市場價租用的，每年都在年終支付了租金。現在突然冒出了一個“董事會”，建新村成了“大股東”。我本人還沒有傻到那個地步，一下就明白了，封我董事長，是還想利用我，潘祖龍當廠長，也是在掩人耳目，也是當不長的。 1994年正處在企業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下，確有一些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一夜間就變成了股份制，變成某些少數人掌控的企業。國有資產、集體資產就是這樣大量流失的。許多的大、小老闆就是這樣變成的。 在灌口鎮政府會議室召開的釬具廠董事會（籌）才第三天，5月30日，建新村“大股東”副董事長周仕元就迫不及待地到我辦公 243 ==========第265页========== 王大賓回憶錄◆ 室來，要我交出釬具廠的印章辦移交，也過於太想要工廠的權了。我一氣之下6月3日將印章啪一聲丢在桌子上，收拾了抽屜的筆記本，揚長而去，我不幹了。這種感覺，就似父母親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突然被人抱走，成了别人的孩子一樣難受。多年的血汗、辛勞，我空著手離開了艱苦創辦的工廠，唯一得到的財產就是為工作需要在我家裡安装的一部電話，我是淨身離開工廠的。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邁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把“紀要”給劉玉芳一看，她氣得跳了起來說：“你以廠為家，剛遷新廠，沒有家俱，你把家裡的鍋，桌子都等拿到廠裡去了…他們太欺侮人了。趕你了，還想再利用你，别上他們的當。你不要生氣，天無絕人之路。”5月28日，我就給北京外交部去了電話，向李永祿同學簡要講了所謂的董事會（籌）的概况。他用那種外交官的沉靜的風度，一字一句地對我說：“別生氣，大風大浪你都經歷過了，這點事，不值得生氣，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壞事也許能變成好事，季先生刷好在青田，我立即向他講這件事。”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家，李永祿來電話，要我迅速到京，三天後季先生來北京見我。立即就去預定到北京的火車臥鋪票。 1994年6月初，我乘火車到京，到了季先生的賓館，首先讓李永祿和季先生看了5月28日的會議記要。季先生非常生氣，“什麼建新村什麼周仕元，統統不認識。我和李參欑去看望你，參觀了你們的工廠，你是廠長、法人，說流動資金困難，我才給六萬美元讓你去作抵押貸款。我是信任和支持你，當時你要打一張六萬美元的借條，我都不讓你打條子。建新村周仕元還想和我談什麼投資、合作，你這樣厚道的專業人才，他們都容不下你。我交給你的六萬美元，是支援你的工作，並不是要投資到工廠…要搞你就自己搞，搞一個中巴合資企業，資金我來出…” 大概是在看守所那幾年，我把某些書看得多了，我的思想不解放。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列寧說：“我們决不能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 244 ==========第266页========== 信：它衹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看來我這個紅衛兵出身的人已經落後於實際生活了。還是固守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制度，擔心搞中巴合資企業會不會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因此，不敢直接答應季先生的建議。李永祿也說服不了我，就請來了我的好友，從軍隊送人人民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的地院附中的張海濤教師，和曾經在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過兩年的孟繁華同學，來從理論和現實的角度開導我，讓我跟上時代的步伐，打消我的多餘的思想顧慮。終於，讓我的思想開竅了，我正式答應了季先生的建議。我們第二天，又討論了一些具體事，北京幾位老同學、教師們聚會之後，我立即返回家。照季先生和其他人的話，依靠當地的黨委政府，定能把中外合資企業辦好的。 剛從京回家第二天，張甯生副書記帶著她的秘書張濟環同志就來到我家中。張書記說，钎具廠的董事會記要也看過了，他們這樣做是不妥當的，欠妥的。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資多不易，自己上門來的季先生和外交部的外交官李先生是來看望和支持你的，這個“記要”得罪李先生和季先生了。劉玉芳立即說：“感謝張書記的關心，你和徐書記把他調到都江堰這份情意，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王大賓本想一走了之，外面幾個大單位都在高薪請他去，他就是忘不了你們的那份情，我們欠了你們的情。”我向張書記彙報了到京後的情沉，我說，你不來找我，過兩天我也會去市委向你彙報的。張書記已完全明白了季先生的意見，她說，季先生絕對不可與建新村搞合作，就另選好的合作單位。 1993年5月16日，當時任中國駐巴西大使館政務參贊的李永祿我倆都是德昌縣人，我們的父輩就是好友、遠戚。我們在德昌中學上初中就是同班同學，1958年到西昌上高中，又是同年級同學，我是工科班，他是文科班（三年級分的班)。1961年我倆同時考入北京，他在外語學院，我在地質學院。我倆是解放後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德昌縣的兩個貧苦出身的大學生。我倆親若兄弟，我們同是 245 ==========第267页========== 六六屆應届畢業生，因文革拖到1967年才分配，他分到外交部。從1967年見過最後一面之後，他在國外當外交官，我又經歷坎坷，整 二十六、七年了未能相見，相互都在掛念著。這次是專程回家探視父母後來都江堰看望我的。他把他的好朋友季先生也請來了。季先生沒有到過四川，早就想來觀光了。季先生是做進出口生意的人，也想來四川考察一下。 李永祿是學西班牙語的，多年在中、南美洲工作，時任中國駐巴西大使館政務參贊。他有一位深交多年的巴西華僑朋友季福仁先生。季先生原籍溫州，青田縣人，1958年移民巴西，是巴西華僑聯誼會的創始人兼會長，是著名的愛國華僑，為中巴建交作過貢獻。作為巴西華僑領袖，多次應邀回國參加國慶等活動，也多次受到巴西訪問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中國衹要有天災，他都帶頭集資救災。在他老家溫州青田設有他的東亞進出口公司辦事處，他青田方山農村老家的路，每戶的電和裘山學校，都是他捐資興建的，造福桑梓。我曾經兩次去過季先生的老家青田。福仁公司成立後，每年季先生回國辦事都要來一次都江堰，我就陪他去了兩次青田。 有關我的坎坷，李永祿早兩年就和季先生談過了，他是位典型的愛國華僑，對中國的強大，對毛主席的崇拜，對共產黨的擁護， 與李永祿合影，中間為李永祿，右為蔡志芳同學 246 ==========第268页========== 他都是發自内心的。我和他的接觸，對這種印象很深。他也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所以在1983年5月16日，他一定要同李永祿來都江堰看望我。這都事出有因。臨走時，他將六萬美元給我，讓我拿到銀行作抵押貸款作工廠的流動資金周轉。我當時要給他寫張收條借條，他堅持不要我寫。他以為工廠是我創辦起來的，是廠長，是工廠法人，他是在支持我的工作。六萬美元按當時可兌換人民幣40多萬元。這可不是小數字。 與季福仁先生在都江堰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導下，最後在1994年七月中旬選擇了市物資局屬下的都江堰市物資貿易中心與巴西季先生合作，籌備成立《成都福仁礦山钎具有限公司》，我長途鼋話告知巴西季先生，他很高興，還用了他的大名為公司的名稱。市物資貿易中心的經理法人吳興禮是物資局的幹部，是個能人，他負責選廠址或租廠房，我負賣起草公司章程、合同、訂購設備等技衔性工作。 新廠衹用四個月時間建成，1994年12月就試產、投產。跟隨我幾年的職工大多都來了。福仁公司註冊資金113.3萬元，實際投入 123.33萬元。外方季先生占70%股份，中方占25%股份。董事長、法人是季福仁。童事是王大賓、吳興禮。1995年2月4日季先生來公司，次日由他主持召開了首次董事會，我為總經理，吳為副經理。 247 ==========第269页========== 董事會决定中方25%股份中，10%為王大賓的技術股份。公司從成立之時起正常運轉，逐步發展壯大。每年季先生回來視察一次。公司幾乎年年評為市的先進企業。全體幹部、員工和諧相處，共同奮鬥。在這期間，季先生還邀請我去巴西里約熱内盧他的家中去住了兩個月，以表兄弟之誼。 與季先生成立的合資公司：福仁礦山機具有限公司 合資公司約定合作期限15年。在公司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合作期滿清算，季先生的投資早已全部收回，並獲得投資回報，工廠員工亦都有穩定收入的保障。我沒有辜負季先生與朋友們的信任與支持。 合資公司清算結束了。我已退休，但釬具事業後繼有人，還在繼續。我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生命也還在過程中。回首往事，無論榮耀，還是苦難，都是我人生的體驗與經歷。寫了下來，既是我對研究文革歷史的人的一個交待，亦是留給對我還有興趣的後人、對我關心開注的朋友們一點真實的東西。 248 ==========第270页========== 249 ==========第271页========== 250 ==========第272页========== 251 ==========第273页========== 後記 我的回憶錄，終於如願完成並得以出版。在這裡，我首先要感謝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個四川德昌大山溝裡走出來的平民百姓的子弟，有機會讓我體驗經歷榮耀與苦難，才有這麼一點可寫的東西，讓我也能寫出這樣一本回憶錄。而過往許多關於文革歷史的著述文章，有不少對我的不實記述也促使我寫出真相，才篇下這些文字。 我要感謝中國還有香港這樣一個還有出版自由的地方，讓失敗者也能离出自已的歷史，且不用藏之深山，留予後人，而能在我生前就可得以公開出版發行，也許我活著就還能聽見他人對此的指點評說。 我的回憶錄能夠順利成書出版，還得感謝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敖本立先生。：是他費神費力，將我在1982年在看守所离的《一個紅衛兵的自述》和後來寫下的片斷、碎片的回憶文字，整理编寫成書，並準確地表述了我的一些反思與想法，為本書增添了應有的一點思想性。 我在都江堰工作生活27年，最令我感動和要感謝的人，就是我的老朋友彭偉先生，：他無私的幫助，熱心的鼓勵，不但是我的回憶錄得以完成的動力，！也讓我能從封阴的思維中吸收外界新鮮的空氣。我能在都江堰平安順利創業，幸福生活，我還要感謝一切幫助、勵、支持我的親人和朋友們，你們都是永遠留在我記憶中的人。特别是徐振漢、張甯生等領導的包容，給了一個發揮自己專業特長的寬鬆環境，感谢巴西季先生的信任與支持。 252 ==========第274页========== 我的回憶錄不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文革運動史，而祇是它全部歷史的一個部分、一個片断。地院的許多師生朋友，都從他們各自的角度與經歷，寫下了他們的回憶文字，有的還已公開出版與發表。他們的回憶幫助喚醒了我對許多往事的回憶，如鄭文卿、譚保華等同學就為我提供了當時的許多資料，使我的回憶錄能儘量準確地還原當年的真實歷史。我的回憶錄中也引用了一些他們的回憶文字，就不一一列出說明了，在這裡對他們表示我衷心的謝意。亦希望和地院的朋友們共同努力，离出一部完整、真實、準確的地院文革史。我回憶錄中如有記憶有誤的地方，亦請知情人批評糾正。 王大賓 2015年9月於都江堰 253 ==========第275页========== 王大賓回憶錄 王大賓著 本書版權爲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所有。除獲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本書觀點不代表出版社立場。 責任编輯：敖本立 司徒歸來 責任技编：張仙玫封面設計：個性書工作室 出版發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地址：香港摩利臣山郵政局47394號電話：00852-53628548電子郵箱：wengelishi(@163.com印 張：17.25 開 本：1/16 版 次：2015年10月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988-12284-6-8 定 價：港幣148.00元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第276页==========